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翻译研究综述

摘 要：《红楼梦》作为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已经被翻译成了英、法、德、日、韩、俄、泰、西班牙等多种译本。随着外语研究及翻译研究的发展，学者们对《红楼梦》各种版本的语言翻译、文化翻译、译本对比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主要对目前国内《红楼梦》翻译研究做了大体回顾，从语用学、修辞学、文化等方面对翻译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指出了目前《红楼梦》翻译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出今后《红楼梦》翻译研究可能的领域与途径。

关键词：《红楼梦》 翻译 语用学 修辞学 文化

《红楼梦》作为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已经被翻译成了英、法、德、日、韩、俄、泰、西班牙等多种译本。海外的《红楼梦》译本有摘译、节译、全译三种形式。虽然《红楼梦》已有多种语言的全译本，但是从目前国内的翻译研究来看，却只涉及到三种语言的版本。英译本的研究最多，占所有研究的90%以上，俄语、法语、德语、日语、韩语版本的研究虽有涉及，但都总计不过十余篇。主要有成蕾的《“潇湘馆”里的“潇湘妃子”——〈红楼梦〉两个法译本中建筑专名的语义层级分析及其翻译策略选择》（《译林（学术版）》2011年第3期）；郭玉梅的《〈红楼梦〉法译本传统文化内涵的翻译策略》（《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年5月）、《从〈红楼梦〉法译本看汉语歇后语的翻译》（《法语学习》2011年第3

期）；森中美树的《简述日译〈红楼梦〉之难点——以平冈龙城〈国译红楼梦〉为例》（《红楼梦学刊》2011年第3辑）；苏德昌的《从红楼梦的日译看“そんな”的感叹词性用法》（《日语学习与研究》1993年第3期）；史华慈与姚军玲的《〈红楼梦〉德译书名推敲》（《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6辑）等。

一、《红楼梦》翻译研究现状评述

（一）《红楼梦》翻译研究总体概述

在进行《红楼梦》翻译研究的内容前，有必要从数量和质量上对其研究的总体状况进行宏观概述，为下面研究内容的归纳和分析提供相关数据。笔者通过CNKI中国知网，输入“红楼梦”及“译”两个关键字，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及“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选择“题名”检索条件，进行模糊检索，得到以下数据。

表1

■

从上面的数据来看《红楼梦》翻译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更多的相关博士论文及专著的出版，《红楼梦》翻译的研究的范围和质量都有了较大的提升。

（二）《红楼梦》翻译研究状况

1.语用学视觉下的《红楼梦》翻译研究 李蓓在《〈红楼梦〉语言学研究综述》（《红楼梦学刊》2011年第4辑）中认为汉语版《红楼梦》中语言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的性质、构成、词汇、词汇系统及对成语、惯用语、歇后语等熟语方面的研究。而目前的翻译研究来看还相对比较单一，主要涉及到词汇、委婉语、习语、典故等方面。《红楼梦》中词汇的翻译研究。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词汇的翻译研究主要涉及某一类词的翻译。

（1）人名的翻译。王静在《〈红楼梦〉姓名翻译与注释译法》（《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4月）中分析了杨、霍两英译本《红楼梦》的人物命名艺术，提出要忠实地再现《红楼梦》的文化内涵，就必须利用音译法和意译法、运用双关语法和借用法语、拉丁语等方法译出其中姓名的含义。赵丽娟在《金陵十二钗判词中人物姓名的英译本解读——浅谈霍克斯〈红楼梦〉版本主要人物命名》（《语文建设》2013年第6期）中以霍克斯对《红楼梦》译本中人名的翻译为蓝本，以金陵十二钗判词中所暗含的人名含义为研究对象进行阐述，认为符合人物特征的翻译才是合理的，值得推崇的。

（2）颜色词的翻译。田野在《论〈红楼梦〉中颜色词的翻译》（《重庆交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9月）中以杨宪益、戴乃迭英译的《红楼梦》为蓝本，从汉语颜色词起源、构成及意义的角度对颜色词翻译的一般规律进行了总结。首先要弄清颜色词的构成方式，然后再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同时应该注意的是颜色词的一词多义，翻译时要考虑到颜色词所在的语境。刘莉在《从〈红楼梦〉“红色”翻译比较英汉颜色词的联想意义》（《大连大学学报》2009年2月）中通过举例提出霍克斯不是把“红”简单地翻译成“red”，而是兼顾原语文化色彩与译文的可读性， 把“水红”翻译成“straw berry- colored”、把“银红”翻译成“old rose”等不同的单词，使读者在接受文字信息时， 也接受到原语文化及其联想意义。

（3）服饰词、配饰词的翻译。朱学帆在《〈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中配饰翻译的对比与鉴赏》（《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6月）中，通过分析两个英译本中服饰词的翻译，选取一些包含文化因素的实例进行对比分析，说明不同的翻译策略能达到不同的翻译目的。

