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内容摘要】 人工智能的发展给全球化和世界政治经济进程带来了科学、技术、数据、网络、信息等多重影响。同时，人工智能也可能导致新的全球问题出现，因而主要行为体尤其是主权国家不得不参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并寻求有效路径，以期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并探索全球问题的解决之道。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问题，表现为人工智能可能引发新的全球焦虑、对国际安全和全球治理构成双重挑战，而人工智能本身还可能存在数据隐忧。有鉴于此，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新议程，无疑首先指向人工智能本身，即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一般路径，表现为人工智能治理集中化、合法化与专业化，通过政府政策对人工智能的直接或间接治理，并就人工智能治理寻求国际合作。中国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在利用人工智能优化经济治理和企业战略布局、提升国家治理智能化水平、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等方面，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关键词】 人工智能 全球治理 人工智能治理 中国智慧

【作者简介】 巩辰，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武汉 邮编：430072）

【中图分类号】 TP18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8）05-0036-20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805003

导论：人工智能时代的兴起

所谓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又称为机器智能（Machine Intelligence， MI），是与人类和其他动物所拥有的自然智能（Natural Intelligence， NI）相对而言的一种由机器来呈现的智能行为或活动。在计算机科学中，人工智能往往又与计算智能（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同义。通常“人工智能”一词往往与人机交互系统相联系，进而突出其应用性，表现为“机器学习”和“问题解决”等。 2018年，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工业二部指导发布的最新版标准化白皮书认为：人工智能是利用数字计算机或其控制的机器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感知环境、获取知识并使用知识获得最佳结果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人工智能是知识的工程，是机器模仿人类利用知识完成一定行为的过程，因而根据人工智能是否能真正实现推理、思考和解决问题，可进一步细分为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弱人工智能无法真正实现推理和解决问题，并非真正拥有智能，也没有自主意识（如语音识别、机器翻译、图像处理），而强人工智能则真正拥有了思维，该智能机器甚至拥有知觉和自我意识，但其目前进展尚不明朗。

早在前工业化时代，人工智能/人造物（artificial beings）时常以“故事机”的角色登场，并在科幻创作中频频出现，如文学史上的首部科幻小说《科学怪人》（Frankenstein）或舞台剧《罗森的万能机器人》（Rossum’s Universal Robots）。一定程度上，早期的这类“人工智能”及其命运问题，成了现时代有关人工智能伦理讨论的某种原型。 囿于历史条件和科技水平，前现代时期人们或许更为热衷于从哲学或数学层面思考形式推理，而这直接催生了“人工智能之父”阿兰·图灵（Alan Turing）的计算理论（theory of computation），即认为机器可以模仿任何数学推导。进而，数字计算机有可能模仿形式推理过程，这便是著名的“丘奇—图灵论题”（Church-Turing thesis）。

2013年，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突飞猛进，高级统计技术如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大量的数据获取和分析成为可能，机器学习和认知能力也因此而更进一步。截至2015年，有关机器学习的应用已遍及世界。2016年3月，人工智能程序“阿尔法狗”（AlphaGo）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Lee Sedol），2017年5月，“阿尔法狗”再次战胜围棋高手柯洁，成了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就世界政治而言，人工智能的快速崛起，其意义和叙事衍生不仅限于围棋对弈、智能手机应用等日常生活。人工智能已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的一大焦点议题，可以说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进步或突破，离不开各国直接或间接的相互协作和研究。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兴起，与其政治伦理和社会演化向度几近同步，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也接踵而至。例如人工智能计算机将可以获取更多的存储能力和计算资源，这些未来的计算机将会被视为比人类更为智能的存在——一个时代可能来临，届时智能计算机将被看作人类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案，包括如何更好地治理人类自己这样的问题；更为讽刺的是，由于日渐依赖人工智能，那么如果我们创造的智能机器最终让我们变得像它们一样，我们可能失去作为人类最为珍贵的一部分：我们的人性。我们的社会是否应该跨越界线，给人造物赋予真的生命？人类的未来或将会被这一窘境定义。 可见，就国际政治而言，人工智能时代的興起至少同时意味着全球问题的嬗变，亦即国际社会可能面临两大维度的全球问题，一是原有的全球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更趋复杂化甚至尖锐化，二是人工智能本身可能带来新的全球问题。

那么，既然全球问题呼唤全球治理，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无疑与人工智能本身密切相关——不论是原有的全球问题由于人工智能的兴起而嬗变，还是人工智能本身可能带来新的全球问题，出于现象间联系及尽可能“标本兼治”的治理方案应对，从全球治理角度对人工智能本身的应用和发展进行引导，并对其可能的风险进行管控，理应是我们应对人工智能及其衍生效应挑战的一项首要任务。因此，本文将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新议程的讨论，聚焦于集中思考和人工智能紧密相关和可能的全球问题及其治理。当然，人工智能时代也将给全球治理带来新的全球问题，或者与旧的全球问题相互交织。由于全球问题本身带有复杂性，仅仅对人工智能进行治理或“扬长避短”式管控或许并不能“治本”，但从辩证的角度而言，作为信息与大数据时代符号的人工智能，我们无论如何都有必要探索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相处之道”。既合理利用人工智能，拓展人类社会福祉，又尽可能避免人工智能本身的负效应，以推动全球治理善治实现。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将对人工智能本身的全球治理作为全文讨论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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