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多元开放的整体性的和平发展观

［关键词］ 和平发展；多元；开放；整体性；大战略

［摘 要］ 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在大国成长的关键时刻向国内与国际社会展示的大战略方针，而要克服大国成长困境以及应对目前的国际新形势需要采取一种多元开放的整体性的和平发展观。其主要内容是，要把国际战略与国家战略统筹起来，把负责外交外事工作的各个职能机构统筹起来；不过分强调和平发展模式的独特性，而把中国的战略主张纳入到国际社会主流战略思想中去，并视之为国际社会长期和平运动在当代的结果；要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兼顾，软硬兼施，全方位介入，有限责任与普遍道义相结合，区域战略与全球战略相对接，由“平面外交战略”向“复合外交战略”转变。

［中图分类号］ D82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2826（2008）11-0051-07

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了中国外交的和平发展道路，从而向国际社会明确了中国新时期的国际大战略方针。目前我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正如新中国建国前我党提出的“和平民主”战略一样，都是在中国处于历史转折点时向国内国外表明的政治立场，将在很大程度上和相当一段时期影响中国内政外交和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行动判断。因此，从党的方针、外交实践与大国成长规律等多方面探讨和平发展战略的丰富内涵，并向国内国外作必要的阐述，是很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当然，这是一个宏大的题目，笔者仅从克服大国成长困境和应对当前新挑战需要注重和平发展战略的多元开放性与整体性两个侧面加以初步论述。本文认为，为了推动和平发展战略更加切实化、具体化和立体化，有必要倡导一种多元开放的整体性的和平发展观。换言之，也就是要贯彻一种多元开放的整体性和平发展大战略。而只有这样的一种大战略，才能真正有可能化解中国目前面临的大国成长的困境与应对当前的国际新挑战。

一、历史上的大国成长困境及其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挑战

关于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崛起的理解与了解程度，形势并没有我们看到的那样乐观，虽然我们在非典、汶川地震救灾、奥运会等重大时机不断地展现大国良好形象，但是国际社会仍然难以轻易摆脱几百年强权政治的历史逻辑的影响。探索和平发展道路的具体实施方式，首先要着力研究如何突破大国成长困境的历史教训对于国际社会心理定势的深刻影响，其次要正确面对国际国内一体化现实对于国际战略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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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我们暂且把结束欧洲强权政治模式的起点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是便于研究的方便。从历史实践上讲，这种人类的努力在国际社会形成以来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包括格老秀斯、康德、马克思等人的研究及其社会实践。但是，一战使得国际社会的重心开始从欧洲转向全球，人类普遍开始反思强权政治，大国努力追求强权政治之外的崛起道路，具有了世界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际政治本质上是经验占统治地位的领域。人类关于国际政治的预测与感知，往往不是从未来甚至现实变化中获得理性，而更依赖自己比较熟悉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历史上的大国成长困境是与欧洲近4个世纪的强权政治传统密切相连的。根据欧洲的强权政治历史，大国的成长，意味着大国崛起迟早引发霸权战争，一个不善于在战争准备和战争前的国际联盟中争得优势的国家必然要在崛起中失败，这样，希望世界和平与国际稳定的国家，以及在已有的国际格局占有既得利益和既有权势的主导国家，都希望从保护现状出发，来反对摩根索所指称的修正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1］(P50、51、56)从而造成了崛起大国的极其困难。很明显，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一个有志于成为世界大国的民族，就往往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如果不争取大国地位，就不能参与全球化条件下的世界资源分配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成长，永远在国际体系中居于底层和受压迫的地位；如果争取大国地位，就需要大力发展自身的综合国力，特别是加速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并通过不断扩大的国际贸易实现国家财富的积累，但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国际市场容量既定的前提下，只有怀有强大意志和军事胆识的国家才能帮助其民族解决自身的原材料、市场和廉价劳动力问题，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国际战争。［2］

