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政治变迁与21世纪前期的美国大战略

[关键词]地理政治；美国；大战略；中国崛起；国际政治

[摘要]自冷战结束和苏联瓦解以来，世界政治中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是欧亚大陆的地理政治重心正在从西欧向东亚发生明显转移，这种变迁对21世纪前期的美国大战略的挑战性在于，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如果要继续保持现有的世界领导者地位，势必将对其现有大战略做出某些重大调整，以反映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地理政治现实。本文指出，与冷战后正在发生的地理政治变迁相对应(尤其是中国崛起)，21世纪前期美国大战略的关注重点同样也将从西欧向东亚发生转移，而这点意味着美国将为此发展新的技术和缔结新的同盟。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1)02－0061－08

自二战结束以来，欧亚大陆上的地理政治中心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麦金德命名的“心脏地带”，另一个是斯皮克曼所说的“边缘地带”，尽管强调的重点不同，但两者的内在逻辑并不相悖。从严格意义上说，1991年冷战结束和苏联瓦解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使“边缘地带”在政治和战略上的重要性明显超过了“心脏地带”，尽管在当今世界仍然是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俄国对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控制肯定已经不再具有冷战时期的那种威胁性，后冷战时代欧亚大陆上的地理政治中心很大程度上已经集中到“边缘地带”。斯皮克曼所说的“边缘地带”从理论上讲乃是包含了冷战后世界政治中两个最重要的权力中心，一是西欧(大致与目前欧盟国家覆盖的地理范围相同)，二是东亚(包括传统的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三个次区域)，与冷战时期相比，冷战后的世界政治中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是欧亚大陆的地理政治重心正在从西欧向东亚发生明显转移。二战结束后，西欧国家间一直在持续进行经济和政治上的一体化，虽然迄今为止最终结果尚未明朗，但布鲁塞尔完全可能实现其成为西欧国家最高权威的长期目标，目前在西欧主要强国间不存在严重的暴力性敌意，俄国也不再对西欧国家构成严重威胁，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欧洲最可能发生严重冲突和动荡的地区将只有巴尔干和高加索。与二战后西欧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同，无论在冷战期间还是冷战后，东亚国家间始终没有出现过任何有实质性意义的一体化进程，然而，自二战结束以来，东亚国家在人口和经济上的重要性却一直都是在不断增加，除人口和经济上的重要性外，后冷战时代的东亚也日益成为当今世界最具有重要意义的核心区域——即当今世界主要强国的聚集地。从全球政治的视角看，广义上的东亚不仅包括了当今世界中两个人口最多并且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呈现出了强劲上升势头的国家(即中国和印度)及当今世界其他一些主要强国(其中主要包括美国、俄国、日本)，而且是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中潜在的冲突焦点最集中的地区(其中尤其是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南海诸岛、南亚次大陆)。从根本意义上说，后冷战时代的地理政治变迁(即世界地理政治活动的中心正在从西欧向东亚发生转移)对21世纪前期的美国大战略构成的最大挑战性就在于，美国如果要继续保持其现有的世界领导者地位，势必将对其现有的大战略(主要是美国对欧亚大陆的大战略)做出某些具有根本意义的重大调整，以反映目前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地理政治现实。

一、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利益

自冷战结束和苏联瓦解以来，美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体系的权势分布同样从“两极结构”转变为“单极结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如何保持现有的世界领导者地位无疑将成为美国在当今世界政治中最核心的战略利益，而理解这种利益的前提，是我们必须对当今美国霸权的性质与基础做出明确界定。

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对霸权历来存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界定方式，一种是“均势论”界定的霸权，另一种则是由“霸权稳定论”、“权力转移论”和世界政治历史“长周期理论”界定的霸权，这两种不同类型理论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对体系中霸权的性质与基础的界定完全不同甚至相悖。从严格意义上说，“均势论”界定的霸权乃是指“一个强大到足以统治国际体系中所有其他成员国的国家”，现代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的这类霸权主要包括有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的哈布斯堡王朝、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法国及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国，20世纪后半期的苏联也同样被人们看成是这类霸权，而所有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大陆国家，它们都是以庞大的陆上军事力量为首要标志，且是以领土兼并或直接控制为根本目标。与“均势论”界定的霸权刚好相反，“霸权稳定论”、“权力转移论”、“长周期理论”界定的乃是国际政治经济意义上的霸权，即是以主导性经济技术领域及全球力量投送能力上(尤其是海军力量)的绝对领先优势界定的霸权，现代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的这类霸权只有荷兰、英国和美国，这类霸权的核心特征是：岛国或半岛状的地理位置，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主导性经济技术领域的绝对领先优势，拥有占绝对优势的全球性力量投送能力(主要是远洋海军)。

