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与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

摘 要 本文以国家和市场为动力，以国际权力结构、国际经济制度、国际经济主导思想三个关键变量为维度，构建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分析框架，并在这一框架指导下考察二战后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冲击，深入探讨国际经济秩序在国家和市场双重力量推动下演变的原因、路径和趋向，以期发现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内在逻辑和一般规律。

关键词 国家 市场 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 国际经济秩序

导 论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确立和在全球的扩散，国际贸易快速发展、人口和资本大规模流通，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19世纪中后期，以金本位制为核心，反映、规范世界经济运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最终在英国和英镑主导下确立，有效维护了世界经济的自由稳定，促进了各国贸易、投资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繁荣。但在一战、二战和多次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际经济秩序不断发生调整和变革，深深地影响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走向和各国经济实力地位的变迁。

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从结构主义出发，认为世界经济是统一的整体，“包含着一个占支配的中心，一个处于依附地位的外围和处于‘中心’、‘边缘’之间的‘半边缘’地带，形成一个‘中心-外围’的经济结构”Raúl Prebisch，“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y 1959，Vol.XLIX， pp.25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尤来寅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467页。，指出国际经济秩序内在的不平等性，是外围或边缘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源；而现实主义者则以“权力结构”为基础，论述了“霸权对于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作用”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宋承先、洪文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47—359页。，以及权力更迭带来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但二者均忽视了国际经济秩序具有的政治、经济的双重属性，以及在市场和国家（权力）双重力量推动下的演变逻辑，无法还原国际经济秩序演变历史的全貌。本文意在突破现有研究的局限，以国家和市场双重动力为视角，以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为平台，分析研究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问题。

国际经济秩序的分析框架

奥古斯丁指出，秩序是“不同的组成部分处于自已的最佳位置，共同构成一个很好的布局”Augustine：“The City of God，bx xix.ch，VII，”Everymans Library，1950，P249.转引自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赫德利·布尔在此基础上，对秩序的概念进一步引申，认为秩序是“导致某种特定结果的格局，一种旨在实现特定目标或价值的社会生活安排，是相对于特定目标和价值而存在的社会现象，国际秩序指的是目际行为的格局或布局，是一种国家间秩序，它追求国家社会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目标，如维持国家体系和国家社会本身的存在，维护国家的独立或主权，维护国际和平等”。门洪华依据前人既有的研究，指出“国际秩序是大国之间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观念分配的结果；国际秩序之争，实质上是权力、利益之争，又主要表现为观念之争、国际机制之争”。

在借鉴现有学者对秩序和国际秩序的理解和界定的基础上，作者认为国际经济秩序是国际经济行为的格局或布局，是基于国际经济力量结构和经济观念结构，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的经济关系和各种经济制度的总和。其基本目标是国际经济体系本身的生存和延续，维护国际经济社会的稳定、自由和开放；基本功能是使世界经济——作为有内在联系和相互依存的整体，进行有规律的运行和发展。

根据对国际经济秩序及其运行逻辑的既有理解，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建构国际经济秩序的分析框架。第一，国际经济秩序是某一时期主要经济行为体基于经济实力造就的格局，建立在各经济行为体尤其是主要经济行为体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是经济实力分配的结果。第二，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国际经济观念分配的基础之上，一定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否稳定，往往取决于主要经济行为体在核心经济观念上是否能达成一致，保持默契或必要的妥协，当前主要体现在国际经济主导思想和发展模式上。第三，国际经济秩序指的是国际社会中的经济行为体按照某种既定的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来处理彼此关系，反映了国际经济运行机制和整体态势。总之，国际经济秩序是国际社会中主要经济行为体实力分配、观念分配的结果，外在表现为全球性国际经济制度、机制的创立和运行。其演变过程也主要体现为国际经济力量的重新分配；国际经济制度、机制的调整与变革；国际经济主导思想、发展模式的更替和完善等三个方面。

