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档案学国际学术交流

20世纪50至60年代是中国档案学的重构与渐进发展时期，也是中国现代档案学科体系和档案学高等教育体系的探索和确立时期。本文利用相关档案，从档案学国际学术交流的角度再现了这一时期新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档案学 国际学术交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1952年，为加快培养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建设人才，党中央委托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开办档案学专业。新中国依托苏联档案学专家和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苏联档案事业和档案学高等教育的经验，开创了现代档案学的基础课程体系和高等教育模式。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进行档案学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很早就开始了国际学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其中，与苏联的密切交流与合作是新中国档案学高等教育开展和全国档案工作发展的重要基础。基于当时的世界政治格局，20世纪50至60年代的中国档案学国际学术交流呈现出由与苏联的密切交流，扩展到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交流，再扩展到跨世界政治格局交流的阶段性特点。同时，新中国档案学国际学术交流还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发展性特点：由最初的向苏联和几个档案工作开展得较好的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到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切磋，再到国外学习中国档案学高等教育和档案工作经验。根据当时国际学术交流的主要特点，这一发展性也可总结为“输入—互动—输出”的过程。

一、对国外经验的学习性“输入”

1.与苏联国立莫斯科大学历史档案学院建立密切联系，聘请苏联专家来华讲学。新中国最早的大学国际档案学术交流理所当然地来自于“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1952年10月，苏联国立莫斯科大学历史档案学院的历史档案专家姆·斯·谢列兹涅夫（此中文名译法见于人大档案馆馆藏《苏联专家情况登记表》，此后常见写法为谢列兹聂夫，本文以下均采用谢列兹聂夫的写法）来到中国，来到人大，直至1955年8月，他与人大的档案学教员一起对中国现代档案学体系和高等教育模式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果。三年中，谢列兹聂夫讲授了苏联档案史、苏联档案工作理论实践、苏联文献公布学、俄国革命前的文书处理史课程，并编写和修订了前三门课程的俄文讲义，编写了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实验方法指导，帮助编写了中国档案史的教学大纲草案。根据谢列兹聂夫的介绍，历史档案系还引入了苏联一大批文书处理与档案史和档案实践的材料，为建立中国档案学课程奠定了基础。专家在华期间，培养了六名教员，九名研究生（后也成为教员），在专家回苏前，历史档案系的教员都已能单独进行讲课、课堂讨论、实验、辅导、考试等教学工作。在苏联专家谢列兹聂夫的帮助下，历史档案系建立起了一个实验室、一个资料室、一个阅览室、四个教研室。

专家在华期间，还考察了中国的实际档案工作。1955年6月，谢列兹聂夫根据自己在中国的工作经历和对中国档案工作情况的考察，在苏联《历史档案》杂志上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档案建设》一文。苏联档案界由此对中国的档案事业情况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此文经孙敏、韩玉梅译校后发表在1966年《教学与研究》杂志的第六期上。

苏联专家回国后，历史档案系还继续保持与专家的通信往来，就中国档案学课程、教材、学院建设和国家档案事业发展等问题与苏联专家进行探讨。1956年5月21日，在苏联专家谢列兹聂夫回国近一年时，历史档案系吴宝康主任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上介绍了中国国家档案事业的情况：“请允许我告诉您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三月二十七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了，四月十六日发布）。接着于四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社论。这个立法性文件的公布标明中国的档案建设已经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档案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将得到更大的发展。”信中还提到了历史档案系的情况：“为了配合四月召开的全国档案工作会议，我们历史档案系还组织了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反映三年来档案教育和档案工作发展情况的展览会。河北、山西、南京等地还专门组织了参观团前来参观。……随着档案事业的迅速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将扩大招生名额。……谢列兹聂夫同志，您所帮助建立起来的历史档案系，正执行着向科学进军、为祖国培养档案干部的任务。我们时刻没有忘记应该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在您走后的一年里，中国档案史已进行了一次修改和补充。……另外，在翻译出版工作方面，克雅也夫的《档案工作的理论与技术》和切里诺夫的《档案工作的历史与组织》已经译校完毕，即将于六、七月间先后出版，《文件材料保管技术学》亦将于今年十二月出版。苏联博物馆学研究所寄来的《博物馆学》一书以及贵院寄来的档案书籍邮包均已收到。我们非常珍贵他们，并迫切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继续收到来自苏联的各种档案参考书。”[1]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吴宝康主任和苏联国立莫斯科大学历史档案学院谢列兹聂夫教授都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传统，在双方国家和学校及歷史档案系的纪念日互致祝贺信函，谈一谈双方学科发展的新情况。