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意义上的霸权国与特定历史时期中的主导性海洋强国这两种身份历来都是重合的(即英国和美国)。在现代世界历史上，主导性海洋强国兼国际政治经济意义上的霸权国一般都具有两大特征：首先，这些国家先后都采取了必要的行动来创建和维持一种开放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其次，这些国家领导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普遍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特性，这类国家也因此被称为“自由霸权国”，单纯的“霸权国”一词并不能够完全概括它们的特性。历史上曾经出现的自由霸权国的主要行为特点，是创立和维持一个自由主义原则主导的开放的国际体系，这方面两个最明显例证分别是“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与“美国治下的和平”，在和平时期，这些国家会带头提供保证自己领导的体系之顺利运行所需的国际政治经济基础设施，在战争时期，这些国家则又会领导一个同盟来保护自己所领导的体系不受到摧毁和破坏。历史上的自由霸权国之所以愿意承担创立和维持一个自由主义原则主导的开放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所必须的代价，根本上乃是其国内利益和国际能力的体现，而自由霸权国在创建和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上的既得利益，同样也包含了它们必须承担的大战略义务，这些义务归根结底有两点：一是保证体系能够顺利运行，二是保证体系不受到任何敌对势力的摧毁和破坏。

在现代世界历史上，自由霸权国用以保证自己领导的国际体系之运行与安全的手段历来有两种，一是创建和维持各种必要且具有足够合法性的国际制度，二是在相对权力地位上保持足够的领先优势：首先，自由霸权国在创建和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体系上的既得利益，决定了它们必须要通过为体系提供某种秩序的方式使利益得到保障，而实现这些目标最有效方式之一，就是建立各种必要的规范与规则；其次，自由霸权国在保持一个开放的国际体系上的既得利益，同时要求它们必须维持一个稳

定的国际政治环境和警惕重商主义国家对开放性国际体系可能造成的危害，而这点要求它必须在权力地位上保持足够的领先优势。由于历史上自由霸权国(英国和美国)无一例外都是某个时期的主导性海洋强国，因而除经济技术领域及海洋能力上的领先优势外，保持欧洲(欧亚)大陆强国间均势也历来是它们维护自身地位的一个重要手段：首先，如果某个单一国家取得欧洲(欧亚)大陆的霸权，它同时也将获得必要的资源从而能够对主导性海洋强国及其自由国际体系的领导者地位发起挑战；其次，一旦某个单一国家取得欧洲(欧亚)大陆的霸权，那么它同时也将会有能力使整个大陆市场对主导性海洋强国和自由霸权国完全封闭。正因为保持欧洲(欧亚)大陆强国间的均势很大程度上关系到自由霸权国的相对权力优势及其对欧亚大陆核心区域的主导权，因而它们历来都是将那些试图要夺取欧洲(欧亚)大陆区域霸权的国家看作自己的头号敌人。

与历史上的英国一样，当今世界的美国霸权本质上同样是一种国际政治经济意义上的霸权，这种霸权的物质基础是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主导性海洋国家特有的地理战略位置及其在主导性经济技术领域中的绝对领先优势。在现代世界历史上，主导性海洋国家兼体系领导者(英国和美国)的优势地位历来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欧洲(欧亚)大陆强国间的均势，二是全球范围内的经济、金融及海军上的绝对领先优势，这两种要素间是密切联系的，因为任何保持欧洲(欧亚)大陆均势的实践都有利于主导性海洋国家兼体系领导者保持自己在经济、金融及海军上的相对安全。对美国来说，尽管现代技术发展很大程度上已经消除了美国遭受军事入侵的可能性，但欧亚大陆核心区域的霸权国仍然有足够的能力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乃至霸权：首先，美国核心价值观无法在一个强敌环绕的环境中得以保存，因为大陆霸权国的挑战最终将会使美国蜕变为一个兵营国家或堡垒国家；其次，美国的自由和繁荣必须依赖于全球主要经济区域对美国的开放，而任何欧亚大陆上的霸权国都将会有能力使这些区域对美国完全封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除主导性经济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外，美国能否保持现有的世界领导者地位的关键，是美国能否继续有效地维持欧亚大陆强国间的均势(即防止西欧或东亚出现一个占绝对优势的国家)，而这点意味着21世纪前期的美国对外政策大战略将包括两个核心要素，一是保持其绝对优势的海权，二是保持对欧亚大陆核心区域(西欧与东亚)的主导权。