大国成长困境的历史教训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或一个多民族国家，要想成长为一个大国，是极其困难的，往往要积累几百年的努力，而其获得世界大国地位的手段无一例外是非和平方式。乔治•莫德尔斯基曾经对世界历史上的大国成长进行过众所周知的研究，发现了几乎一百年才能出现一个世界大国，而这个大国的成长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全球战争阶段。［3］（P40）莫德尔斯基的这项研究，虽然有着机械论、过分实证主义和忽视社会学习等多方面的缺陷，但无疑强化了持有现实主义思维的政治家与国际战略家们的担忧：一个崛起的大国与霸权战争有着内在的联系。

历史上大国成长困境对于当代中国和平发展的潜在挑战是持久的，因为这种缘于欧洲强权政治的逻辑曾经长时期伤害了欧美民族和亚非拉民族，它已经深入到那些过于关注欧洲政治历史和那些坚持现实主义思维方式的世界各国权势人物和民众之中，越是在动荡与危机时期，越是在信仰失落的时代，越是兴起军备竞赛的时尚；越是在不安全和不信任盛行的时候，这种挑战就越强大。它不是独自针对当代中国的，它在挑战任何崛起中的大国。然而，破解这种“战争崛起逻辑”的重任却因为中国的崛起而要由中国来充任当前的主力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和平发展，实质上是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人类社会的重大贡献。

换言之，应对世界政治的可能灾难，中国应该走一种为国际社会承认、同情并支持的和平发展战略。只有说服大家相信中国和平发展是在继承人类和平的大业，是在执行国际社会和平主义思潮的一种新的体现，是在为世界和平与国际稳定做贡献，这种和平发展道路才是正确的。我们将其称为多元开放的和平发展观。什么是多元开放呢？我们还不能提出一个完整的概念，但其基本要义是清楚的，即中国的国际战略不是封闭的，要团结任何可以与之联合的国家，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不是完全独特的，它正在完成国际社会特别是某些大国历史上未竟的和平事业。也就是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实，都有着多种模式的和平发展战略，中国只不过是结合中国国情、或许更加顺应时代潮流的一种罢了。过去某些大国在某个时期的和平主义战略都有着历史的合理性和人类贡献。这样的立场与观点，不仅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而且也符合国际关系史与大国成长史。

大国成长困境的突破，是世界政治的难题，一百年来①，全世界都在探索它的可能形式。目前虽然国际社会把焦点置于中国的和平发展，但历史上的先锋军却是美国。从下表可以看出，美国比起其他欧洲大国来说，它的大国成长虽然不是和平牧歌式的，但是更接近于“和平崛起”的逻辑：即尽量通过和平方式来争取资源、市场与良好的国际环境。美国不仅发动的战争次数较少（只有8场），而且平均每隔21年才参与一场战争，如果以20年为一代的话，美国可以实现崛起过程中的“隔代人的和平”，这无论对于英国、法国、德国，还是俄国，都是不可思议的。美国能够较为和平地实现崛起，并不是偶然的，既有其民族国情的独特性，也有国际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因素。这要求我们的研究需要有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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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世界和平运动，虽然国内史学界权威著作的叙述口气不同，但承认它本身有着客观的实在。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四卷，第58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注:②]Edward Hallett Carr，The Twenty Years`s War：An Introduction to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arper & Row，1964，p.223， p.213；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Alfried A. Knopf， Inc.，1968， pp.363-377， pp.488-490；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209； Karl W.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5.