在聘请苏联专家来校讲学的基础上，人大还与苏联国立莫斯科大学历史档案学院长期保持密切的书信往来。1955年3月，人大吴玉章校长致信苏联国立莫斯科大学历史档案学院院长，告知了学校即将建立历史档案系的决定。信中对1952—1953学年苏联专家的帮助表示了诚挚的感谢，介绍了当时档案学专业的教学课程和学生等情况。信中还提出希望获赠苏联历史档案学院各门课程的讲义及其教学大纲，作为新的课程以及发展原有几门课程的蓝本。9月24日，苏联国立莫斯科大学历史档案学院院长阿·斯·罗斯洛娃回信给吴玉章校长，祝贺学校成立历史档案系。信中说：“国立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全体教授、教师、研究生和学生由于知道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历史档案系而感到莫大的欢欣。毫无疑义，这个系的成立对于人民（的）中国档案学诸问题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2]又说：“我们学院认为，尽一切力量去帮助贵校历史档案系是我们的职责；并表示我们有与中国人民大学建立友好合作和经常联系的决心。”[3]随信还附赠了《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讲授纲要、《苏联文书处理工作的历史与组织》等教材和某些教学大纲。

2.编译苏联档案学教材、著作。中国现代档案学高等教育是以学习苏联档案学高等教育课程开始的。专家的俄文讲义就是学习的教材，所以专家讲义及苏联相关课程著作的翻译是两方交流的重要内容。最早是对苏联专家谢列兹聂夫讲义的翻译，后来翻译内容扩展到莫斯科大学历史档案学院的教学大纲，以及其他必要参考材料。这些翻译成果起初是用于中国档案学的教学工作，到了1954年，人大历史档案系翻译组编译的书籍《苏联机关的文书处理工作》《苏联档案史》《苏联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苏联文献公布学》就由人大出版社公开出版，由新华书店向全国各地公开发行了。苏联专家回国后，历史档案系翻译组还有条不紊地翻译了一大批谢列兹聂夫和莫斯科大学历史档案系随信函寄来的出版书籍、课程教学大纲等。

除了对苏联档案学教材和著作的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还对其他外国档案学著作进行了收集和编译，其中最早的是搜集了一百余万字的英文、德文、法文、日文的外国档案史材料并进行编译。

3.派遣教学人员、档案工作人员出国考察、学习。1958年9月8日，应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档案局的邀请，由曾三、林德明和吴宝康三人组成的档案工作者代表团到达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进行了为期10天的参观访问。应苏联内务部档案管理总局的邀请，9月17日代表团离开布拉格赴莫斯科，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又进行了为期17天的参观访问。在捷克斯洛伐克期间，代表团出席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国档案工作者代表会议；参观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国档案文件展览会；参观了六个捷克斯洛伐克的中央和地方档案馆。在苏参观访问期间，代表团参观了不少档案馆（室）：中央古代文件国家档案馆、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中央国家档案馆、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列宁格勒中央历史档案馆、列宁格勒州历史档案馆、莫斯科州孔卓夫区档案馆、黑色冶金工业部设计院技术档案室、财政部档案室、莫斯科“镰刀和锤子”炼钢厂档案室，还参观了国立莫斯科大学历史档案学院和历史档案杂志编辑部。回国后，代表团马上就此次历经27天的参观访问向国家档案局、秘书局做了具体汇报。吴宝康主任也向校长并常委会做了汇报，并向历史档案系教研室主任以上的同志做了详细汇报。在给校长并常委会的汇报中，吴宝康主任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两国的档案馆工作的特点之一，就是过去和现在都进行着大量的历史档案馆文件的编辑出版工作，目前正在准备编辑出版各种国际关系史方面的文件汇编，特别是苏联，为着纪念明年我国国庆十周年，他们现在已经着手编辑中苏友谊史的文件汇编”。“在苏联期间，比较多用了些时间参观了档案管理总局，他们现在也加强了对机关档案室、文书处理工作和技术档案工作的指导，而且还建立了国际联络的工作和专门机构。”[4]根据参观访问体会，吴宝康主任还对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提出了几点意见供国家档案局参考：“（1）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与加强机关档案室工作的同时，还要加速档案馆工作的建设，特别是中央档案馆。（2）在适当的时机，派遣若干留学生去苏捷两国学习档案保管技术以及显微照相技术是必要的。（3）为了开展档案馆的利用和工作，需要有计划地编辑和公布一些档案文件。特别明年是国庆十周年，更需要把这一工作安排一下。（4）为了适应今后档案工作上国际联络的可能迅速发展，似需要考虑在国家档案局设立专人或机构负责管理此项工作。（5）经常组织人力写文章和指导，加强国际宣传工作。（6）此次苏捷两国所赠书籍和文件不少，可视工作需要，尽速组织现有力量，翻译出版。”[5]在吴宝康主任的六点建议中就有两点涉及国家档案工作的国际宣传与交流。

