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建设的历史教育：钱穆史学的启示

钱穆的历史著作在当代十分流行。在钱穆看来，现代中国的历史学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历史教育问题，即用怎样的历史知识塑造中国人的情感、认同与智慧，让国人热爱国家与民族。当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他撰文展望未来的中国建设，其中特别强调：“将来新中国建国完成以后之政治、法律、教育、伦理等，无疑仍是接续中国以往的历史文化而生根，绝非抹杀中国以往，横插上西方的历史传统而出现。”[1]为此，就必须提供给广大国民可靠的历史知识，既能呈现中国历史的演进特征，又能贴近当代的政治与社会实践。钱穆的许多史学著作都具有极强的历史教育与历史普及意涵，聚焦在现代中国应培养什么样的时代接班人。

钱穆坚信，好的历史教育能够不断培养富有文明担当意识的好青年，这恰恰是维系作为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的中国的重要条件之一。在现代中国，正如徐中玉所论：“国应当爱，人类也应当互爱。当存在国家与民族之别的时候，当然先应爱自己的国家与民族，然后再推及世界、人类。自命超越，连本国本族都不爱，就谈不到泛爱世界与人类。”[2]毋庸置疑，这种基本的现实感是讨论中国问题时所必须具备的。就此而言，钱穆史学中所蕴含的历史教育旨趣就值得予以重视，将其视为思考当代中国历史教育问题的理论资源。

历史教育与国家建设

有论者言，自1850年到1949年，“从史实看，在这个‘屈辱的世纪’里，种种转机预示了中国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崛起。中国政府不断在军事、经济、政治和科技领域推进改革以寻求富强，与其他国家比肩”。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便是“过去一个半世纪里，中国政治家们所秉持的意识形态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在追寻富强，以求重获甚至提升和扩大其国家主权”[3]。此恰如章太炎在清末所呼吁的：“今外有强敌以乘吾隙，思同德协力以格拒之，推其本原，则曰以四百兆人为一族，而无问其氏姓世系。为察其操术，则曰人人自竞，尽而股肱之力，以与同族相系维。其支配者，其救援者，皆姬、汉旧邦之巨人，而不必以同庙之亲，相昫相济。”[4]时人在力求摆脱国势衰微之道的同时，重新思考内部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结构，以期形成一种符合现代需求的文化与价值观，抵外侮，除弊政，振民生，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可以说，近代中国的首要任务在于维持秦汉以来的大一统国家政权，特别是清代形成的领土版图，动员广大的社会力量，抵抗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与主权的侵蚀，让中国摆脱日益加剧的危机，走向独立自主。许多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展开，都与这一时代主题息息相关，也只有促进了这一过程，才能具备基本的合法性。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教育事关重大。作为20世纪初宣扬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强调：

史家目的，在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而因以增加生活之兴味，睹遗产之丰厚，则欢喜而自壮;念先民辛勤未竟之业，则矍然思所以继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观其失败之迹与夫恶因恶果之递嬗，则知耻知惧，察吾遗传性质缺憾而思所以匡矫之也。夫如此，然后能将历史纳入现在生活界使发生密切之连锁;夫如此，则史之目的，乃为社会一般人而作，非为某权力阶级或某智识阶级而作，昭昭然也。[5]

既言历史著作为“社会一般人”而写，那么梁启超所瞩目的就不限于专业化的史学研究，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教育。正因为通过正确的历史教育能使国民对本国历史有发自内心的认同，所以才会有“继志述事”之念，也正因为这种历史教育是建立在鲜明的时代意识之上，所以才能充分认识到本国历史遗产中必须予以克服的“恶因恶果”。历史教育固然是为了培养爱国之情，但也绝非率由旧章、深闭固，而是能理性地看待本国历史的复杂面向，进而思考未来的实践道路。

但梁启超所期待的这种历史教育在近代中国基本上并未出现。蒋廷黻在20世纪30年代却观察到：

在我们贵国的大学学市政的或者知道纽约、巴黎的市政，但北平、汉口、成都的市政十之八九是不知道的。学“政制”的都学过英美德法的政制;好一点的连苏俄、意大利、日本的政制也学过，但中国的政制呢？大多数没有学过;就是学过，也就是马马虎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的大学不是在这里为中国造人材，反在这里为英美法造人材。[6]

