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政党制度的现实思考

〔摘要〕新型政党制度的“利益表达”维度、功能维度和效果维度，分别指向政党制度的一般特性、多党合作制度的本质特点和政党制度制度化的效能。展现三大维度的新型政党制度，是经过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崭新形态，它与竞争性政党制度是“各美其美”。

〔关键词〕新型政党制度;多党合作;政黨体制;民主党派

〔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9）06-0066-12

2018年，习近平提出了“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指出，与旧式政党制度相比，新型政党制度有“三新”，可从以下三个维度来理解。第一个是“利益代表”维度，第二个是功能维度 ，第三个是效果维度。习近平强调，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习近平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阐述，在中国政党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①目前，围绕“新型政党制度”展开的理论讨论的文章可谓书简堆积，其中有笔酣墨饱的好文章，给人以启示。但也有些文章，令人费解。有的并不了解“三大维度”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指向，所以只能口号式的图解一通;有的把多党合作制度直接等同于新型政党制度，只看到“同”，看不到“异”;有的把竞争性政党制度归类在“旧式政党制度”范畴加以鞭挞，不懂对竞争性政党制度的辩证分析。对此，笔者梳理了自己的思路，提点管见。

一、三大维度：政党制度的本质要求与多党合作制度的本质特点

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走过70春秋，尤其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适应性、复杂性、独立性和凝聚性在多党合作制度中日益显现。换言之，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已经是一项成熟、有效的基本政治制度。习近平把政党制度的本质要求与多党合作制度的本质特点融合起来，归纳成“三大维度”。这一归纳，不但是对多党合作制度运行状态的科学总结，也为多党合作制度的研究打开了新视角。

（一）“利益代表”维度：凸现政党制度本质要求

1.政党与政党制度。从政治学角度解读，政党制度是指政党参与政治过程，执掌或影响国家政权的模式。它包括政党的法律地位以及政党组织之间相处的形式。由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不同（包括政治体制和政治结构），政党制度的类型也呈现多种形态。不管是何种形态的政党制度，它必然要体现一般规律和要求，即政党制度必须要为政党反映社会各利益群体的诉求提供制度保证，能够有效地协调和缓和社会利益矛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起到“安全阀”和“出气孔”的作用。

政党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与政党功能脐连在一起的。利益表达功能是政党最重要的功能。按照欧内斯特·巴克的描述：“政党具有双重性格或性质。也就是说，政党是把一端架在社会，另一端架在国家上的桥梁。如果改变一种表达方式，那么政党就是把社会中思考和讨论的水流导入政治机构的水车并使之转动的导管和水闸。”〔1〕萨托利在其名著《政党与政党体制》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政党首先且最主要的是表达的手段。通过表达人民的要求而代表他们。恰恰是因为政党为表达、沟通以及实践”社会的“要求提供渠道，负责任的政府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应型政府。”〔2〕“政党，与此相关联的是，它们的主要行为可以被认为是代表性功能和表达功能。”〔3〕萨托利又指出：“如果政党作为表达的工具只不过‘传递信息’，那么……政党完全可以被民意测验、调查”等等取代，“政党对它们感到必须进行反应的要求施加自己的影响。正如凯所指出的‘政党是把大众的偏好转变为公共政策的基本机构’。”〔4〕作为规范政党活动的政党制度，因此也必须是，“所有的政体都具有交流的特质，但只有政党体制具有表达的特质。”〔5〕同时，也决定了可持续发展的政党体系“总是倾向于从下而上的表达。”〔6〕由此可见，“利益表达”是政党制度的本质要求。无论何种类型的政党制度，“利益表达”必然存于政党制度的运行之中。而能不能很好地表达，则与政党制度的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和凝聚性有关。

2.西方政党制度的利益表达方式。在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的框架中，一些政党与民众之间既有常态化的制度性联系，比如美国的民主党与劳联-产联的关系，欧洲社会党与工会组织的关系。在西方，环保工会、退伍军人协会等等组织，都与相应的政党保持密切的联系。也有政党与民众之间只是在特殊事件发生时产生临时性的联系。在回应特殊事件时，有的政党会成立“全国政策论坛”来听取民意，有的设立“项目党员”扩大表达的渠道等。在政党制度相对成熟的西方国家，政党一直强调其公共性、代表性的定位。尤其是执政党，更想以“广泛的代表性”来获得社会的普遍支持。但是，在现实中，西方政党必须首先对自己的利益集团、对自己的“票田”负责。因此，“代表的广泛性”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当政党“利益代表”功能式微或者偏失时，民众也会对它们作出相应的反应。如巴西的部分农民发动的“无地农民运动”，对代表下层群众利益的劳工党带来一定的冲击。2004年，印度上演了一出“薯头打败鼠标”政治活报剧，把忽视农民利益的印度人民党赶下台。

“利益表达”是政党制度的本质要求，并不是说每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必然会体现其本质要求。如果政党体制内的每个环节压制超过了表达，表明政党体系的能力与社会要求之间出现了脱节，政党制度失去“安全阀”“出气孔”作用时，社会就会出现混乱。尤其在民主程度较低的国家，选择多党竞争制度其弊端更为明显。西摩·马丁·利普塞特等指出，许多新建立的体制从长期来看，对实行多党制要十分小心。它们的政权既穷困，合法性又低。〔7〕合法性低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不能很好地表达和回应民众的诉求。

3.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结构与利益表达。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在制度设计上是：共产党处在领导和执政的地位，各民主党派处在合作与参政的地位，因此，我国政党制度既有核心的一元，又有结构的多元。高放称之为“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多党制”。 邓小平说，我们国家也是多党的。但是，中国的其他党，是在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面，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8〕这一具有创新性的政党制度既避免了一党制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不利于多样性的民意输入，也避免了多党竞争造成的互相扯皮，办事效率低下。简言之，就是克服了党争的破坏性和一党的专断性。多党合作制度经过改革开放的涅槃，从格局走向制度，并逐步制度化起来，从而畅通了利益表达和整合的渠道。特别是面对社会转型的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多党合作制度以“不变形式变内容”的创新方式对新产生的社会群体进行组织化吸纳。并扩大制度平台，方便各民主党派进行“体制内表达”，反映和表达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使共产党和政府能够经常听到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这样，制定的方针政策会比较恰当，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9〕制度化了的多党合作制度， 能够将各种同质的、异质的政治资源和多元的利益诉求联结起来并同化于体系之中，既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能照顾各方利益，做到“民意输入”和“政策输出”的平衡，使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博弈在基本价值认同的前提下求得最大公约数，有效地应对了中国超大规模社会自身的复杂性和多维性。习近平指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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