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媒时代新闻业技术生态的发展现状与未来想象

由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新闻学院主办的第三届全国新闻学博士生学术年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本届年会以“智能·全景·未来想象”为主题，下设八个分论坛，主要探讨新兴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给当下新闻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开幕式由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刘昶教授主持，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传播学院的钟布教授，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方兴东教授受邀于开幕式作主旨演讲。钟布教授聚焦了美国政治选举期间，假新闻的传播影响力及扩散路径，为当下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提供了理论借鉴。方兴东教授着眼于中国互联网20年的发展历史，指出当下超级网络平台的治理危机，提出重构网络空间全球新秩序的思路。两位学者的演讲为本届年会奠定了一个基调：反思。

一、技术全面占领信息流

全球新闻界正在经历由思维顶尖技术与传感技术推动的惊人变化。在人工智能、物联网、VR/AR/MR等技术的推动下，媒体出现了智能化趋向，它具有万物皆媒、人机共生、自我进化等特征。这是智媒时代的总体特征，对信息传播的各个环节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信息收集无人化。技术应用于新闻线索、数据收集环节，给新闻报道题材、内容带来更多可能性，例如当下的传感器新闻、数据新闻等。来自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的滕瀚认为传感器使得新闻采写过程更加智能化、高效化。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张晓敏认为智能语音技术作为人工智能的关键一环，是万物接入互联网的入口，是数据生产的重要终端。来自澳门科技大学的王浚丞谈到智慧城市的建设时认为，智慧城市意味着一座城市可以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以及整合城市各项核心信息。

信息编码——编码者机器化。机器新闻写作是技术应用于信息编码领域的实际表现。它解放了记者浪费在一般消息写作上的精力，又引发了记者对自身职业存在意义的焦虑。来自北京大学的朱垚颖指出机器新闻写作依托于用户平台的数据库，数据库内部的用户信息越多、类别越完善、质量越高，机器新闻写作就越成熟。那是否意味着记者可以被机器取代呢？来自长安大学的李海玉认为，记者与机器人并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技术的自主性将不断强化人的主体性，推动人成为新闻生产的核心。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王亚囡认为，即便是机器新闻写作技术日臻完善，优质的新闻内容仍然是受众的追逐点，人始终握有主导权，是新闻写作的主体。因此，坚持内容的创新，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出发点，产出“富有时代内涵、弘扬良好风气、凝聚发展力量”的新闻作品，是智媒时代对新闻从业者的要求。

信息分发——算法推送智能化。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算法新闻推送技术改变了新闻在分发渠道上的工作模式，更新了新闻推送的思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吴心悦、杨惠涵指出，平台媒体依托精准的算法推送，逐步主导着新闻的产品市场，在媒体公司化、新闻商品化、受众用户化的语境中，平台依靠用户使用场景判断使用需求，为用户进行精准周到的新闻推送，并进一步吸引用户脱离现实的生活场景，进入平台的虚拟场景中，最终完成商业利益的变现。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李育儒则认为，抛开商业资本的运作，算法的匹配实质是价值观的匹配，算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价值观的数学表达方式。因此，“智慧算法”将通过更全方位的智能推荐实现与用户价值观的匹配，尽管它代表着智慧媒体的发展趋势，但更多参会者担心个性化推送会强化人们固有的知识结构，筑起“信息茧房”阻断信息多元化流动的通路。多位參会者指出，处在“信息茧房”中的人们虽然群组内部交流通畅，但由于缺少信息维度上的拓展，“被裹挟”的群体意见被不断强化的“回音”控制和支配，最终走向极端的爆发，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的滕瀚更是进一步指出“信息茧房”存在反向形塑的可能，即在“信息茧房”环境下生长的个体，其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力可能会极大地退化。

信息解码——呈现方式现场化。新闻产品在技术的加持下呈现方式多样、新鲜，科技感十足，人们追求更优质的审美体验，更具现场感的感官刺激。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于利芳指出，沉浸式新闻追求的是将观众带入创作者的视角，再建受众对于新闻发生场景和事件的整体感知。参会者林杨莹则从新闻叙事理论出发，发现VR新闻具有“浸润”与“在场”的叙事特点。感受在场是否意味着媒介偏向的消失？另一位参会者潘晓婷从符号学理论出发对这一问题作答，她认为VR新闻是一种拟态环境而非真实的客观环境，在这种被建构的拟态环境中，感受真实遮蔽了新闻真实，具身化限制和情感代入可能导致对新闻真实的忽视，正是因为VR新闻对人们的感官有全面占领的趋势，有参会者担心个体对媒介产生过度依赖将造成不可逆的后果。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阿希塔认为，智媒构建出的高度中介化的交往模式可能造成群体性的深刻孤独。