二、与国外“互动性”学习

1.苏联档案学中国化成果的传播。在苏联专家回国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把教学与业务实践相结合，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基本建立起了新中国现代档案学高等教育课程体系和教学体系，教学人员和教材逐渐齐备。苏联档案学中国化的成果成为中苏档案学术交流的重要内容。其他国家也通过这些成果了解到了中国和苏联的档案学发展情况。1961年8月20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档案处处长武扬欢致信人大历史档案系主任吴宝康：“一九六零年第二期（总第六十四期）的‘档案工作’月刊介绍了由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苏联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教科书。这本书的内容有很多有益的培养和提高业务知识的问题。因此我们提议您们如果有可能，寄送给我们一本做为研究和学习的材料。”[6]同年9月15日，再次来信感谢寄送的《苏联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书籍。

2.参加国外组织与国际会议。1955年6月底，印度历史档案委员会发函向我国征请两名通讯会员。国家档案局经与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和中国人民大学商议，当月27日发文，“确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主任吴宝康及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尚钺二同志担任”[7]。1958年，印度驻华大使馆致函我国外交部，请国务院外交部促使吴宝康和尚钺两位同志继续担任印度历史档案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讯会员，委任期限至1962年3月31日止，我国国务院外交部、国家档案局和中国人民大学也回函表示同意。

1960年8月7日，历史档案系李凤楼跟随当时国家档案局副局长洛风出席了8月17日至19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四届国际档案会议。李凤楼在给校长并教务处和系领导的汇报中提到：“此届档案会议共有40个国家480名代表，其中有8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即苏联、中国、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我们现在还不是国际档案理事会的会员国，这次是受国际档案理事会邀请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的。”在8月16日，“国际档案理事会全体会议通过了接受我国为会员国”。会议前后，中国代表团参观了瑞典的两个中央档案馆、六个省市档案馆、八个图书馆。“在档案的管理制度和管理的方法方面，我们学不到很多东西，但在库房设备、保管技术方面，则有一些值得学习的地方。有些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库房很安全，有的甚至完全修在地下；档案馆和图书馆都注意充分利用库房的有效使用面积；档案馆和图书馆为利用者准备了较好的阅览条件和较多的参考工具。在文件修复和复制方面，大会展览会有一些比较简便的机器，如照相复制机、加膜机等都很好，有些机器还可以买来使用和研究。”[8]这是中国高校首次派代表参加国际档案会议。1964年，国际档案理事会来信邀请吴宝康主任参加9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五届国际档案会议。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外事办公室经与国家档案局、文委联系，吴宝康主任未参加此次會议。

1961年1月—8月，印度历史档案协会（印度国家档案馆）斯·罗艾（S·ROY）三次致信吴宝康，邀请吴主任参加印度历史档案委员会第36次会议，并就印度历史档案委员会第37届年会向吴主任约稿。吴宝康主任回信：“我接到来信的时间都太迟了，因此未能参加这次会议，深为遗憾”[9]，“荣幸地接到您征约论文的信函，暂时没有适当的论文可以提供，深为抱歉。如果可能的话，希望能得到印度历史档案委员会出版的论文集，并致谢意”[10]。

三、中国档案学经验的“输出”

1.接收外国留学生、实习生。1961年朝鲜外务省档案工作考察团在人民大学考察期间，表示“今后打算派遣学生来中国到你们系学习”[11]。1962年12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就“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档案处拟派留学生入我校历史档案系学习一事”再报教育部留学生管理司，根据国家档案局曾三同志的意见，报上了《关于接收越南留学生入历史档案系学习的学生条件和教学计划》的初步意见。由此，人大历史档案系开始接收越南留学生。此后，阿尔巴尼亚也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在留学生假期回国时，历史档案系常赠送档案学课程书籍，委托留学生们带回本国。

除接收学年制的留学生，历史档案系还接收国外档案工作的实习生。1964年10月19日，国家档案局就阿尔巴尼亚实习生有关业务工作方面的问题起草意见，以提供给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做接收阿尔巴尼亚实习生准备草案的会议讨论。