资料来源：郭树勇：《大国成长的逻辑——西方大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分析》，第15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迄今为止的国际学术界关于大国成长困境和战争崛起逻辑的研究之所以得出悲观的结论，一个基本的原因是，绝大多数研究以欧洲国际关系史为对象，而欧洲国际关系史无疑就是一部强权政治与大国战争崛起的历史。因此，要突破大国成长困境，至少不能把20世纪中叶以前的欧洲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否则我们始终走不出历史主义的泥潭。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等一些大国和一些民间和平运动都在探索一种有别于强权政治的国际关系模式，最有名的就是美国总统威尔逊，他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纲领不仅代表了美国的利益，也代表了一种新的国际政治观念，而其他战胜国和战败国空前地支持威尔逊的主张，最终促成了上个世纪20年代的理想主义政治实践潮流。国际联盟、集体安全、非战公约、裁军大会、民族自决……这股潮流是对欧洲400年强权政治的反动，是全球化时代人类整体意识的觉醒①，是乌托邦主义在国际政治中的具体执行。这股潮流虽然后来一度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中断，但最终还是在联合国等国际政治实践中得到了继续。二战之后的大国崛起，除了德国、日本，就是中国。德国的重新统一与崛起是和平发展式的，日本的经济崛起与正常国家道路也是和平发展式的，中国的目前伟大实践也是和平发展式的。尽管内容不一样，但无疑告诉世界，大国成长困境是可以突破的。

二、中国大国成长困境的新形势：国际环境的多方面干预

持一种多元开放的和平发展观，有助于我们建立和平发展道路的世界统一阵线。二战前后特别是欧洲一体化大发展时期世界探索和平转移与和平发展的努力，都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理论上的借鉴②。然而，中国大国成长的确又是欧美之外的和平发展道路，它又有着美国、德国过去未曾经历的国际环境对国内发展的多方面干预。

首先，国际市场波动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和全方位影响。中国是个转变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大国成长的过程，是中央权威受到国际经济极大制约的过程。国际市场波动对中国越来越产生直接和全方位的影响。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2008年的世界粮食危机对中国农产品价格的负面影响。“最近不少国家为应对能源短缺而用粮食生产生物燃料，结果造成包括中国在内的粮食市场供应短缺和价格上涨，进而带动了国内禽蛋和猪肉价格的全面上涨和紧缺”。［4］另外，国际金融也有类似情况。2007年7月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造成了美国经济的下滑，2008年预期增长率从2.8%下降至1.9%（IMF预测数据），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多方位的影响。一是美国的经济放缓导致消费水平下降，并将对中国出口增速产生抑制作用。同时，对中国通货膨胀也产生了新的压力。次贷危机对美国金融系统和房地产市场造成冲击，继续推动美元贬值，直接促成全球范围内能源价格与初级产品价格的狂升，使得中国进口能源价格和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特别先是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上涨，后是成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上涨，最终导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2007年10月PPI同比上涨3.2%，原材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4.5%。［5］二是美元贬值损害了中国外汇储备的购买力。自2007年底次贷危机以来，美联储连续调低联邦基金利率，导致美元的相对贬值，这种贬值显然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货币的国家是沉重打击，使得中国外汇储备的国际购买力大大缩水。三是次贷危机通过影响中国股市而增大了刺破中国资产价格泡沫的可能性。从2007年10月至2008年4月，中国A股市场指数已经下跌了40%，很大程度上缘于大量热钱恐惧次贷危机的中国效应而从A股市场纷纷抽逃。［6］上述例子昭示了中国在大国成长过程中国内治理受到国际经济的深入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客观上削弱了中央政府治理国家民族经济的能力，另一方面使中国容易卷入到国际经济战争中去，为国际上的战争力量所左右。这对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政府来说是挑战。然而，从相反的方向看，中国的国际战略一定要以国际为取向，要符合国际社会的主流认同，只有把自身的利益与国际社会的利益紧紧捆在一起，中国的发展才是有希望的。