之所以造成这一现象，除了在社会科学领域缺少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深入调研，更与历史教育的阙失息息相关。而这正是钱穆十分在意的。在20世纪30年代，他本着对时代变局的体认，强调：“今日中国处极大之变动时代，需要新的历史知识为尤亟”，但现实则是“中国虽为历史最完备之国家，而今日之中国，却为最缺乏历史知识”。[7]正因为身处时代转折期，所以更为需要一套基于中国自身状况的历史叙事作为历史教育的基础，这一点绝非简单复制域外理论就可以替代。及至晚年，他依然呼吁：“中国历史上自己原有的一套，是不要了。這是一件最可怕的事。为什么中国自己原有的一套全该不要呢？其中道理，却就大家不知。今天的中国，老实说，全部政治都已外国化[8]。”在这里，关键的问题与其说是中国政治“全部外国化”，不如说是中国人自己由于缺少必要的历史知识，因而对传统政治为何“全该不要”缺少理性的、自觉的认知，这样将导致中国未来的国家建设缺乏扎实稳固的根基。

基于此，钱穆亟言历史教育与国家建设的重要关系。在抗战期间他指出：“我常细听和细读近人的言论和文字，凡是有关主张改革现实的，几乎无一不牵涉到历史问题上去，这已充分证明了新的改进，不能不有旧的知识。只可惜他们所牵涉到的历史问题，又几乎无一不陷于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境界。这是事实告诉我们，我们这一代，是极需要历史知识的时代，而又不幸是极缺乏历史知识的时代”。[9]在此情形下，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就更凸显出来了。他呼吁：“我们并不想歪曲自己的历史，来利用作一时的宣传。但是我们应该澄清当前流行的一套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一切历史叙述。我们应该设法叫我们中国人知道真正的中国史，好让他们由真正的知道，而发生真正的情感。这样才配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一个责任，自然要落在史地教育者的身上”。[10]当然，钱穆深知近代以来全盘性反传统思潮甚嚣尘上，在历史知识上国人多受到域外流行风气的影响，特别是陈寅恪所感叹的由于“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致使“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11]所以此事颇为不易。因此他直言：“史地教育界责任之艰巨，更可想见”。[12]而这一“艰巨”的责任，在今天依然不容人们忽视。

通史编撰与历史教育

现代历史学主要特征之一就是通史意识的凸显，通过编撰具有普遍性意义与长时段的历史作品，彰显某一国家或某一文明自身的政治与文化合法性，凝聚人们对这一国家或文明的认同。当18世纪启蒙运动席卷欧陆之时，面对日渐崛起的近代欧洲文明，席勒在1789年呼吁：“是什么促成了艺术奇迹的诞生？又是什么引诱出丰功伟绩？人类从一个极端攀升到另一个极端，从离群索居的洞穴人上升为才艺双全的思想者、世事洞明的练达人，这期间他都经历过哪些状态？—世界通史能够回答这一问题。”当然，此处所谓的“世界历史”，主要着眼點在于强调“欧洲这一小片大陆，从昏暗到光明、无序到有序、幸福到悲惨，转变得是何等迅速！”，因此，对于欧洲人而言，“我们此刻济济一堂，共有这样程度的民族文化、这样的语言、这样的习俗，共享这样的市民利益、这样程度的良心自由，或许都是世界上之前发生一切事件的结果：要解释这一刻，至少需要动用普遍历史”[13]。到了19世纪，用“普遍历史”的方式来论证欧洲文明的优越性更为流行。在带有极强通史色彩的《欧洲文明史》中，基佐强调：“欧洲文明是世界的忠实的映像：正像史上一切事物的进展那样，它既不狭隘、排外，也不停滞不动。”[14]