在演变形式上，国际经济秩序主要表现为内在调整和外在变革，二者互为依存，相互调和，共同构成了秩序演变的历史过程。在国家和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国际经济秩序赖以建立的经济实力结构和经济观念结构存在失衡和调整的潜在危险，为恢复均衡、维持延续，国际经济秩序首先发挥内在调整的功能：受到挑战的霸权国会通过需求增加资源以保持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和承担的义务，或减少承担的义务和相应的成本，以满足新兴国家的要求，但以最终不致危害其国际地位为底线；国际经济观念（经济主导思想），在新的经济形势和市场力量冲击下，其首先表现为系统的内部改良和完善，对不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发展的部分进行调整、革新，以维持国际经济观念（经济主导思想）的延续和保存。一旦这种调整无法满足新兴国家的要求和新的经济形势发展需要时，将导致国际经济秩序与权力结构和经济形态的断裂，进而导致体系性危机事件（战争、经济或金融危机）的发生，在体系性危机事件的冲击下，国际经济秩序将发生剧烈调整或外在变革。因此，秩序的相对稳定性主要是由该秩序对国家和市场的需求能够调整到什么程度的能力决定的。

经济危机冲击下国际权力结构的演变

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国际权力结构的基础之上，反映了体系中主导大国的利益和诉求，其演变的动力源自于体系性大国之间经济实力的不平衡增长，是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结果。罗伯特·吉尔平指出：“秩序变革的前提，存在于现存经济制度与那些在该经济制度变革中受益最大的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再分配之间的断层处。”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则是推进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常用且有效工具。危机过后，国际主要力量经过重组，权力分配发生变化，建立在原有权力结构基础之上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危机中被破坏或摧毁，体现新的国际权力结构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大国的博弈中得以建立。

一方面经济危机使权力分配与国际经济秩序之间失衡的状况更加凸显。“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源自于国家间权力的不平衡增长，当霸权国达到其扩张的极限时，就很难维持自身地位和遏制最终的衰退。它开始在农业或工业能力方面碰到边际收益递减，内部与外部的变化增加了消费、防务和生产的成本，开始经历严重的财政危机。社会的经济、技术和组织技能的扩散削弱了它对其他社会，尤其是那些处于体系外围的社会的竞争优势。新兴国家享受着较低的成本，不断上升的资源收益，以及后发优势。最后，体系中衰落国家和新兴国家的不平衡增长率导致了决定性权力再分配以及该体系的不平衡。”如果这种权力分配失衡的状况无法在体系内调整解决，其将通过更激烈的方式，如霸权战争、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的方式促使国际经济秩序发生变革。二战之前，这种秩序的变革通常经过霸权战争的形式完成，而在现代社会，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部分取代了霸权战争的功能，对经济秩序的权力结构基础产生冲击，破坏或摧毁旧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促其调整、完善或变革。随着经济金融危机的不断发展恶化，衰落的体系性大国往往力不从心，无力为消除经济危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提供有力的支撑，不得不寻求与新兴国家合作，共同应对经济危机带来的挑战。而新兴国家随着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的不断增长，在国际经济中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其不断增加的经济积累和日益扩大的经济规模，为应对经济危机提供了充分、有效的手段，也希望以应对经济危机为契机，加强与体系主导国家的合作，提升本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发言权、投票权，甚至规则的制订权。

另一方面，经济危机加剧了国家权力的不平衡分配，对已有的权力结构形成巨大冲击。经济危机与战争类似，对世界经济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但这种破坏对各国造成的损失是不均衡的。经济金融危机的发源国或中心国遭受危机破坏的程度更为严重，为调整国内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复苏所需付出的代价更高，经济力量相对于其他国家处于急剧下降之中，在新的权力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而经济金融危机的外围国家，因远离危机中心，受到危机的影响较小，具有应对经济危机、刺激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通过国内经济政策调整能够尽快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实现经济复苏。因此，在经济危机这种“大浪淘沙”式的拣选中，一部分国家在体系性经济危机中受到沉重打击，国际实力、地位处于相对下降之中，而另一部分国家因受危机的影响较小，国内经济得以平稳复苏和增长，实力地位相对提升。危机过后，国家权力的不平衡增长导致了国际权力结构的急剧调整和变化。通过对近代经济史的考察，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发源国和中心国往往是体系性大国。只有体系性大国才具有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经济规模和实力，其诱发的经济金融危机才具有全球性，同时，受到危机的影响也相对沉重，实力地位快速削弱。因此，危机往往导致国际权力结构朝着均衡化、有利于新兴国家的方向发展。

20世纪70—80年代由美元危机引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导致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实力对比更为分散，形成美、欧、日三足鼎立的格局，结束了美国一国主导国际经济运行的时代，建立了主导世界经济、政治、安全事务的七国集团；削弱了美元的霸权地位，建立了牙买加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国际经济实力分配与国际经济秩序之间的失衡，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实力相对削弱，无力单独承担应对金融危机、恢复经济增长的重任，力邀新兴经济体共同参与世界经济信心的重建，二者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内加强合作，有效遏制了金融危机不断恶化的局面。二十国集团也正式取代八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合作平台；新兴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投票权和发言权也得到大幅提升。标志着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成为与西方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经济合作伙伴。