二、海权与21世纪的美国大战略

作为当今世界政治中的主导性海洋强国兼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领导者，21世纪前期美国大战略的首要成分仍然是保持绝对优势的海权，尽管与马汉关注的那个时代相比，新技术(尤其是交通技术和通讯技术)和新经济(尤其是服务产业和知识经济)的出现已经使海洋对一国经济繁荣不再具有以往那种重要性，但海洋仍然是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通道和全球性力量投送的最重要手段。

海权对美国的重要性首先在于美国是当今最主要的海洋国家，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经济交往的绝大部分都必须要经过海洋。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尤其在巴拿马运河即将建成的背景下，马汉曾将其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提醒美国民众及决策者注意海权对美国的重要性上；马汉指出，海洋为美国既提供了机遇但却也带来了风险，机遇就是指美国能够通过海洋向遥远地区投送力量，风险则是指如果其他国家也这么做将会对美国的对外商业联系及生存构成严重威胁；马汉认为，海洋提供的机遇需要得到持续的保护，对远洋实施控制的困难并不意味着海上航行总是开放或自由的，一国必须为自己建立一支海军，且至少应保障自己需要的主要航道畅通无阻。与马汉时代相比，对海洋的控制对当今美国显得更重要：例如，约占美国出口总值40％的货物是海运的，只有约27％的货物是空运的，约占美国进口总值46％的货物是海运的，只有约30％的货物是空运的；如果以重量而不是价值来计算的话，海运和空运的差距会更大；又如，以重量计算，美国最重要的三个贸易伙伴分别是墨西哥、委内瑞拉和沙特，就委内瑞拉和沙特而言，很难找到其他方式来替代海运；以价值计算，美国最重要的三个贸易伙伴分别是日本、中国和德国，这点则是表明了太平洋海上航道对美国经济的极端重要性。事实上，由于冷战后对外经济联系的快速增长，因而21世纪的美国将会比以往更需要保持自己对海洋的控制，与马汉生活的时代一样，这种控制很大程度上将直接关系到未来美国的安全与繁荣。

海权对美国的重要性同时还在于海洋是美国与两个重要战略地区(西欧和东亚)间进行联系的主要通道，这两个地区对当今美国的重要性，类似于16世纪的印度和中国对威尼斯共和国的重要性，或类似于16世纪的多瑙河谷对奥斯曼的重要性，这两个地区的任何变化，无论是由战争、内乱还是经济衰落引起的，都将对与之有经济联系国家的命运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就美国而言，在欧洲及亚洲的部分地区发生的事情同样将影响到美国的安全利益及经济健康。例如，日本、英国和德国分别是当今美国三个最为重要的空中贸易伙伴，紧随其后的则是亚洲地区的某些国家(例如韩国、新加坡、马拉西亚)，截断空中运输比截断海上运输发生的几率更小，因为很难威胁或关闭所有的空中航线，但这些数字却足以显示东北亚和东南亚对美国的重要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何种原因导致了西欧和东亚的不稳定，都将可能影响到这两个地区的许多国家(尤其是这两个地区的主要工业国)作为美国海外贸易伙伴的能力。当然，美国完全可以用一个贸易伙伴来替代另一个贸易伙伴，此举可以将其崩溃造成的不良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这也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曾经做过的事情，但这种做法最多只能够起到某种暂时性的作用，如果美国在西欧或东亚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由于军事进攻或区域不稳定而发生经济上甚至政治上的崩溃，那么在此情况下它们迅速得到恢复的能力是有限的，这种情况必然将会对美国的安全和利益构成某种巨大的挑战，而且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很难为它们(譬如日本或韩国的经济)找到永久替代品。

最后，对海洋的控制不仅关系到美国的经济健康及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间的联系，且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将会赋予美国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实施影响(尤其对其他大国)的重要手段。事实上，当今世界海上通道的航行自由，并不是全球化而恰是美国优势海权的产物，即正是美国的优势海权保证了海上通道对世界各国的开放，而这点不仅是允许美国的盟国很大程度上能够忽视旨在保护和控制关键性海上通道的必要性，且同时也使美国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都能对其他国家的行为施加某种重大影响，而这点很大程度上同样也正是当今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的最好象征。美国学者巴里·波森曾经明确指出，对“公地”(主要指海洋和空间)的控制是后冷战时代美国霸权地位的最核心要素之一，这种控制“并不意味着其他