如果说通史著作在近代欧洲被赋予形塑欧洲文明华美壮丽外观、提升文明自信的任务，那么在近代东亚，随着明治维新之后国力提升，日本学者通过“东洋史”将中国历史纳入其中，进而形成一套历史观，作为近代日本国民教育的组成部分。“东洋史”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经常服务于近代日本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的扩张。作为这一学科的代表人物之一，其通史著作在当代中国颇为流行的内藤湖南在20世纪20年代就借由“回溯”历史，直截了当地声称当时列强所宣扬的“中国国际共管论”很有“道理”。在他看来，“这条道路，是由其他国民来代为管理中国人最不适合的政治经济工作，而中国国民本身则致力于完成更高等的文化，也就是完成作为趣味性产物的艺术”，因为“中国国民向来所实行的政治经济方式，说到底已经没有发展的前途”。[15]总之，对于这种用写通史的方式来搞殖民的现象，应当注意并警惕。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钱穆特别强调通史编撰在历史教育中的重要性。20世纪30年代钱穆任教北京大学时就要求独自讲授“中国通史”一课。据时人回忆，“当他开讲中国通史时，向例是坐得满满的”，由此“也是北大最叫座教授之一”。[16]而又据当面听过钱穆讲话的人描述，钱穆在当时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历史教育中缺少好的通史著作。[17]

按照钱穆的逻辑，历史教育离不开通史编撰。所谓“通史”，并非是将古今历史知识通盘讲授给学生，增加历史教育中的知识积累。而是要通过有头绪、有线索、有主旨的讲授，让听者能够对中国历史的来龙去脉形成一以贯之的整体认知，在历史教育中培养成体系的历史思维方式与历史价值观。欲收此效，是否有一部合格的“中国通史”著作就显得尤为重要。钱穆强调需要一部新的通史为广大国民提供“今日所需历史之知识”，[18]其隐含前提就是认为中国古今之间的延续性大于断裂性。因此，必须承认现代中国的各种特征是充分继承了古代中国的种种遗产，并且这种遗产绝非仅是消极负面的因素，更是使中国在列国林立的时代里彰显自身之所以为中国的重要依据。通史教育能为今人提供历史智慧与政治智慧，使国民大体明晰各项典章制度、学术思想、社会伦理、乡里实践的渊源与流变。如果历史教育中缺少基本的通史教育，那么将很难形成整体的中国认识与必要的国家认同，以及培养由中国自身状况出发思考问题的习惯。

通史编撰的直接目的是为广大民众提供恰当的历史知识，这是历史教育，更是政治教育。对此钱穆在代表作《国史大纲》中指出：“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的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19]既然如此，那么就需要这部通史以鲜明的时代意识来述往事，思来者。它不能仅仅流于按照既有套路来罗列史实，但也非尽从学术创新的角度出发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在历史教育中复述一遍。钱穆认为：

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以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以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智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地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地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证候，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尽之责任，而油然兴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20]

钱穆此话的潜台词或许就是在强调通史必须不断更新，方能具备鲜活的基本问题意识，贴近当代实践。他1961年在香港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特意将“如何研究通史”作为开篇。其中他指出编撰通史应重视“旧史新写”，认为“时代变了，我们所要求的历史智识也和前人有不同;所以就该重来写新历史”。他感叹：“只可惜此项旧史翻新的工作，我们也没有人认真去做。我们前一辈的未尽责任，将这些任务都卸给我们。我们如再不尽责，这也是一时代悲剧。总该有人来负起此责任的。”[21]如果我们承认今天的中国与世界和钱穆写《国史大纲》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时代症状，那么他的这一感观，在今天的历史教育中依然不容忽视。

国史素养与世界视野

近代中国所显现的许多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本国“内部”，而是多与世界格局的变动相联系。因此想要较为深入地思考中国问题，就必须将眼光投射到外部，具备一定的世界视野，能够在近代世界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综合变动中展开分析。像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夕力言“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22]，这并非他自我蒙蔽，拒绝开眼看世界，反而恰恰是他曾有过一番对西学与西政的广泛考察，然后才意识到中国未来的建设必须根植于自身的历史与现状。[23]而在历史教育方面，钱穆主要聚焦于中国史方面，按照一般的理解，这就容易把他归于“守旧”者的行列之中。据他自己回忆，在抗战期间傅斯年就对人说：“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彼亦屡言及西方欧美，其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24]

其实，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对于西学的理解，除了极个别的人之外，其实总体水平都较为有限。即便像傅斯年、胡适这样曾经留学海外的人，虽然直接接受西方教育、观察西方社会，但基本都是在一个比较浅的层次来照搬、挪用当时西方各国所流行的政治、社会、经济、历史观点，很难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见解与判断。也正由于这样，晚清民国知识界从未停止过对“食洋不化”现象的批评。更有甚者，由于近代中国极度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支配状况，彼辈在价值观层面也时常体现出周予同所描述的因留学海外而“在表面的态度上表示着和蔼，但骨子里仍自以为高貴，而对一般的人们冷静地轻蔑着”[25]。因此，判断是否具有较为自洽的世界视野，也就不应以过分纠缠于知识来源到底是《东方杂志》还是外国课堂，而是要考察他们能否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出发，着眼于中国所面对的世局与挑战来思考世界形势，形成一套自洽的、完备的知识体系。