经济危机冲击下国际经济制度、机制的调整与演变

二战后，为避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各国货币竞相贬值、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经济动荡不安的景象重演，美国主导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此处所指“布雷顿森林体系”，包含布雷顿森林会议通过的各项协定和《关贸总协定》及1995年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经济秩序。依据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③ “布雷顿森林体系”，《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08174.htm？fromId=64890.，建立了永久性的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贸易机构和现代国际金融货币、贸易投资管理所必需的各项制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世界银行（WBG）成为国际经济体制中最重要的三大支柱。从而形成了以贸易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为核心的多边经济制度，实现了美国经济霸权的建立。

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有助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促进了战后的经济复苏和发展。但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欧、美、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对比不断变化，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内在的矛盾和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无法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成为调整和变革的对象。20世纪60—70年代，随着西欧、日本等国的崛起，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对削弱，美元受到挤兑黄金的冲击，回流机制受到影响。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面对美元贬值和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西方各国纷纷放弃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确认浮动汇率制的合法化，形成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并存的局面；“美元停止兑换黄金和固定汇率制的垮台，标志着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③。

为应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金融关系出现的动荡混乱局面，美、欧、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积极配合，对黄金、汇率、储备资产、国际收支调节等问题进行磋商，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内达成了“牙买加协定”，使其成为调节国际货币金融关系的新的制度安排。牙买加体系正式确认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承认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并存的格局，废除黄金条款，推行黄金非货币化：提高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增加成员国基金份额；推动储备货币多元化，日元、马克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的地位明显削弱；允许各国利用国内政策、汇率政策、国际融资、国际协议等多种渠道调节国际收支，使国际收支的调节更为及时有效。在美元危机引发的国际经济动荡混乱的形势下，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正式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过渡到牙买加体系。

从此，黄金不再充当国际货币，美元与黄金实现脱钩，国际信用货币的发行无需再受世界黄金储量和开采量的限制，世界经济在国际信用货币超量的支持下飞速发展，各国财富不断增长，而美国更是依靠美元的中心货币地位，进一步巩固了自身世界金融大国的地位。然而，失去黄金的制约后，美元大规模发行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酝酿新的危机。“高额的铸币税和美元超发给美国带来的巨大利益使美联储具有超发美元的先天动机。只要国内经济增长出现问题时，美国总会选择超量发行美元的做法来优先解决其国内经济问题。”美元扩张带来的通货膨胀借助美元输出美国，流向世界。为达到国际收支平衡，美国政府大量发行国债吸收美元，实现美元回流；美国金融市场也不断创造出新的金融产品供全球投资者投资，进一步奠定了其世界上最发达的金融投资场所的地位。因此，在牙买加体系下，美元的超量发行和全球性的经济泡沫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发展开启和促进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创新，并出现金融市场创新过度的现象，进而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金融市场创新过度的根源在于金汇兑本位制崩溃后国际货币的超量供给。牙买加体系下美元不受控制的发行机制是导致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体制性原因。

此次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各主要经济体积极寻求对现存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进行改革。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所有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市场、对冲基金、信用评级机构、企业高管薪酬实施监管和监督，完善会计准则和金融企业资本金。并创立了金融稳定委员会（FSB），使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危机风险发出预警，并采取必要行动解决危机。以抵御金融系统的风险，保证全球金融体系安全有序运行”Leaders’ Statement：London Summit，http：//business.sohu.com/20090403/ n263177027_1.shtml.。同时，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同意增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以帮助陷入困境的国家，恢复人们应对金融危杌的信心。二十国集团机制化，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合作平台。

经济危机冲击下国际经济主导思想的调整与演变

国际经济主导思想的形成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是为适应、促进某一历史阶段世界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但随着市场力量的不断推进，经济形态、经济环境在不断向前发展，一旦国际经济主导思想无法通过自身调整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的现实，它将成为世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力，进而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实现调整或变革。另一方面，国际经济主导思想有其内在的缺陷和不足，无法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市场力量与国家力量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在市场力量与新的经济形势的推动下，其存在的内在缺陷将愈发暴露，需要不断调整和变革。而这种调整变革的节点往往出现在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之后。

