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与实践的影响

摘要：总的说来，后现代主义对国际关系的实践及研究为积极的，且其对现代性的关系是同步制衡、彻底颠覆、修补升级的。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后现代主义以挑战者的姿态出现，不仅表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缺陷，也印证了现实世界后现代特征逐渐增强的趋势。本文主要致力于探究后现代主义影响国际关系研究、实践的现状。

关键词：国际关系 后现代 实践 研究

在上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深刻影响着人们对现代性的看法，成为一个世界性文化思潮。自然科学及各门学科在其洗礼下均增添新的发展及变革动力。在当今的文化观念及意识形态中，尽管后现代主义依旧处于边缘地位，但现代社会陆续鲜明显现出和时代发展趋势暗合的地方[1]。因强大的全球化内在动力、高度时空压缩优势，针对世界政治、国际关系而言，可有下述预测：当前所处的将是全面转向的世纪，世界政治、国际关系将向“后现代”发展转变。

一、国际关系理论受后现代主义哲学影响

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第一次论战之后，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又发起了传统主义及行为主义的第二次论战，这无疑是方法论上的争论。之后新自由主义及新现实主义间的“两新之争”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也持续发酵。但是，不管是哪一次争论，其核心均是崇尚理性主义至上论，以“现实性”为内核，具有深刻的“现代性”，受到传统哲学影响[2]。对于国际关系理论而言，批判理性至上主义无疑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表现。当受到前者思潮影响后，后者以批判理论的形式出现，对理性至上主义展开怀疑。此理论赞成经内在批评方法提出对社会及政治这一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秩序的质疑，认为其理性作用的有限性，谋求恢复批评的潜在活力，在价值观、方法论、认识论及本体论等方面对国际关系的传统理论有深刻影响，这也正是后现代主义核心精神所在，标志着一条全新的国际关系理论道路的开始，动摇了之前传统经典理论的根基。

国际关系理论受后现代主义影响，主要出现了女性主义边缘理论，表现为对传统思想模式——同一性、普遍性压制差异性、个体性——的批判。后现代主义认为，排他性、以自我为中心的东西是占主导地位的，例如其它受到西方基督教意识形态及文化的压抑及打击的文化及意识形态。而以男性视角看待国际关系中的各种问题，是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在那之中，女性则是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当受到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国际关系领域出现了有关女性主义理论，进而一些传统国际关系元素，需用女性视角重新看待，譬如无政府状态、国家利益及道德、权力、安全、人性等。

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崇尚理性至上，在认识论上，认为人类能够认识这一神秘且陌生的世界，人类所认识的是人类世界和自然界的规律及真理。受后现代主义影响，后现代主义哲学渗入其中，各种批评理论开始出现[3]。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理论，便是反对独立于人们思想外的客观标准之观点，认为人类的知识能力有限。在众批判理论中，有一种主导理论认为人为因素是衡量知识的标准，并不是自然的标准，且西方的现实主义理论是满足美国自身需求发展而来，并不是对现实世界理论的客观反映。在本体论上，针对理性主义的人性及人的行为，批判理论对其提出挑战，指出世界本源的问题。批判理论认为物质想要发挥出作用，需通过人类的意识进行。后现代主义的另一个核心观点，便是强调社会的建构对行为及利益的形成有重大作用，文化对国际社会结构、国家间关系同样意义深远。对研究人员理论建立过程的否认，是价值论上做出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有助于实现价值中立的观点，其核心便在于认同国际道德与伦理的重要性。在现实中，直接參与及经历国际事件的仅仅是少数人，其他大多数人实现对国际事件的了解，均是通过各种媒介，故而媒介传递信息的准确度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在传递中媒介或多或少会带上其价值伦理色彩。与此同时，在思考某一国际事件时，由于人们所处的哲学环境不同，又均是通过自我视角去观察感受，因此更难做到价值中立。

简而言之，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反对实证主义研究是主要表现方式，反对经验主义及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及方法论，不认同实证主义对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的益处，强调人是行为主体，在知识的探索中用多种方法展开研究，且强调人类社会不是自然界社会，不同于物理微粒及化学元素。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不适用于社会科学[4]。

二、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后现代可能性

“后现代转向 ”或“后现代流派”是否会出现在我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就目前而言依旧缺失理论准备及现实基础，但是，基于国际关系研究的风格、视角，我们能够探索在理论及精神上引入某些后现代主义的元素。