钱穆自言：“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26]这个问题在历史教育领域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如何通过传授恰当的中国历史知识，培养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既有基本的民族自信，又有广阔的世界眼光的国民。钱穆相信，通过良好的历史教育，国人对中国历史与文化产生深厚感情，认清中国的时代症结，知晓本国利害所在，这非但不会有碍于放眼世界，反而由于在知识积累上能够卓然自立，更易于对世界形势有较为客观、冷静的分析。

按照这一逻辑，如果说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主要世变就是被卷入西方列强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之中的话，那么国人的世界视野首先应对近代中西交涉的性质有所了解，特别是列强政治与经济手段。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写道：

晚近一、二世纪以来，彼（西洋）乃突飞猛进，而我懵然不知。彼我骤相接触，彼好讥我为自傲。夫一民族对其固有文化抱一种自傲之情，此乃文化民族之常态，彼我易地则皆然。且彼之来也，其先惟教士与商人;彼中教义非我所需，彼挟天算、舆地、博物之学以俱来，我纳其天算、舆地、博物之学而拒其教义，此在我为明不为昧。彼不知我自有教义，乃以天主、天国强聒，如其入非洲之蛮荒然，则固谁为傲者耶？且传教之与经商，自中国人视之，其性质远不伦。经商惟利是图，为中国所素鄙，奈何以经商营利之族，忽传上帝大义？中国人不之信，此情彼乃不知。抑商人以贩鸦片营不规之奸利，教士笼络我愚民以扰搰我之内政，此皆为我所不能忍。而彼则以坚甲利炮压之，又议我为排外，我何能服？且彼中势力所到，亦复使人有不得不排拒之感。[27]

可见，钱穆认为现代中国人所应具备的世界视野，其关键之处是切勿被近代西方的意识形态话语给束缚，致使不能认清近代中西关系的本质。把近代中国描绘成“自大”“封闭”，与其说此乃历史的实相，不如说是为近代西方在中国进行殖民活动做合法性论证。因为按照近代西方的文明等级论，资本主义列强藐视全球，岂不更自大？而要真说近代中西之间的交流，将中国作为资本主义的原料获取地与商品倾销地，并且借助不平等条约来向中国传教，这些行为又何曾征求过中国人的意见？因此，就不能说近代中国反抗西方乃“封闭”，而是应该检讨为何“知必有以排之而不得其法”[28]。

在此基础上，既然历史教育与国家建设关系紧密，那么这种历史教育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意识，就应当包括对现代世界政治局势的基本判断。1942年，在抗战处于最艰苦的阶段，钱穆通过分析近代西方文明的特征来预测战后世界局势。在他看来，“这四百多年的世界，简直只是为欧洲人特设的舞台。这是一种人类社会的新势力。这一种势力，具体言之，是一种中层阶级工商阶级之资产实力。向内则有代议政治的争得，向外则有殖民地之征服。内面的代议政治成立，和外面殖民地征服，是支持这一种势力的两个基点，亦是营养这一种势力的两条血管”[29]。而此次世界大战，则显示出这种资本主义体制被替代的可能性：

近世资本主义剥夺劳工固如马氏（马克思）之说，而欧洲资本主义之更主要的基础，则建筑在国外殖民地财富之脧吸。因此资本帝国主义内部劳资对立固为事实，而帝国本身与殖民地之对立，则更属重要。当知帝国内部无产大众，较之殖民地富人，大体上说来，他们依然是富人，而殖民地全体才是真正被剥削的劳苦大众。在欧洲中心圈里说，资本主义之崩溃，将为无产阶级之兴起。而在超欧洲中心的整个世界来看，则欧洲中心的资本帝国主义之崩溃，将为殖民地政策之告终，与殖民地统治的解放。[30]