其次，国际非政府组织对国内社会由间接影响转为直接介入。这是一种国际社会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新路径，也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某种效应。由于加入WTO之后的中国社会，要切实履行国际社会的契约，不断地开放市场、金融、法律；而在对外依赖度超过50%的开放社会里，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的融合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不可能再退回到社会封闭的年代。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于国内社会的影响也不再是过去简单地举办活动和宣传信息那样影响中国社会，而是直接地与中国民间社会进行接触了。一种数据认为，20世纪90年代是全球非政府组织大发展的年代，全球NGO的数目，已由1985年的14 000个上升到2003年的21 000个；1995年，被调查的22个国家中有28%的人口每年会志愿为非政府组织服务，这些国家NGO的总开支达1万亿美元以上，它们正在成为全球公民社会的主力军，并对国际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7］（P3-4）谁重视它，谁能利用它，就会取得较大的国际认同。应当承认，开放的中国显然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进入到中国社会中来，为中国的发展提供许多机会。实际上，每年近500个国际NGO和基金会通过其中国项目的援助总额高达1亿美元，用于环保、教育、扶贫、妇女发展、社区建设、学者交流、公民社会、法治建设、人权等领域。这对于社会边缘群体救助、环保、扶贫等社会和公共问题，无疑起到了帮助作用，有助于扩大政府的治理社会的能力。另外，国际非政府组织为中国非政府组织提供了输血功能，成为许多著名民间组织发展的推动力。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两个中国最著名的环保组织“地球村”和“自然之友”，都是在接受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情况下开展其活动的，且接受资助均超过了其活动总经费的50%，“地球村”组织的接受资助比率甚至高达85%。［8］这种直接介入中国社会的形势，既给中国社会融入国际社会提供了民间外交的新的可能与动力，同时，也对我们的国内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是国际NGO对于人权、宗教自由、民主化、西藏问题等敏感国内治理问题的介入和兴趣，容易削弱中国政府的危机控制能力；二是国内社会中的社会与政治动向等重要战略信息，可能会被国际非政府组织转移到敌对国家或敌对势力中去，不利于我国际政治斗争；三是转移中国民间社会对于政府的忠诚，造成国外宗教、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在中国社会的过分介入，形成社会的“文化震荡”，甚而引发社会动荡。在华的大型国际非政府组织，长期通过社会慈善与交流等活动扩大其影响，并大量聘用当代精英人才。国际非政府组织对华的介入，适度的发展会推动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的有力融合，而过度的发展则可能会引发本土力量的反叛意识并形成新的政治斗争。总之，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的深入融合，实际上不乏国际政治的斗争与合作，并发展出新的国际政治斗争与合作形式，中国的国际战略必需积极应对这种喜忧俱备且不可避免的融合。缺乏了社会维度的国际战略观，显然既容易片面，也会失去良好的历史机遇。因而，和平发展战略要有多元的成分，把国际社会化与国际社会互动纳入应有的框架。

第三，国际非传统安全因素与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结合。未来的中国国际战略，不仅要注重大国政治、战争危机、核不扩散等高端政治领域，不仅要把对象瞄准美国、俄罗斯、法国、日本等一些大国，还要关注低端政治领域和一些中小国家以及国际力量。我们常常把后者称为国际非传统安全。国际非传统安全因素对整个世界提出了挑战，中国在这方面几乎必定要继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来正面应对这些挑战。国际非传统安全因素目前已经多方位地与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相结合。从政治方面，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日益渗透到中国国内，而且得到了一些不安定因素的响应。经济方面，国际能源危机几乎影响到千家万户，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直接拉动了中石油和中石化的供应价格，使中国的有车族不得不筹划自己的年度经济安排，低能耗汽车以及相关产业越来越发达起来。日益扩大、为害甚广的艾滋病是国际社会新近兴起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为此，世界上成立了许多的非政府组织并成立了众多的防治事宜的基金会。这种安全威胁已进入中国，中国政府也已经开始采取措施，社会的相关研究与行动也在开展。例如，2008年8月1日上海市成立了由副市长牵头、由31个政府委办局及工会、团委、妇联、红十字会等4个半民间组织领导参与的市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指导宣传、交通、公安、卫生、旅游、质检、质监、出入境等各个环节的防治工作，这可能是中国地方政府中最早最全面的政府与社会动员。［9］除此之外，国际非传统因素还会在其他各个方面向中国社会渗透，应对之策就必然是国内战略与国际战略的结合，国家利益与国际合作的结合。它不仅是一种挑战，还可能是一种机遇，关键是为非传统安全时代的中国和平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探索。