（4）民俗词的翻译。王红英在《论杨宪益、戴乃迭和霍克斯〈红楼梦〉英译本中节庆民俗词汇的文化传译》（《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1月）中提出，不同的文化对于民俗词语源语有不同的认知，任何翻译策略及翻译手法都会造成翻译过程中的文化流失现象，所以译者只能在不完美中寻求完美，以搭建文化传播的桥梁。

（5）称谓语的翻译。肖家燕在《被扭曲的中华称

谓——〈红楼梦〉尊他敬语五种英译之比较》（《外国语

文》2009年第6期）中以《红楼梦》的五个英译本为语料，分析了原著前十二回中的“兄”“先生”转换到英语的途径，通过分析发现《红楼梦》中尊敬语“先生”的语用意义，是英语“sir”和“M.r”远不能及。同样，汉语中的“兄”这一称谓，与英语中的“brother”一词，既有意义重叠之处，更有文化和语用相左之处，不能在翻译中简单地划等号。

（6）委婉语、习语、典故、俗语的翻译。委婉语的翻译主要是在探讨委婉语的可行性基础上，介绍相关的翻译技巧，主要有直译字面意思、译成英语中对应的委婉语、直译后另加注释、省略忽视等策略。如刘鹏的《从〈红楼梦〉英译本看委婉语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6月）、李茂莉的《从〈红楼梦〉英译本看委婉语翻译》（《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5月）等。

习语、典故及俗语的翻译也主要是从翻译策略上进行研究。杨安文在《王际真1929年〈红楼梦〉英语节译本中的习语翻译统计研究》（《红楼梦学刊》2011年第6辑）中参照《〈红楼梦〉汉英习语词典》对《红楼梦》原著中歇后语和俗谚语使用情况进行了统计。通过分析刘姥姥、焦大、王熙凤等使用的习语的翻译情况，指出王际真翻译习语时多使用直译策略，译文整体高度精炼。刘名扬在《〈红楼梦〉习语文化内涵的俄文改译初探》

（《红楼梦学刊》2011年第6辑）中通过分析《红楼梦》58版和95版俄译本全译本中对典型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习语内涵的改译处理，指出译者帕纳休克在处理这些习语时，尊重了中国的古典文化思想，采取了多种不同方法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尽可能地还原东方文化展现东方特色，以促进读者对原著的理解。马小红在《浅析〈红楼梦〉英译本中典故的处理》（《上海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中分析了杨宪益和戴乃迭

合译的英译本，对典故分别采用了直译加注释、直译、意译等多种处理方法。

2.修辞格的翻译研究 王鹏飞在《谁解一声两歌——〈红楼梦〉人物对话中双关语英译的比较分析》（《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6辑）中，通过比较分析《红楼梦》四个主要英译本对语义双关译例、谐音双关译例、对象双关译例、组词双关译例等，探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的精髓，提出针对各个不同类型的双关语的最佳翻译方法。陈科芳的《〈红楼梦·金陵判词〉修辞格的翻译中》（《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年8月）通过对金陵判词的一部分修辞格的原文和译文的对比分析，提出在诗歌翻译中不仅要保留原文的意境美，还要尽量传达原文的形式美、音韵美和文化内涵美。

3.文化翻译研究 （1）饮食文化的翻译。余怡在《试论〈红楼梦〉中饮食文化翻译的异化》（《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8月）中提出在文化翻译中，异化和归化总是摆在翻译策略的第一位，饮食文化及其他文化翻译时，应尽量采用异化，以促进文化的迅速及有效传播。

（2）宗教文化的翻译。冯英杰的《从文化信息传递视角探析〈红楼梦〉英译本的宗教文化翻译策略》（《山东师范大学》2007年）在处理宗教文化相关之处时，采

用了与其他译本不同的翻译策略与手段，文章从宗教

文化的角度探讨杨氏对章回目录、专有名词以及诗歌

的翻译，欣赏其翻译作品，揭示杨氏的翻译策略。

（3）花文化的翻译。贾玉梅在《〈红楼梦〉菊花诗中文化意象翻译对比研究》（《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6月）中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中十二首菊花诗时，尝试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诗中出现的诸多文化意象进行翻译。杨译主要采取直译的方式，直接准确地再现原文的字面意义；霍克斯对文化意象采用灵活的处理方式尽可能地排除理解障碍，同时保证译文的审美趣味和可读性。

（4）医药文化的翻译。夏青、张超在《霍氏与杨氏〈红楼梦〉中医药文化翻译的得失》（《湖南农业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中提出从中医中药文化涵盖的四个层面出发，探讨译者应当如何发挥主体意识和创造性，在中医药文化英译过程中对潜在的读者“期待视野”进行预测，选择相适应的翻译策略，以期最终实现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视域融合”。

三、翻译研究现状及展望

从上面的综述可以看出，《红楼梦》的翻译研究近

十年来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在词汇翻译、修辞翻译及文化翻译等多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与汉语《红楼梦》的研究及文学的翻译研究相比，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研究内容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1.研究成果偏少，但高质量的文章数量在逐年增加。

