卡夫卡和他的欧洲

公元1883年，来自德语家庭的捷克犹太人弗朗兹·卡夫卡生于波希米亚的布拉格，成为了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子民。41年后，他以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的身份在维也纳郊区去世。他能说德语、捷克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成年后还学会了意第绪语。他热爱犹太传说和德国文学，同时大半生又都浸泡在捷克文化中。这位卡夫卡先生首先是一个欧洲人，一个国际主义者，然后才属于各个民族和文化。死后，他被看做是一个重要的犹太作家，也被看作是最伟大的现代主义德语作家，到1945年以后，他又被当做是德国和奥地利的文学标志。最近这段时间，他又在家乡捷克获得追捧，这里的人们曾在他作品的鼓舞下奋起反抗苏联的统治。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卡夫卡是所有用德语写作的作家中最为普世的一个。

然而，那个催生了他的国际主义风格的欧洲已经逝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和约》撕开了连接欧洲的各个纽带，希特勒更直接把欧洲打得粉碎。在今天的欧洲，犹太人很少住在卡夫卡时代的犹太区，曾经多语言混杂的奥匈帝国地区也已经变成了一个个的单一民族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大屠杀过去之后，布拉格也陷落在铁幕后面，卡夫卡的作品在其家乡遭到查禁。到欧洲的犹太人被消灭后，捷克当地的德语人群也在1945年遭到驱逐。而上述这一切灾难发生之前，紧张和焦虑便早已遍布于欧洲，也正是这种情绪造就了卡夫卡的作品。当然，这并不是说，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世界和卡夫卡的世界是脱节的。卡夫卡形象中的焦虑、文化错位和面对终极问题的无力，即使在今天仍令我们感同身受。

少年時代，卡夫卡在布拉格的德语语法学校接受教育，上这种学校的主要是说德语的犹太人。他也学过拉丁语和希腊语，这意味着他可以阅读经典作家的作品原文。他也读过德国和奥地利的经典文学，如歌德、克莱斯特和格利尔帕泽的作品。作为一个说德语的人，这些是他所接收的文化遗产；而作为一个犹太人，这些遗产又不真正属于他。他也毫无疑问把19世纪伟大的文学作品纳入了他对现代传统的理解。在俄国，他热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法国，福楼拜；在英国，狄更斯。他读这些东西并不是为了感受什么异域风情，这些作家和他一样都是欧洲人。在他死后，这种所谓“大家都是欧洲人”的感觉已经消失殆尽了。

卡夫卡的外语能力在今天看来颇为惊人，但在当时毫不奇怪：他那位没什么文化的父亲也能说不少种语言。赫曼·卡夫卡小时候在家说捷克语，在学校说德语。在不断的迁移中，卡夫卡家族从皇帝治下的犹太二等公民变成了半被同化的资产阶级商人。变化的速度很快，新的社会产物非常脆弱。在卡夫卡的欧洲，一切都在变迁，一切都濒临灭亡。在他去世十几年后，欧洲就走向了无人能预见的野蛮状态。他那些破碎的意象，那些挣扎于自身完整性的人物，以及他们所面对的毫无责任感的政府，正是欧洲恐怖时代前夜的标准形象。

卡夫卡的小说中很少有明确的地名，但并不是说他的作品都没有地点。“外来者”是他最喜欢的形象之一：《城堡》中的K最为明确，而《审判》中的约瑟夫·K也对他自己的城市感到陌生。