（一）广泛发掘全球地方智慧，双重阅读西方国际关系话语

自作主张地在 “科学化 ”的旗帜下，照搬本来为美国自己服务的国际关系理论过来，且应用于具体案例研究，这是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存在的普遍现象。大部分人很少关注世界上沉默 、“不相干”，或第三方的大多数，只是着重研究“双边性”问题，以单一立场，物质化、机械化地研究国际关系。我国国际关系基于此逻辑发展，在实践中将发展成为美国复制品。显然为了“复兴 ”自己主观建构的“盛世”，以及摆脱“历史客体”的“百年屈辱”，我们不介意成为自己反对的对象。值得一提的是，西方 “精神的历史 ”，是陈乐民先生多次提醒注意的，我们应透过事物表面更多地挖掘和思考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本源[5]。按照后现代的主张，双重阅读和解构国际关系学说中体现的精神，正是陈乐民先生的“注意”，也即是后现代式的批判内涵，而并不是朝觐式的单重阅读。

后现代的武器可来自前现代，同时也可是现代以后。可用来 “后”那个“现代”的，是地方性、现代的智慧。所以，在参加建构全球新一代国际关系理论集群时，我们中国人可在批判性吸收西方精神资源的同时，努力挖掘出我国及世界边缘国家地方的智慧及精神资源。

（二）坚守精神上“流亡 ”状态

知识分子的精神流亡状态，指的是不依附权贵、不执着于某一思想及本质，不服从意识形态霸权，不认可截然的二元对立，允许“越界 ”、“流亡”、“移民”于思想的广阔空间中。“流亡”最主要的职责是向权力说真话，这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我们国际关系学界需积极制衡主流国家的本位论。除此之外，基于知识与文化的混杂性特征，以及“流亡”立场，站在对立立场、理解对方看问题是极为关键的，这一“越界”成为到处“格格不入”的人，且可能不被“敌方”及“己方”所接受[6]。

（三）对国际关系的文化——精神层面的探索

后现代理论的学科特长便是文化理论，它通过其观念及视角实现对国际关系的重新审视及解剖。世界政治的面貌，正因文化及知识的“混杂”、“越界”加速发展而转变，国际关系的权力范畴也因此变得更加复杂。

在世界文化知识格局中，权力等级格局与文化等级格局暗合，强者逐渐行使建构话语霸权，弱者则不能自我表述，对强者存在精神、物质上的双重依附。但是，文化上的中心——边缘局面，在后现代的世界里是快速变化的，且世界文化结构也可转变。我们需成为霸权话语的怀疑者及制衡者，以实力派姿态争取在世界上做话语、知识的领跑者。所以，我们需允许有质疑中心、坚守边缘的学术生态的存在，同时重视建造文化的自有知识产权产品。由于文化的混杂及流徙性，这些工作需在世界文化知识网络中展开，需加强所有角落学者、知识资源以及所有地方的交流及互动。

文化总是充满人为因素，其实质无外乎是权力的重要工具，总存在制造深化、遮蔽事实的一面。当前国际关系的行为体，均在知识和话语上下功夫，且更加注重行为的合法性。所以需对各种主体和“他者”进行建构，对国际关系学术史以及国际关系文本、话语等进行双重阅读，保持文化——精神的自主性，探究其被遮蔽的动机及内容。

文化在整个国际关系中，无疑是极为关键的变量，随着跨国关系、信息时代、文化因素等大众媒体时代的到来，其在现实世界中的穿透力及影响力日渐增加，完全进入了国际关系主流分析系统，使得文化间互动、格局等强烈地影响着行为者行为。因此，我们不仅需关注国家的物质权力，也应关注公民社会中的文化“软实力”，并发掘其价值，为国家在后现代时代中的发展增添动力。

参考文献：

[1]庞林立.法国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后冷战世界的认知分析[J].国际观察，2018，（01）：100-111.

[2]熊燕华，陈翔.历史记忆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作用——以柬埔寨外交为例[J].学术探索，2017，（09）：34-40.

[3]朱建中，卢少平.从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看后现代主义的命运[J].传承，2013，（04）：82-83，85.

[4]孙吉胜.跨学科视域下的国际政治语言学：方向与议程[J].外交评论，2013，（01）：12-29.

[5]谢晓光，李彦东.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话语权：“自我”与“他者”语境[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7，（03）：46-50.

[6]周楚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后现代研究的演变[J].新闻春秋，2015，（03）：45-51.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荣昌区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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