国家不能在和平时期使用公地，同时也不意味着，在不受到美国阻挠时，其他国家就不能够获得利用公地的军事资产”，这种控制意味着美国能够比其他国家对公地进行更广泛的军事利用；意味着美国能够非常可信地威胁不让其他国家使用公地；意味着其他国家可能将输掉一场与美国展开的争夺公地的军事竞赛。正因为对海洋的控制很大程度上构成美国在当今世界霸权地位的根基，因而无论未来将发生何种形式的地理政治变迁，美国都将会竭力保持自己的优势海权，实际上，后冷战时代美国学者曾经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划定了一个明确界限，也就是中国在已经成为一个大陆强国的同时，是否还将在未来试图要成为一个海上强国，无论美国学者曾经给出的这一评判标准的客观性和可信度究竟如何，但是以海洋能力作为判断中国战略“意图”之标准的本身，就足以能够反映出海权对美国的重要性。

三、中国崛起与美国大战略的调整

除保持绝对优势的海权外，21世纪前期美国大战略的另一核心要素，是保证美国对欧亚大陆重点区域(西欧和东亚)的主导，这种主导的根本目的就是防止在欧亚大陆的主要区域内(西欧和东亚)出现一个对美国怀有强烈敌意而且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国家。与西欧情况不同，东亚虽然是当今世界最具有经济活力的地区，但对美国而言同样是最不稳定的地区，而这点主要是由于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这种崛起“将可能导致地理政治局势的彻底转变，这种转变的影响将同前两个世纪一样的剧烈。许多评论家曾经将20世纪称为美国的世纪，正是以同样的方式，21世纪早期可以被看作一个由中国和印度引领的发展中国家崛起的时代”。尽管美国将中国和印度看作同等重要的国家，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美国真正担心的乃是中国的未来走向，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挑战性在于，中国实际上是一个能够轻易进入海洋且同时具有发展某种动摇美国在西太平洋霸主地位的利益和能力的强国。

首先，与美国以往的对手不一样，冷战后的中国是一个拥有巨大海洋利益的国家。冷战后中国面对的主要矛盾绝大部分集中在海上，这其中包括了中日间有关钓鱼岛主权的争端，中国大陆与台湾间围绕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有关南沙主权的争端；不仅如此，自1993年中国就已经成为一个能源进口国，且中国未来的能源需求也将会持续上涨，尽管中国力图实现石油进口多元化(主要通过与中亚国家和俄国间的能源贸易协定)，但中东仍然是中国的主要石油供应地。冷战后的中国由于经济和战略上的需要而依赖海洋，但问题在于恰恰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在控制亚洲的海上通道，美国的海上优势确保了石油自由地流向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但一旦与中国发生冲突，这也将成为美国的重要战略资源。其次，冷战后中国陆上边界的稳定同样有利于中国集中精力向海洋发展。冷战期间中国由于要关注漫长的陆上边界因而无法发展出一支强大海军，但冷战结束与苏联瓦解却改变了中国的地理政治局面，自1991年中国就逐步开始实现其陆上边界的稳定，到2005年中国只有一段边界争议(中印边界)没有得到解决，中国的陆上边界稳定是后冷战时代东亚最重要的地理政治变化之一，这将使中国无须过度关注陆上疆界从而可以集中精力向海洋发展。历史上，妨碍大陆国家向海洋发展的主要障碍就是其陆上疆界的不稳定，因而中国陆上疆界的稳定不仅消除了一个潜在的冲突源泉，且将对中国的外向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这点也将是冷战后的美国必须面对的现实。中国实力的稳步增长及地理政治局面的改变同样将促使美国大战略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这种调整的核心是美国将为此而发展新技术和缔结新同盟。

