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外交的“去冷战化”战略

须知，这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国64年以来美德发生的最激烈外交冲突。以往，如果德国外长召见外国大使提抗议的话，大使们都是来自非友邦国家，经常是所谓“流氓国家”的大使。这次可不同了。默克尔的亲信，德国国防部长哀叹，这次事件后，德美之间的信任，恐怕再也回不去了。

事实上，自美国前特工斯诺登出走香港避难莫斯科事件以来，美欧之间便出现了价值观认同的裂痕。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棱镜门将对未来欧美关系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主要是非常负面的影响，因为双方以共同价值观为纽带的同盟关系的根基因为棱镜门事件所暴露出来的信息开始發生动摇。

亚洲“去冷战化”的关键是消除在亚太地区流行“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悖论。这个战略的最高目标应是建立一种信念，即没有域外势力的存在，亚洲的安全系数更大，亚洲的安全成本更低。

首先，棱镜门事件使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得出结论，美国在价值观念上已不是同路人，相信欧洲才是西方传统价值真正捍卫者的欧洲人越来越多，这必将对未来欧美关系的稳定产生巨大影响。

其次，棱镜门事件深深地震撼了欧洲的政治精英，尤其是德国政治精英，当他们得知德国在美国政府绝密文件中充其量是一个第三流可信任的伙伴时，几乎到了愤怒的边缘。棱镜门应该说是给欧洲人上了一课，这一课的核心内容就是，你最信任的人不一定最信任你。对美国持不信任的欧洲政治家会越来越多，这必将加速欧洲脱离美国控制和影响的进程。

即使政治家会通过公布各种秘密情报合作项目来降低欧洲的愤怒屈辱，但欧洲社会各阶层人士恐怕不会再回到对美国深度信任的时代了。默克尔手机被窃听的曝光坚定了欧洲人同美国人集体切割的决心。欧洲各国首脑已经达成基本共识，暂停同美国的金融信息和银行数据合作， 欧洲议会议长甚至要求立即停止同美国正在进行的建立“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的谈判。

历史很可能证明，棱镜门的曝光和美国对默克尔手机的窃听事件的发酵很有可能是欧美政治互信的终结的开始。

亚洲的“去冷战化”

亚洲的“去冷战化”也不是不可思议的。亚洲冷战的后遗症是美日韩澳军事同盟。这个军事同盟的存在，严重压缩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活动空间，因此必须予以瓦解。亚洲“去冷战化”的关键是消除在亚太地区流行“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悖论。这个战略的最高目标应是建立一种信念，即没有域外势力的存在，亚洲的安全系数更大，亚洲的安全成本更低。行之有效的手段是准确把握和洞察周边国家的真实动机和诉求，与中国的核心利益进行对比以确定最大公约数。用习近平的话来讲，就是“找准深化同周边国家互利合作的战略契合点，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在亚洲实施“去冷战化”首先就是要动摇日美军事同盟。何处下手呢？中日之间存在着国家互利合作的战略契合点吗？如果有的话，这个契合点会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东京愿意放弃美日军事结盟吗？我们不要一开始就说没有这个可能性。要深入分析当代日本精英的深层次的诉求。战后的日本，有一个致命的硬伤，就是对美国的依赖太深，美日结盟只是日本的唯一战略选择，日本政界精英的噩梦就是美国哪天将日本抛弃。

对于北京来讲，如果确实要“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的话，有一个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即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日本或中国想看见日本朝哪个方向发展？

笔者以为，以对日政策作为亚太地区“去冷战化”的突破口，是可以考虑的一个选项。我觉得，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的“亲、诚、惠、容”四个字，也可用在对日外交上。如果能成功地按照习近平倡导的“包容思想”（强调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编织”中日之间的利益契合点，亚太地区和平跨入亚洲人自己主导的后冷战时代是大有希望的。

几年以前，当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脱欧入亚”思想的指导下提出加速打造东亚共同体的时候，敏锐的美国战略家们立刻嗅出了鸠山政权及其代表的政治诉求对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地位的威胁，集外交威胁、内部劝诱和公开奖励之能事，硬是使鸠山内阁执政不到一年便下台，“去美国化”和“回归亚洲”的政策也随之偃旗息鼓。

北京必须高屋建瓴地给“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日本”这个问题梳理出一个答案。影响日本最好的方法就是积极主动地去塑造它，给它新的戰略选择的机会，分化它的社会，鼓励它回归亚洲。只有从这种大战略的角度去设计对日政策，才会有更宽广的胸襟和更广阔的视野。

亚太地区的“去冷战化”如果能以更大的战略韬略来推动的话，可能达到更好的效果。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考虑与美国在全球利益上共同寻求契合点？北京和华盛顿如找到一种方式就双方的全球利益和区域诉求达成一个新的战略共识，则会使许多现存的区域性机制或安排变得多余甚至是累赘。

推荐访问:冷战 对美 外交 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