众所周知，在《国史大纲》中钱穆曾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无批评。但在这里，当他基于中国的立场来分析世界局势的时候，所用的名词与思考框架却带有极强的左翼色彩。特别是他注意到了殖民地问题，将其视为突破资本主义在全球统治的重要环节。“二战”结束后蓬勃兴起的殖民地解放运动，更是印证了他的这一预测。就此而言，谁能说钱穆不具备世界视野？他晚年回忆，自己的这些观点是在抗战时期和一群主要由留学海外的学人组成的“战国策派”的论战中产生的。后者认为世界局势依然由西方的“秦”（苏联）或“齐”（美国）来操控，看不到广阔的被殖民地区的反抗。[31]这其中的差异，与其说是彼此接受了不同的西学流派，不如说是因为对中国历史有着不同的态度。正是因为钱穆热爱历史上与现实中的中国，所以他能推己及人，注意到当时与中国处于同一命运的其他地区，将其视为塑造战后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余论

1974年，钱穆在演讲“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史学”时，特别强调中国传统史学的精神在于揭示“小己个我心之外，更郑重指出人类之大群团体心”。前者“待到在人类大群文化之复杂社会中，而此心仍不断渐滋暗长，自私自利无限发展，对大群则无利有害”。而通过读史，可以认识到“此心始是人类之全心，此人生亦是全人生。小我之与大群，以安以和，以乐以足。此乃人生终极理想所在。亦人文演进途程中之最高指标”[32]。这一强调“小己”与“大群”彼此关系的论述，彰显出在他眼里史学的社会功用应是呈现出“大群”存在的必要性，让人们能超越带有“精致利己主义”的“小己”之心，形成对“大群”的基本认同与热爱。这个与“集体主义”在论述逻辑上极为相似的观点可以说是钱穆对于历史教育问题思考的哲学前提。在各种解构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这也是重新思考中国的历史教育现状时可资助益的理论遗产。

犹有进者，钱穆强调不同时期面对新的时代问题，应该重视“旧史新写”，提供新的历史大叙事。但不得不承认，这一工作在晚近显得颇为不够。因此，当下各种由域外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所撰写的通史性质著作便开始在中国图书市场上流行起来。人们或许是久不思考历史叙事问题，以至于极易忽视潜藏在这些历史叙事背后的现实指向。喜欢读历史的中国人民会不会在某些文化资本操纵下只能接触到这类历史著作？有鉴于此，钱穆关于现代中国历史教育问题的论述并未过时，依然值得今人接续他的思考。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注释：

[1] 钱穆：《建国信望》，载《政学私言》，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55页。

[2] 徐中玉：《忧患深深八十年——我与中国二十世纪》，载《徐中玉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

[3] 哈尔西著，赵莹译：《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序言第1页。

[4] 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载《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册第348页。

[5]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正补编·新史学合刊）》，里仁书局1984年版，第47页。

[6] 蒋廷黻：《中国社会科学的前途》，载桑兵等编：《近代中国学术思想》，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65～266页。

[7] 钱穆：《略论治史方法》，载《中国历史研究法》，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页。

[8]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206页。

[9] 钱穆：《革命教育与国史教育》，载《文化与教育》，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54页。

[10] [12]钱穆：《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载《中国历史研究法》，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76页;第177页。

[11] 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载《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61～362页。

[13] 席勒：《何为普遍历史？为何学习普遍历史》，载刘小枫编，谭立铸等译：《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第168～169页。

[14] 基佐：《欧洲文明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8页。

[15] 内藤湖南：《作为中国人观的中国将来观及其批评》，载《东洋文化史研究》，林晓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7页。

[16] 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钱穆先生》，载李孝迁、任虎编校：《近代中国史家学记》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652页。

[17] 参见克明：《钱穆的历史观》，载李孝迁、任虎编校：《近代中国史家学记》下册，第642～643页。

[18] 钱穆：《评夏增佑中国古代史》，载《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九）》，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51～252页。

[19] [20]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引论第3页;引论第8页。

[21] 钱穆：《如何研究通史》，载《中国历史研究法》，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22] 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页。

[23] 关于章太炎的西学阅读状况，参见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165页。

[24] [26]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18页;第46页。

[25] 周予同：《学问赎罪论》，载邓秉元编：《周予同教育论著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93页。

[27] [28]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890～891页;第891页。

[29] [30]钱穆：《战后新世界》，载《文化与教育》，第63頁;第68～69页。

[31] 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页。

[32] 钱穆：《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史学》，载《中国学术通义》，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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