三、突破大国成长困境关键需要一种多元开放的整体性和平发展大战略

上文从逻辑和国际关系史的角度，以及国内国际政治融合的现实角度谈及大国成长困境对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挑战，下面我们就需要探讨中国的国际战略应当符合什么样的原则。历史的灾难与国际政治的新形势逐渐使我们懂得，大国成长关键时期的中国国际战略，总体上要符合和平发展道路，贯彻大国社会性成长的规律，具体就是要执行一种多元开放的整体性方针。那么，多元开放的整体性和平发展大战略（下文简称为整体性大战略）又是什么？整体性大战略至少要求，中国的国际战略要浑然一体，要把国际战略与国家战略统筹起来，把负责外交外事工作的各个职能机构统筹起来；要多元开放，在外交主体与外交模式上不偏执于一端与独特追求，而把国际战略纳入到国际社会主流战略思想中去，视中国的和平发展为世界和平发展运动的当代继续；要兼顾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全方位介入，有限责任与普遍道义相结合，区域战略与全球战略相对接，由“平面外交战略”向“复合外交战略”转变。

首先，整体性大战略，要求国际战略与国家战略统筹起来，这在逻辑上轻而易举能够解释清楚，实践起来却步履维艰。对于国际战略而言，一个通病是内政与外交的分离，造成了国际战略的无根状态。所谓无根，主要指国际战略成了外交外事工作人员的专属领域，缺乏强大的国内官僚机构与民众集团的支持。中国传统的外交思维，是内外有别，先内后外，内紧外松，重内轻外。这种外交思维在封闭的社会状态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在开放条件下，这种思想就滋生出很多的后果。经济的相互依赖本身使地方经济已经成为国际市场的一部分，如何辨别经济领域的内与外呢？对于国内民间社会的任何的不利措施都可能引起与之息息相关的国际民间社会的强烈反应，如何采取内紧外松的措施呢？网络社会已经全球化，在信息公开方面如何做到先内后外呢？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因为民主政治的示范效应与有关国际公约的连带效应已紧紧结合在一起，如何做到重内轻外呢？目前，中共中央明确在十七大中提出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就充分说明国内执行整体性大战略的极端必要性。而真正地提高中国国际形象和软实力，进而有利于国际综合实力的提升，就必须克服过去的内政外交相脱离的观念与做法，要把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通盘考虑，在实现合理的国际利益的条件下实现国家利益。把国家战略与国际战略统筹起来，就为很好地实施整体性大战略，推进外交外事工作一体化准备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国家战略的执行机构都面临着国际战略的任务，因此，如何协调这些国家机构的国际战略及其执行，就成了一个显著的问题。尽管有着很多困难，但是建立起强大的国际战略实施协调机制和相关机构，仍然是一个明智和必要之举。

其次，整体性大战略，要在整体性的和平发展大战略前提下，贯彻多元开放的原则。一个现代的开放社会，必然是多元的。国家主权是一元的，但实现主权和维护主权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则是多元的。国家利益是一元的，但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式和国际战略的维度则是多元的。因此，着眼于中国大国成长的现实和未来，我们认为，从全方位开放，到多元开放，是一个进步。多元开放的整体性大战略，一是贯彻双向全方位开放的原则，不仅要与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国际组织与地区进行国际交往，还要欢迎全世界的各个国际关系行为体在一定的法律与惯例规制下来中国进行投资、旅游等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二是适应开放社会国际化的要求，继续推进外交工作世俗化、外交工作民间化、外交工作多主体化、外交工作地方化，推进政协外交、人大外交、地方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形成党中央领导下的国家外交多元开放的活跃局面；三是要不断地吸收世界政治文明的各种成果，持续地修正与补充自身的国际战略内容，使中国的国际战略始终紧跟国际实践并能够常常走在战略实践的前头；四是要把中国自身的和平发展模式视为世界和平发展运动的一部分，不独追求自身国际战略的独特性，因为美国在19、20世纪的崛起在战争的合法性限制与和平间歇期方面，都显示出对于欧洲列强方面的进步性，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的重新崛起与统一也是一种“准和平崛起”的模式，这些模式虽然有着偶而战争的影子，但已与欧洲强权政治模式有了较大的区别，承认中国和平发展是对世界和平运动的某种继续与发展，有利于从历史上、逻辑上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可与理解，从而更好地贯彻和平发展大战略。

