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个案研究：用文化“包容互鉴论”涵化“文明冲突论”

话语权直接来源于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话语即权力”命题。在福柯看来，“话语”（Discourse）并不完全等同于或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声音”（Voice），话语权也不仅是指说话权，“话语是制造和再造意义的社会化过程”。这样，话语权的本质就不仅仅是“权利”，而是“权力”了。话语权体现在知识体系的构造和社会结构的创建方面，体现在舆论引导、规则制定、文化吸引的能力方面。而在当今世界的人类发展中，“文明冲突”和文化的“包容互鉴”，是特别值得我们研究的两套话语理论。

冷战结束后，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横空出世，成为了后冷战时期的西方构筑国际关系体系和认识国际文化交流中的重要话语。其影响之大，不仅被拿来解释西方与伊斯兰国家的冲突，甚至有人将其纳入了中美冲突之中。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基伦·斯金纳在2019年4月29日名为“新美国组织”智库组织的一次活动发言中，就提出了美国与中国的争端不同于冷战时期与苏联的冲突，声称：“这是一场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这是美国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其实“文明冲突论”，不过是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当代翻版。

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的同时，中国也提出了文化“包容互鉴论”的主张。就在斯金纳发表极端言论的同时，2019年5月15日，中国召开了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的演讲中强调，“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进一步阐述了文化包容互鉴论的内容，向世界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理论话语。

那么，如何看待这两种话语，其内容的核心是什么？理论的渊源是什么？影响和发展前景又是如何？需要我们研究。我认为，这两种话语的竞争背后有深刻的文化背景，其竞争的结果会影响世界的走向。话语权的争夺不是空洞的，用文化“包容互鉴论”涵化和超越“文明冲突论”，就是我们争取话语权的一个重要领域。

一、两种话语的内容及发展

“文明冲突论”的主要倡导者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他在发表的论文《文明的冲突？》（《外交事务》季刊1993年夏季号）、《不是文明，又是什么？》（《外交事务》1993年冬季号）、《西方文明：是特有的，不是普遍的》（《外交事务》1996年冬季号）等，以及随后的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年）中，建立了自己的观点体系。

亨廷顿的理论不仅在方法上独树一帜，采用了形而上的文化方法来探讨未来国际潮流的走向，而且其立论也极为独特。其逻辑如下：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政治走出了西方阶段，其中心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以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世界政治正步入一个新阶段，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因素，而是文化的差异，世界的划分不再按照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异同，而是根据文化和文明的背景；一种文明就是一个文化实体，是民族的最高文化组合，它既取决于人们所属的广泛的文化属性，也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自我认定；尽管民族国家仍是世界事务中强大的因素，但相同文明组成的国家以及国家集团将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决定未来世界大格局的是七大或八大文明，主要有西方文明、日本文明、拉美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或还有非洲文明，今后重要的冲突将围绕着这些不同文明的文化差异线而爆发，尤其是與西方文明较远的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文明冲突将主宰着全球政治，不同文化的断层正在成为新的危机和流血冲突的爆发点，“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①下一次世界大战如果发生，将是文明之间的战争。由此，他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文明基本差异和不可转换论”“断层线战争论”，成了后冷战时期国际学术界的重要理论。随着2001年“9·11”事件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发生，这一理论似乎更是得到了印证，影响日隆。

文化“包容互鉴论”是中国政府在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所提出的理论。其早期的表现有和平崛起论、和平发展论、和谐世界论。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两次关于文化的讲话中，更是明确提出了文化的“包容互鉴论”。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在讲话中首次提出了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三原则：第一，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第二，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第三，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2014年9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提出了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的四个原则：第一，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第二，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第三，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第四，科学对待文化传统。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这两个讲话明确地阐明了“包容互鉴”的内涵和意义。而在2019年5月15日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又提出了“四个坚持”的主张：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其主张坚持和发展了文化“包容互鉴”的理论。

二、两种话语的产生背景和文化根源

“文明冲突论”产生于冷战结束初期美国崛起的年代。上世纪90年代初世界政治进入了“一超多强”的后冷战时期，美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世界霸权。如何认识世界发展的走向，在美国出现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所谓“历史终结论”相对乐观，而“文明冲突论”更加务实。亨廷顿认为，世界冲突的模式先后经历了“君主的冲突”“民族国家的冲突”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冷战结束后开始进入“文明冲突”的新阶段，所以要以文明重新划线来寻找敌人。他以西方文明为参照，把非西方国家分为抗拒西方、加入西方、平衡西方的三类，甚至提出了明确的国家战略：加强自己文明内部的合作，把接近西方的东欧和拉美拉入西方，促进与俄罗斯和日本的合作，限制儒教和伊斯兰教扩大军事力量，防止二者的接近与合作，支持其他文明中赞同西方价值观和利益的集团，加强反映西方利益和价值观的国际机构……。美国的后冷战国家战略，从布什“超越遏制”战略的“世界新秩序”，克林顿“参与与扩展”战略的扩大民主国家的疆界，小布什“单边主义”、“新干涉主义”、“文明之战”的全球反恐，奥巴马的“重振美国的领导地位”和“重返亚太”，到特朗普的“再次伟大”和“印太战略”，都是在这条路线下进行的。

文化“包容互鉴论”产生于新世纪以后，特别是近几年的中国崛起中，反映了中国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和对自身发展道路的认知。在经过了“和平崛起”“和谐世界”、“和平发展”及国际关系中“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理念铺垫之后，习近平主席明确地提出了文化包容互鉴的观念，在强调包容互鉴的三原则、四原则的同时，还在不同的场合讲述中国的发展战略与立场。甚至在2014年3月28日，在法国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主席还引用拿破仑关于“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的比喻，说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2014年11月17日在澳大利亚的议会上又说，中国是个大国，是个大块头，但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共同发展、合作发展。