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为恢复战后国内经济，纷纷采取凯恩斯主义，在强调经济自由发展的同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通过政府干预经济等手段，集中发展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同时，采取金融、财政、税收等手段对企业生产、居民收入进行调控，加大对失业、贫困人口的帮扶力度，建立福利国家。这种强调政府干预促进经济发展的凯恩斯主义确实促进了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20世纪50—60年代，形成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在经济领域形成了美、欧、日三足鼎立的局面。

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压制了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忽视了市场经济规律。导致国家对市场和经济干预过多，过分强调人为的刺激需求，政府开支不断扩大，税收负担加重、财政赤字增加，为缓解财政压力，政府超量发行货币，进而形成了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解体和不断爆发的石油危机，在加剧已经十分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同时，进一步导致商品服务的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和国民经济增长率的持续大幅度下降。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回升、增长乏力，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却居高不下，进入战后特有的“滞胀”阶段。1972—1982年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连续发生三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一直被奉为经典的凯恩斯主义对此毫无应对之策，无力阻止日趋严重的经济衰退和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受到前所未有的批评和挑战。

为应对经济滞涨，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放弃凯恩斯主义，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力量，调节经济运行。主张“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减少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崛起，并为各国政府所采用，成为指导政策制订的指导思想。在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撒切尔新政”，实施增加利率、降低直接收入税、提高间接收入税、公有住房私有化、缩减教育等公用事业开支、控制货币发行、削弱工会权力等经济改革，以期减缓货币供应量、降低通货膨胀。同期，美国总统里根在国内大力推行“里根革命”，采取消减税率，平衡预算、规范社会福利制度、紧缩货币供应等政策，以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发挥市场调节经济的作用。“撤切尔新政”和“里根革命”的实施，为克服“滞胀”现象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资本主义各国，特别是美欧各国经济的复苏。新政实施后，英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1981—199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3%以上；美国经济也持续回升，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大大缓解。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为更多国家所接受，这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思想，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新旧更替。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沦和政策主张在解决“滞胀”困境的同时，也给所在国家经济发展留下了难以克服的隐患和难题。“不负责任的政府支出政策带来的巨额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成倍增长；放松金融监管，导致金融创新过度，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低利率和信贷盲目扩张及全民负债超前消费导致国内储蓄率低下，信贷风险增加等等”。这种不负责任的经济行为最终导致持续至今的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思潮和政策主张也在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全面衰落。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美推出广泛的救市方案，英法等欧洲国家向银行入股注入资金，充实银行实力，恢复信贷信心，强调加强金融监管，稳定金融市场。“美国则通过发行国债，购买主要金融机构手中的不良资产，将由于次贷危机导致的流动性和信用度出现严重降低的公司债务，转化为流动性和信用程度较高的国家信用债务。挽救金融企业日益恶化的资产负债表，加强资本的流动性和偿付能力，稳定其信用等级，从而切断目前存在的金融企业债务危机的链条，达到稳定金融体系的目的。”政府直接参与金融机构的重组，甚至对某些金融机构实行暂时的国有化。所有这些政策都属于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是凯恩斯式的救市方案，预示着凯恩斯主义的回归，成为各国在自由市场制度基础上干预市场、刺激经济复苏的理论工具。

小 结

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国际经济权力格局之上，是经济制度、经济思想在世界经济领域分配的结果。其在国家和市场双重力量的作用下不断向前发展、演进和变革。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将对国际经济秩序产生巨大冲击，使国际权力分配失衡的状况更加凸显，破坏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权力基础；使国际经济制度、国际经济主导思想和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充分暴露，促其依据新的经济发展形势进行调整和变革。从国际经济秩序和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的演变历程来看，二者就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国际经济秩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有其内在的缺陷，无法依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及时进行调整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力和障碍，造成市场机制失灵，导致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是经济（金融）危机的体系性根源；另一方面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对国际经济秩序产生巨大冲击，促其调整和变革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关键变量。因此，国际经济秩序就是在这种矛盾运动中不断向前发展演变的。

参考文献：

[1] 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3-4.

[2] 门洪华.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研究，2004（2）.

[3] 罗伯特·古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奇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

[4] 石莉，赵子铱.金融危机的根源：牙买加货币体系.贵州社会科学，2011（7）.

[5] 刘迎秋.国际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反思.经济研究，2009（11）.

[6] 杨春学，谢志刚.国际金融危机与凯恩斯主义.经济研究，2009（11）.

（责任编辑：张晓薇）

推荐访问:经济危机 演变 经济秩序 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