在卡夫卡的时代，欧洲的价值观正被尼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著作所动摇，他们的思想也在卡夫卡的作品中留下了印记。政治上，小国正在孕育中，捷克、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都在开始反抗维也纳的帝国统治。这也是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崛起的时代，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革命成功，德国在1918到1919年发生了短暂的革命，布达佩斯也出现了类似的起义。当然，对卡夫卡来说，最主要的问题则是反犹主义的高涨和犹太复国运动的萌芽，他对后者有着巨大的兴趣。对遍布这个时代的科技革新，卡夫卡的感受则是爱恨交织。波希米亚地区迅速的工业化使之成为了帝国的工业重镇，卡夫卡自己的职业——工伤事故保险——也处于工业发展的尖端，科技、工业以及随之而来的劳资关系问题正是他谋生的渠道。他的第一位未婚妻菲丽丝·鲍尔在一家高科技公司上班，这正是她吸引他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外，伴随着变革中的文化认同和阶级斗争，卡夫卡的一生也见证着妇女地位的改变。他喜欢强大独立的女性，鲍尔在她的行业里便处于前沿领域。米莲娜是卡夫卡生命中另一位重要的女性，她也毕业于布拉格著名的密涅瓦女子高中。在卡夫卡的妹妹违抗父母意愿想要“嫁出门”时，卡夫卡支持了她。

卡夫卡虽然在小说里不怎么提及地名，但通过他的日记和信件可以看出，他在文化上植根于中欧。他通信对象们的出生地和居住地说明这一地区在文化上的边界。他们最终去世的地点则经常远在天边，从中也可以看出历史和地理在这一地区和时代的关系。菲丽丝·鲍尔是一位同化的柏林犹太人，希特勒上台后逃亡美国，最终于1960年去世。她的好朋友格蕾特·布劳克和她有着相似的背景和职业，但移居意大利后仍死于纳粹大屠杀。米莲娜是捷克基督徒，因政治活动遭纳粹迫害，1944年死于集中营。朵拉·迪亚曼特是卡夫卡去世前最后一位女友，来自一个信奉东正教的东欧犹太家庭，逃过纳粹后于1953年去世于伦敦。卡夫卡的第二位未婚妻茱莉·沃里契克来自捷克的犹太家庭，家境一般，像卡夫卡的父亲一样通过经营和勤劳改变了命运。卡夫卡的男女朋友们彼此都有某种相似之处。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他们之间也有区别，比如虽然多为犹太出身，但家境并不相同，对犹太种族的态度也不同。

卡夫卡的男性朋友们也是如此。他们全都来自犹太家庭。马克斯·布劳德逃脱了纳粹并到了巴勒斯坦，1968年死在那里。罗伯特·克劳普斯托克是一位来自布达佩斯的匈牙利医学生，1972年死于纽约。卡夫卡向出版商推荐过罗伯特，请他担任自己小说的翻译，那位出版商后来也逃往美国。卡夫卡还和学校里认识的两位朋友长期通信，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卡夫卡的一些特征。两人都相当接近德国民族主义，其中一人在一战期间更志愿加入奥地利军队并在意大利前线阵亡。另一人则干脆弃绝自己的犹太身份，甚至全面投身于德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但还是免不了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

犹太种族和犹太身份的定义本身便带着某种悖论，这种悖论经常让犹太人自己感到窒息。卡夫卡在成长过程中便越来越仇恨他偏僻狭小的家庭和文化背景。“世界，尤其是精神世界，比这个可恶的特普利茨-卡尔斯巴德-布拉格三角区要广阔得多。”他有时也会憎恨自己是犹太人。犹太身份的内容无所不包，因而也令背负着它的人们动弹不得。与此相对照的，则是他自己家庭背景的国际性，似乎通过他居住在各地的亲戚，他可以和世界的其他部分相联系。卡夫卡好像和这一切格格不入。他有一次说自己是中国人，还曾经设问说，他跟犹太人能有什么共同点？他跟自己都没什么共同点。

如今，卡夫卡所认识的欧洲在1989年再次剧变。苏维埃共产主义倒下了，天鹅绒革命扳倒了捷克斯洛伐克，后者分裂成了两个国家，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席卷全球，又在经济危机中举步维艰。在这个剧变的时代，我们有理由重读卡夫卡——这位不用捷克语写作的最伟大的捷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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