冷战后东亚在经济和战略上的重要性将促使美国的战略重点从欧洲和大西洋转移到东亚和太平洋，而这点将促使美国为适应新的战区而发展新的战争技术。在冷战期间，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要防范或至少挫败苏联对西欧可能发动的陆上进攻，为此美国必须保持在欧亚大陆沿海地带(西欧和日本)的战略立足点，以便向苏联领土施压并且保持美国与盟国间的海上联系；后冷战时代，美国的战略目标将主要是防止中国在成为一个陆上强国的同时，也成为一个足以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霸主地位的海上强国，因此美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主要是依靠海空力量维持自己在东亚的绝对优势。而这点同样也意味着，美国为实现冷战后的东亚局势必然将发展适应新战区的军事能力。至少从理论上讲，未来的美国海军为适应亚洲战区必然将重点发展濒海作战舰只和两栖投送能力，这种转变在冷战后美国海军的作战理念由“在海上”到“从海上”的变化中已初显端倪；未来的美国陆军将重点发展战斗力不减，但同时更适合远距离投送且无须庞大后勤保障的作战部队，而这种变化在拉姆斯菲尔德推动的军事革命中已经得到明确体现；未来的美国空军可能进行的变革，将主要集中在新基地的建设和发展隐身技术的方面，目前美国在关岛进行的基地建设和第四代先进战机的陆续服役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为适应新的地理政治局势，美国在发展适应亚洲战区的军事能力的同时，还将可能重建其东亚的同盟体系，这种重建的核心不仅是维持和巩固冷战期间美国在东亚构建的双边同盟体系(尤其是加强与美国的主要盟国例如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关系)，且更是在于发展那些将会对中国漫长的陆上疆界重新形成巨大压力的同盟体系。由于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在东亚的根本战略目标是防止中国在成为一个陆上强国的同时也成为一个足以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霸主地位的海上强国，因此美国极有可能会设法对中国漫长的陆上边界重新施加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将迫使中国将战略资源重新导向对自己陆上边界的防卫，而不是导向在南中国海或其他更遥远地区的外向型发展。事实上，“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就已经在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当时美国为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进行的诸项努力，使美国得以在几个中亚国家(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了军事立足点，并且同时还改善了美国与俄国间的双边关系，尽管目前美国与中亚国家及俄国的关系与某种形式的同盟还远远扯不上边，但这种态势应该足以引起相关国家的警觉，因为这种做法将会比军事力量更具杀伤性。由于目前东亚多边安全制度并不能根本解决美国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也不能迫使中国将资源从海洋上转移，因此未来美国在亚洲发展新同盟的努力将集中在那些与中国相邻的国家或地区上，其中主要将涉及印度、俄国和中亚。

四、印度、俄国与中亚

与面向大西洋的欧洲大陆国家(包括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样，中国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一个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即一个濒临开放性的海洋且同时背靠较少自然障碍陆地的国家。在现代世界历史上，这类国家从战略角度看都存在几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一是战略选择上的两难，历史已经证明一国无论有多么强大，都很难长期成为陆海两栖性强国，因为战略集中是任何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生存和取胜的前提；二是双重易

受伤害性，即这类国家由于面向陆海两个方向，因而它们经常必须面对来自陆海两方面的压力且容易遭受到来自陆海两方面的攻击；三是服务于国家大战略目标的资源分配容易出现分散，出于国家安全战略上的实际需要，这类国家的资源通常必须在陆海两个方面保持平衡，因而有限的资源很容易被分散使用。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便开始从单一的大陆国家转变为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即近代中国面对的主要威胁不止是来自欧亚大陆的腹地，同时也来自海上(首先是西方列强，但后来主要是日本)，近代以来中国只有在两个时期得以暂时回避战略上的两难局面，一是在20世纪50年代短暂的中苏同盟时期，二是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至今，实际上，如果将眼光放得更远一点，我们就不难看到，近500年以来正是由于中国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无法摆脱的弱点和制约，中国才会在历史上几次与强大的机会失之交臂。正基于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天然缺陷，因此防止冷战后的中国对美国形成挑战的机遇不仅在海上，更在于中国周边那些自身也具有强国诉求的国家，其中尤其是印度与俄国。