2.接待国外参观访问和赠送档案学书籍、讲义。20世纪60年代以后，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国家陆续派遣档案工作代表团来我国参观访问，人大历史档案系是其参观访问的一个重要机构。1961年7月，越南档案工作者代表团继对秘书局二处、团中央、北京市委、北京图书馆、国家档案局、秘书厅、明清档案馆、对外贸易部、国家统计局、建筑工程部、全国地质资料局、“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市人委、北京市东城区人委的参观访问后，7月30日—3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就国家档案工作和档案学教育问题和意见进行了交流座谈。1961年11月25日，朝鲜外务省档案工作考察团副团长权熙京（外务省书记局局长）、团员金思鍊（三等秘书）对历史档案系进行了参观访问。此次朝鲜参观访问有四项内容：历史档案系介绍系的发展经过，本科、专修课的同学情况，教研室的组织情况以及教學和科学研究等情况；朝鲜代表团参观了系资料室、档案实验室、技术实验室、技术档案实验室等；代表团就参观情况提出了一些问题，并进行了相关问题座谈；最后代表团表示希望获赠档案系的教材，以便培养干部。朝鲜代表团谈到这次参观访问的体会：“这次亲眼看到了历史档案系全体教工人员对档案工作的重视，并且感到档案工作是光荣的。”[12]这也是1958年我国档案工作代表团到苏联参观后的体会之一。

根据中阿文化合作协定1963—1964年执行计划，1963年4月16日到18日，阿尔巴尼亚档案工作代表团参观访问人大历史档案系。以阿尔巴尼亚国家档案局长季米特尔·科蒂尼为团长的档案工作代表团，在聂真副校长接待下对历史档案系进行了三个上午的参观访问。历史档案系向阿方代表介绍了系的发展历史以及当时的教学情况；代表团参观了档案管理学、文献编纂学、文书学、档案保管技术学、技术档案学等各门课程的陈列室和实验室、系资料室、阅览室和学校图书馆的城内分馆（铁狮子胡同一号）；代表团还就研究生有无答辩制度、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要求、系里有无科学委员会、学生论文题目如何确定等方面提出了一些问题；双方还就教学问题和派遣进修生的问题进行了座谈。参观访问中，阿方提出希望获赠人大历史档案系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还提出抄一份挂在墙上的文件整理步骤示意图及桌上的提供利用的参考工具书。最后阿方代表团赠送聂校长一枚中阿友好纪念章，并赠送历史档案系两本书。作为回礼，历史档案系赠送了档案管理学、技术档案管理学、档案保管技术学三本讲义和一本图书分类法。

苏联专家来华讲学、与国立莫斯科大学历史档案学院的密切联系是新中国档案学国际学术交流的主要方面，也是新中国现代档案学高等教育建立的经验基础，对新中国档案学发展影响深远。在引进经验的基础上，中国的档案学也通过这一时期的中外学术交流，把中国的成果介绍给了国外同行，架起了国际学术交流的桥梁，是中国档案学走向国际的良好开端。

………………………………………………………………………………………………………………………………………………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主任吴宝康给苏联专家谢列兹聂夫的信：1956年5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1960-XZ16-12-2）.

[2] [3] 中国人民大学.苏联国立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院长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历史档案系给吴玉章校长的信：1955年9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1955-XZ16-12-9）.

[4][5]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档案系主任吴宝康关于访苏、捷问题的报告记录和有关材料：1958年11月7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 1958-XZ16-12-3）.

[6] 中国人民大学.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档案处武扬欢给历史档案系主任的信：1961年8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 1962-XZ16-12-2）.

[7]中国人民大学. 国家外交部、国家档案局、中国人民大学关于同意吴宝康、尚钺担任印度历史档案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讯会员的文件：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 1955-XZ11-XB-23）.

[8]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档案系李凤楼关于出席第四届国家档案会议的工作报告：1960年10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 1960-XZ16-12-2）.

[9]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主任吴宝康关于赴印度参加学术会议给印度历史档案委员会的回信：1961年3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 1962-XZ16-12-2）.

[10]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主任吴宝康关于征约论文事宜给印度历史档案委员会的回信：1961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 1962-XZ16-12-2）.

[11] [12]中国人民大学. 朝鲜外务省档案工作考察团来历史档案系参观情况简报：1961年11月27日.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 1964-XZ16-12-1）.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18XNE01）。

推荐访问:学术交流 五六 中国 世纪 档案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