从期刊网的数据可以看出，关于《红楼梦》翻译的文章数量在逐年增加。笔者以专门从事《红楼梦》学术研究的《红楼梦学刊》杂志为调查对象，通过CNKI中国知网，输入“红楼梦”及“译”两个关键字，选择“题名”检索条件，进行模糊检索，得到以下数据。

图1①

从上面的论文数量可以看出，虽然翻译研究的成果不是很多，但是从2010年开始数量有了大幅提升，也说明越来越多的外语专业研究者开始专注于红译研究，相关的杂志也注重红译方面的研究。

2.词汇的翻译研究范围太窄。汉语《红楼梦》词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具体词语的探讨、对某一类词的分析、词语系统的宏观考察及对熟语的研究。如陈建萍的《真“姑娘”，假“姑娘”———〈红楼梦〉中“姑娘”称呼语的语义语用辨析》（《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2辑）、李荷莲的《〈红楼梦〉方位词研究》（《贵州大学》2009年）、黄维东的《〈红楼梦〉（前八十回）时间词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0年）等。而《红楼梦》词汇的翻译研究主要还集中在对某一类词及典故、俗语、双关语等熟语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到具体词的翻译研究。但我们从《红楼梦学刊》2013年第3辑中杨仕章、牛丽红发表的《〈红楼梦〉中“姑娘”的俄译探究》及拙著《汉日版〈红楼梦〉中的詈骂语研究》中对“蹄子”一词的翻译研究可以看出，《红楼梦》翻译的研究趋于细致及深度化，不仅仅在于总体翻译策略的研究，而是趋向具体词语的翻译研究。因此研究者可以利用汉语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研究译本中的名词、方位词、时间词等。

3.研究的版本较少。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英译本的研究数量占绝大部分，且主要集中在杨译本和霍译本两个版本，其他语种的译本研究成果数量非常少。

但我们也可以发现近几年来，关于小语言种译本的研究的成果也不断涌现，且出现了许多专门的红学翻译研究者。如：在英译本研究方面洪涛教授可谓是

集大成者，他从1997年开始十几年致力于《红楼梦》研究，发表了二十六篇相关文章。在俄译本方面，刘名扬从2010年到2012年每年都发表一篇关于俄译本翻译相关的文章，《〈红楼梦〉习语文化内涵的俄文改译初探》（《红楼梦学刊》2011年第6辑）、《〈红楼梦〉两个俄译本序言比较研究》（《明清小说研究》2012年第2期）、《〈红楼梦〉藻饰性色彩词语的俄译处理》（《红楼梦学刊》，

2010年第6辑）；韩国翰林大学的高喜发表了一系列《红楼梦》韩译本的文章，《〈红楼梦〉的对话翻译——以表现人物个性为中心》（《红楼梦学刊》2011年第6辑）、《〈红楼梦〉韩译时面临的难题——以“文化空白”为中心》（《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6辑）、《关于〈红楼梦〉韩译本中称谓语的若干问题》（《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5辑）、《〈红楼梦〉韩文翻译本后四十回中的几个问题》

（《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1辑）；郭玉梅也专注于《红楼梦》法译本的研究。相继发表了《〈红楼梦〉在法国的传播与研究》（《红楼梦学刊》2012年第1辑）、《从〈红楼梦〉法译本看汉语歇后语的翻译》（《法语学习》2011年第3期）、《汉语叠音词的法语翻译探讨——读〈红楼梦〉法译本随感》（《法国研究》2010年第3期）。

4.研究语料的准确性有待考察。目前《红楼梦》翻译研究多是研究者采用汉语与译本对照的方式进行的，较少也使用平行语料库。但由于《红楼梦》的汉语版本数量较多，多数研究者在进行译本对比研究时没有核实底本和译文是否是同一版本，所以会造成语料的真实性。就如洪涛先生在《〈红楼梦〉语料库建设和翻译案例研究的几个疑团——以〈母语文化下的译者风格〉为中心》（《红楼梦学刊》2011年第2辑）中通过演示自己的案例研究，对冯庆华教授著作《母语文化下的译者风格》一书中的部分语料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同时提出“创建《红楼梦》语料库不能像创建其他语料库那样在随机采样的基础上收集人们使用的语言材料。对比研究中汉语底本的问题绝对不能草率对待，否则，翻译评论和相关诠释的基础将变得很脆弱，其学术价值成疑。”②所以，研究者在进行译本研究时必须先核实译文的底本。当然，有些语种的译本中有可能没有介绍底本的版本，为了拓宽我们的研究范围，也应该允许利用稀少的资料进行目前的相关研究。

① 姚玲：《十年心血译红楼——德国汉学家、〈红楼梦〉

翻译家史华慈访谈录》，《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2辑。（非学术性的文章不计入统计的数量中。）

② 洪涛：《〈红楼梦〉语料库建设和翻译案例研究的几个疑

团——以〈母语文化下的译者风格〉为中心》，《红楼梦学刊》2011年第2辑，第271页。

作 者：王小丽，硕士，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日语语言文学研究。

编 辑：郭子君 E-mail：guozijun0823@163.com

推荐访问:红楼梦 综述 翻译 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