二、智能媒体并不很智慧

整体看，智能媒体生产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即机器人新闻写作产品、用户生成的内容和专业机构内容产品。从生产总量和生产效率上看，前两者，尤其是用户生成的内容远远超过专业机构的内容产品。尽管信息数量呈爆炸式发展，但有效信息的实际增量未必可观。本届年会中多数学者从理论出发，深刻反省新闻业的生态环境，得出这样的结论：智能媒体的智慧不足以应对复杂的现实环境。

来自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的滕瀚指出，机器新闻写作存在“近似推理”和“习得性认知偏差”的二重认知困境，阻碍着人机交流，影响了其对事实描述的客观程度，当前的机器新闻写作仅能处理程式化、简单化的消息写作，且其真实度有赖于背后的成熟算法和高信息丰度的数据库。因此，机器新闻写作并不能独立走路。来自河北大学的韩立新、张秀丽认为，在“后真相”时代里，信源不仅需要权威，更需要可证。这就要求新闻从业者具备信源核查的意识，新闻行业应有缜密的信源核查操作流程。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游勇超追溯事实核查类新闻的渊源与发展情况，他指出，事实核查类新闻本质上是从新闻发布的内部程序演变成的独立的新闻样态，它催生了独立的新闻核查机构，为新闻做事后把关。

三、未来想象：智能媒体前景与隐忧

技术发展日臻完善，智慧媒体将更加智慧，这是大趋势。参会者李育儒对技术的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她认为机器新闻写作、数据新闻等“智慧新闻”未来将成为重要的新闻生产方式；“智慧用户”伴随着社交化媒体的发展而诞生，成为促进媒介融合的内源力量，“智慧算法”将通过更全方位的智能推荐实现与用户价值观的匹配。然而，更多参会者都不约而同地思考技术的道德属性以及对个体、社会的形塑作用。智慧媒体的发展必将加速媒介化进程向深度媒介化发展。来自安徽大学的严康对这个问题发表了提纲挈领的论述，由技术驱动、资本激发的智媒时代，其文化价值将不仅仅是从技术逻辑上改变了媒介传播的形态与样式，更重要的是，这种由智能媒体引发的日常社会文化形态的不断改变，将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

深度媒介化的背景下，参会者对技术副作用的隐忧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深度媒介化中个体是置身于真实环境还是拟态环境；第二，个体、个性被无限制地满足后，开放交流的公共空间是否形同虚设；第三，深度媒介化，是否意味着用户必须付出数字劳动，让渡隐私，让渡信息原创权。

与会学者讨论的争议点有二：一是是否存在新形式的劳动剥削。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张盟初指出，未来数字劳动非物化回报将成为合理的回报模式，数字劳动人群将多样化且规模不断增加，数字劳动的形式将日益复杂。另一争议点是用户隐私的让渡涉及的伦理纷争。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孙少山、雷莲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进一步恶化了当下个人隐私遭窃取、信息保护措施不完善的困境。对此，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王思文则提出基于尊重个人隐私的原则建立并完善分级的信息利用制度，将“窃取”信息转化为“交换”信息。然而现实情况远比想象更加复杂，来自中国传媒大學的肖菲、葛娜指出，在用户群体内部亦存在利用短视频公开拍摄、传播他人隐私的违法行为，这加剧了人们对于当下新媒体传播伦理困境的担忧。

四、结语

关于技术给新闻学与新闻实践带来的种种变化是进步还是退步的思考，是科学论受后现代思潮影响在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具体表现。正如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沈浩作主旨演讲时指出的那样，如今人工智能的应用仅处于初级阶段，它的作用仅止于让机器具有人类或其他生物所具备的物理技能，以便迅速处理流程化的劳动。未来，弱人工智能发展为强人工智能，它终将为价值交流提供更优化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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