整体性大战略实际上是要试图结束过去传统的单一、分散、平面的战略模式，由“平面外交战略”向“复合外交战略”转变。结合上文所讲的多元、开放、整体性、和平发展等特征，不难看到，我们主张的中国国际大战略是一种复合型的外交战略。复合型战略，首先是内政与外交的复合，形成一个国家一体化的多主体外交协调机制；其次是国家与社会的整体性动员，大幅度提升民间外交、地方外交在国家整体性外交中的作用，形成国家政府外交、地方政府外交、二轨外交、民间外交等多层次权威不一的对外交往体系；再次就是拓展国际战略的内涵与维度，努力把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各领域都纳入一个完整的国际战略之中，而不是只关注军事安全等高端政治领域，或者把军事和经济之外的领域仅仅当作国际战略的偶而陪衬。2008年9月国内出现的“三鹿毒奶事件”，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国内国际影响，大大破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间接地赋予了反华势力攻击中国政府的借口，它再一次提醒我们，国际战略一定要国内国际统筹，着眼于提高政府的全面治理能力和社会的伦理水平与责任能力。除了这三个方面，其实复合外交战略还有一些新的内容。比如，国际战略中要注意“软”（实力）“硬”（实力）兼施，有防守也有进攻；要注意有限责任与普遍道义相结合，在普遍正义上做到人道主义，在实践正义中做到量力而行；要把区域战略与全球战略对接起来，做到和谐周边与和谐亚太的结合，等等。这将需要另文加以阐述。

参考文献：

［1］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

［3］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M］.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7.

［4］ 刘东国.中国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与和谐世界的建设［J］.中国外交，2008，(2).

［5］ 张明.美国经济下滑和美元贬值对中国出口和通货膨胀的影响［J］.国际经济评论，2007，(11/12).

［6］ 张明.论次贷危机对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带来的机遇与挑战［J］.国际经济评论，2008，(5/6).

［7］ L. Salamon，H. Anheier，R. List，S.Toepler， S. Sokolowski. Global Civil Society：Dimensions of the Nonprofit Sector［M］.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Civil Society Studies，1999.

［8］ C. D. Lee.Legal Reform in China：A Role fo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J］.The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3，(25). 转引自马秋莎.全球化、国际非政府组织与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J］.开放时代，2006，(2).

［9］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上海市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的通知［Z］.上海市人民政府公报，2008，(17).

On the Holistically Open and Multi-dimensional Concept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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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 Shu-yong, XIA Xi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han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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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peaceful development; multi-dimensional; open; holistic; major strategy

［Abstract］ Peaceful development is the major strategy China proclaimed at home and to the world during our critical period of growing towards a big power. In order to meet the challenges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and to adjust to the new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we should adopt a multi-dimensional holistic concept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This concept can be explained as follows: First of all, we should integrate international strategy and domestic strategy, and coodinate more efficiently various organizations that are responsible for foreign affairs. Secondly, we should not overemphasize the uniqueness of the model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instead, we should let our strategic views be integrated into the mainstream strategic view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consider them as the result of the long-time peaceful mov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modern times. Next, we should attend to all aspects in politics, economy, social and military affairs, taking both mild and forceful measures, and participate in all international affairs. Finally, we should combine limited responsibility with the general ethical responsibility, combine regional strategy with global strategy, and transfer from one-faceted diplomatic strategies to complex diplomatic strateg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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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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