我们认为，之所以产生“文明冲突论”和“包容互鉴论”，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对此，有20年、200年和2000年三个层面的观察视角。按照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历史分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有表层的重大事件体现的“事件”史，中层慢速率变化、周期性波动的“局势”史和深层长时段的“结构”史。②

就“事件”史，即20多年来的国际关系来看，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美国获得全球霸权和中国崛起。两种理论恰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而这两种理论的交替碰撞又恰恰出现在美国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崛起中。就“局势”史，即200年的世界变化而言，可以说，“1830年以来国际政治中延续最久的两种政治理论就基于两种彼此对立的观点，一种强调合作，另一种则强调竞争”。这种争论凸显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思潮：一是强调文化的多样性，相信文化的相对主义和普世性，奉行理想主义原则；一是强调文化的特殊性和绝对性，奉行现实主义原则，这两种思潮已交锋二百年之久。而就“结构”史的深层概念而言，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后，出现过农耕文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三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体现出了不同的文化特征。两种理论的差异也反映了东西方文明不同的观念。海洋文明面对的主要生活资源是大海，如黑格尔所说，“大海给了人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③体现海洋特征的西方文明更多的强调自由和竞争，由竞争上升为冲突；农耕文明面对的主要生产资源是相对稀缺的土地，生产方式是靠严酷的自然推动，如汤因比所言，“自然环境对人类是一种非常残酷的监工”，④体现农耕特征的东方文明更多的强调平等、和谐与合作，由合作上升为包容互鉴。

三、用文化“包容互鉴论”涵化和超越“文明冲突论”

亨廷顿的理论出笼之后，立刻引起了国际学术界极大的轰动，首登其文章的美国《外交事务》主编说，“是该刊1940年创刊之后所仅见”。赞誉者有之，批判者更多。批评者不仅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也来自西方学界。概而言之，中外学者的批评主要表现在对文明概念的理解、世界冲突的根源、文明能否取代国家、其理论的目的及某些具体问题方面。其实，亨廷顿也知道自己的理论有许多漏洞，所以预先做了一块盾牌。他引用哲学家库恩的话说：“一种理论要想被接受为一个范式，必须看上去强于其竞争对手，但它不必要解释，事实上也从来没有解释所有它可能遇到的事实。”⑤简单的批评，寻找逻辑和事实的混乱，用传统的政治解释模式，的确不能击中要害。要批判亨廷顿的理论，必须用与他同样的方法，站在同一个层面。既然他跳出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范式而进入了“文明冲突”的范式，那么，文化“包容互鉴论”就是批判和超越这一话语的最好武器。

可以说，这两种话语还是有共同基础的。例如两种理论都认为，世界进入了多种文明并存的时代；都认为文化可以超越政治，是更深层的世界发展基础。两种话语最大的不同就是对文明发展深层结构的认识存在差异：不同文明的存在基础到底是冲突，还是在共存中的包容互鉴？我们不否认在不同的文明中，存在着独特而鲜明的文化特征，但更不能否认文化的包容开放和发展演变；我们不否认人类的发展史上确有文明或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但更不能否认文明之间除了冲突还存在着共融和共处。

话语权并非是永久不变的，其权威性与合法性来自对时代概括的抽象性和指导性。在当代人类进入了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强调“包容互鉴”而不是“文明冲突”，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文化人类学家曾经把文化的传播分为三种模式：文化同化、文化抗拒和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涵化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文化在接触交流中互相影响、互相吸收而发生的文化变迁过程。文化的“包容互鉴论”可以涵化和超越“文明冲突论”。事实上，我们恰恰在中美贸易战中看到了当前的世界经济、科技已经连为一体，看到了任正非在多次的受访中对开放、合作、尊重对手和共同为人类创造财富的话语坚持，也看到了美国舆论界对斯金纳把中美博弈描述为“种族竞争”“文明冲突”的震惊。尽管亨廷顿自己大谈冲突，但他也知道文明之间的战争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他也提到了文明相处的所谓三原则：“避免干涉”、“共同调解”和扩大“共同性”。⑥这也恰恰是文化“包容互鉴论”所提倡的，说明了“冲突论”终将归于“包容互鉴论”的包容之中。当然，话语权的转移还需要硬实力、软实力、传播力的基础和话语体系的支撑，这也是我们需要加强的工作。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人类重要的转折关头并不多。如果说公元前800年到200年的“轴心时代”算一个，15至16世纪以来世界开始走向近代化和整体化发展算第二个，那么本世纪以来的发展便是第三个。这次转折的意义更深于前两次转折。借助亨廷顿的“文明”概念可以这样描述：第一次是早期的不同文明分别在各自地区发展而达到相对高峰，第二次是獨立发展的区域性文明开始走向交汇和整体性发展，那么这一次则是这些文明开始由一种强制性、单向和冲突式的发展走向了一种平等、开放和并存共处的整体性发展，其转折的意义就是人类的相处基础从政治、经济的表层转为文化的深层，从文化的一元论发展到多元结构，战争、征服和冲突开始被争取和平与发展的潮流所取代。因此，文化的“包容互鉴论”应该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和主流话语。

「注释」

①[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②转引陆象淦著《现代历史科学》，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226页。

③[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96页。

④[英]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⑤同①，第9页。

⑥同①，第366页，第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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