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全球化”与宗教的“普世化”

报告作为其人权外交的根据。中国自2000年起便被列为所谓“特别关注国”（Countries of Particular Concern）之一，但和大部分“被监督”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仍然缺乏相应的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物力与人才资本进行反控。再次，制定信息系统标准和结构的首创者往往来自科技发达的大国，并因此拥有话语权。 科技领域如此，包括宗教在内的其他领域也是如此。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之类的 “认知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ies）， 大多成立于西方大国，不仅确立了“人权”、“自由”、“民主”甚至“宗教”等概念的定义，也积累了相关的专业传统，使受批判的非西方的国家很难推翻已经被奠定为“国际标准”的西方理念。最后，约瑟夫•奈认为美国所拥有的将“不同系统结合成一个系统”的能力将使其军事力量仍保持世界第一， 而这一观点也完全适用于美国在宗教领域（尤其是基督教新教方面）的领导地位。其他国家即便拥有更多的信徒、更大的教会、更强烈的宗教热情、更浓厚的宗教气氛、更密切的政教关系，仍无法超越美国在宗派传承、神学研究、政治参与、立法执法、教会管理、文宣营销、差传财力、人道救援各方面加起来的“宗教综合实力”。

约瑟夫•奈还指出，化约式（reductionist）的“技术决定论”（technology determinism）往往忽视与人类和社会有关的非科技因素。他从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中观察到，社会机制变革往往滞后于技术变革的速度， 信息时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导致了主权国家管理体系的相对落后，使其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控制本国信息的权力。作为人口最多、疆域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公共事务管理法规早已不足以应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信息流通，既难以控制所谓“宗教迫害”的流言之传出，也难以防止“外国宗教势力”之渗入。然而在另一方面，信息塑造者（information shaper）“上传”（upload）的任何信息，在具体信息接受者（information taker）的“下载”（download）过程中，都经过了该国文化差异和国内政治两方面的过滤，而内政制度也可以引导其对全球化变革的回应方向。

如上所述，虽然国内宗教研究者的很多观点和焦点与约瑟夫•奈的学术关怀遥相呼应，但大部分学者似乎都未借鉴其有关信息革命、国际关系和相互依存的理论建构。例如，《互联网时代：宗教间对话的重要契机》 一文的作者，从传播学的角度，以“媒介•社会•文化”为背景进行考量，从而认为互联网会给同一宗教内部和不同宗教之间带来单面向的自由、平等、宽容和真诚。但若作者能够借鉴国际政治学的思维进路，将“权力”概念引入“媒介•社会•文化”的组合后，便能更全面、深入、立体地剖析信息时代的宗教现象。基欧汉和奈针对“技术决定论”提醒读者，信息并非在真空中传播，而是在已被占有的政治性空间传播。过去四个世纪中建立起来的主权国家世界体系，便是信息革命所处的宏观政治性空间。信息流动需要跨越的不仅是技术障碍，还包括政治性结构下的边界，包括早已存在的政治处境以及持续性的军事张力与冲突。

如表一所示，如果说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关系的主要行为体是主权国家，以武力为主要手段达到安全的目标，以约瑟夫•奈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时代，重组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应当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跨国行为体，经济、环保等国际机制也相应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手段，最终达到增进福利的目的。在反映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下，宗教性或具宗教意识形态的行为体也会在国际关系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文化传播或构建身份认同的手段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取代或补充武力或财力在传统国际格局中的作用。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宗教议程有时甚至超过军事、经济问题跃居首位。可以说，继国际政治经济学崛起之后，宗教问题对现实主义“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的固定分类法形成再一次挑战。

约瑟夫•奈指出，过去只有天主教教会或跨国公司之类的巨型官僚式组织才有能力发展覆盖全球的网络体系，现在，组建网络团体的低门槛与低成本造就了大量跨国行为体，包括具有宗教背景的传教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NGO）。这些跨国行为体的出现，一方面导致国家、政府、主权的权力分散，甚至改变了主权国家的中心地位和功能；但另一方面，国家管理的复杂化又不能简单等同于主权受到侵害，各国政府完全具备在适应信息时代全球化的过程中，逐渐调整其对主权管辖和控制含义的能力。

世界全球化的过程，也正是宗教普世化的过程，两者既是冤家，又是佳偶，既相互抵触，又相互契合。如果说经济全球化、军事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刺激了全球范围内宗教功能性的普世化，信息技术全球化则促进了宗教地理性的普世化。而这两种进程都可以在中国的宗教事务管理中找到缩影：体制外宗教团体从私域走向公共空间，宗教团体参与公益事业可以说都是宗教功能性普世化的体现，而不同宗教在非传统地区的扩展（例如：穆斯林的南下、基督教的西进、藏传佛教之东传）则是宗教地理性的普世化。从学理上而言，“全球化”、“信息革命”和“宗教现象”本来就是可以由不同学术进路和方法论加以剖析的研究对象，不存在“信息学”或“宗教学”之类的门户划分。国际关系、信息管理和宗教研究在国内都是方兴未艾的热门学科，但是一般而言，国际关系学者固守“宗教无用论”，信息专家执拗于“技术决定论”，宗教研究者则缺乏政治学和信息科技方面的知识结构，因而中国学界尚不具备约瑟夫•奈所说的“将不同系统结合成一个系统”的学术整合能力。虽然约瑟夫•奈并非从事宗教研究的专家，但作为国际关系大家，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如“网络封建主义”、“散居共同体政治”、“散”“合”同步性、从“广播”到“窄播”，“丰富的悖论”等，都有助于我们在剖析信息时代国际关系以及国家内政中的宗教因素时，测试其理论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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