从宏观的地理政治角度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与印度双边关系的发展是值得相关国家密切关注的重点之一，对美国来说，与印度的接近不仅可化解中、俄、印三国未来可能的联手给美国造成的“危险”，且同时更是在于塑造一种对美国有利且将对中国形成某种牵制的地理政治格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印双边关系不同程度的改善及中、俄、印对许多重要问题的相似看法，都引起了美国对三国间联手的担心，而美国与印度的接近则不仅能够防止三国联手的可能性，且同时将减少印度对其他大国的依赖。保持现有的领导地位乃是美国大战略的根本目标，但实现这个目标则要取决于美国能否继续保持对欧亚大陆重点区域的主导，如果能够将“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和“实力不断上升的强国”的印度纳入美国主导的秩序中，则无疑将形成对美国有利的地理政治格局。美国与印度的接近不仅有战略上的必要性，而且也存在现实的可能性，即印度作为南亚次大陆上的核心国家，其本身也具有与美国接近的强烈意愿，这种意愿很大程度上乃是构成了美国与印度间接近的可能性。对印度来说，如果自己要在21世纪实现“复兴”，其关键之一就是要处理好与相关大国间的关系，在美国主导、俄国羸弱的情况下，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无疑是印度的最佳选择，而这不仅将提高印度的国际地位，且能够增加印度与其他大国进行周旋的余地。与美国接近同样有利于印度的切身利益，印度对外战略的根本出发点是西攻、北防、南联、东向，即打击巴基斯坦、防范中国、控制印度洋、改善与东盟国家的关系，而美国在所有环节中都是处于中心地位，因而与美国接近将大大有助于印度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另一个可能接近的对象是俄国。作为一个“心脏地带”的大陆强国，俄国／苏联的地理政治属性实际上是双重的，一方面，俄国／苏联的地理位置使得它能够通过不断向外扩张的方式从而使边缘地带国家面临巨大压力，但另一方面，只要俄国／苏联自己不打算在欧亚大陆上建立某种霸权，那么它将是保卫和平“最有效的大陆根据地”。俄国／苏联地理政治上的双重性意味着，只要能够放弃建立一个欧亚帝国的梦想，那么俄国与主导性海洋国家在战略利益上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冷战后俄国的持续羸弱可以说正是恢复了俄国作为一个“心脏地带”的大陆强国同主导性海洋国家间战略利益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的核心就在于防止一个边缘地带强国的崛起。作为一个现实政治传统占主导地位的大陆强国，俄国／苏联对边缘地带某个独立的权力中心的兴起一直是保持警惕的，事实上，冷战后俄国对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的反对不再像过去那样与它对美国的反对联系在一起，这种政策的本身不能说包含了称霸企图，而只是为避免自己周边出现一种新的不平衡局面。与冷战后俄国对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的担心一样，中国作为一个东亚新强国的崛起同样也将给俄国造成类似的担心，除那些由历史造成的宿怨外，单单就“边缘地带”与“心脏地带”间不断重复的“零和关系”本身，就足以使俄国对中国的崛起保持警惕，这种局面在历史上最终都导致了心脏地带强国与主导性海洋国家的联手。与美国与印度的接近一样，美国与俄国的接近同样将大大改善美国在欧亚大陆上面临的地理政治局面，尽管这种接近短期内并不一定会导致中俄间的敌对，但一旦美俄接近，这种事态本身就将对中国产生某种牵制。

印度、俄国与中国是欧亚大陆上三个最强大的国家，这三国的走向将会对21世纪的世界地理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而这点也正是美国近年来开始重视发展与印度关系的根本原因，因为与印度接近不仅可以减少印度对俄国的依赖，从而进一步地挤压俄国的战略空间，同时也可以借用印度对中国的疑惧心理，从而对中国进行某种程度的牵制，而冷战后美国对俄国的政策重点则集中在俄国国内的民主化进程及消除其境外利益上，这种政策的着重点就是要促成冷战后俄国内政和外交上的转变。除其对中国的影响外，与印度和俄国的接近同时有利于美国主导冷战后的中亚局势：无论从历史、地理还是从战略上考虑，中亚与中东及高加索地区都存在密切互动关系，这不仅是由于位置上相邻及源远流长的传统联系，同时更在于能源及反恐方面的需求已经使三者变得密不可分；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如果中亚与中东及高加索地区长期出现权力真空，则不仅将会导致地区不稳定，且同时也将会直接诱使其他大国的渗透，尽管“9·11”事件后美国已经在中亚建立了立足点，但美国在中亚的飞地从长远看只有在相关大国配合下才可能得以持久。冷战后美国与印度及俄国的接近，从根本上说并不一定是某种精心策划的结果，而恰是一种基于地理政治逻辑形成的战略本能，尽管这种接近既可以是也可以不是针对中国的，但由于陆上边界是否安全将严重影响到中国在未来是否能够集中精力进行外向型发展，因而美国与印度及俄国的双边关系走向将会是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而这点同样也正是未来的中国必须要密切给予关注的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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