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与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摘要：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大同”思想对现代中国最终选择了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及新中国的外交战略，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文化优秀思想精华的光辉体现，也是对当今国际形势的精确判断与正确决策，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贡献给全球治理与共同发展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必将为中国和全人类创造出更美好的明天。

关键词：习近平；大同思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8）02-0025-1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礡之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1]56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就是这种宝贵的“文化养分”与“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之一。本文将就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与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历史文化渊源关系作一初步探讨。

一、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新抉择

“大同”思想是中国儒学创始人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首次提出来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一个带有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理想社会模式。这虽是一个空想的社会理想，但对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千多年来，中国一代又一代致力于治国平天下的知识分子，大多把这种带有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大同之世”、“尧舜之治”当作其最高理想追求，但在其现实的军政实践中却是追求历史上真正有过的“汉唐之盛”、“小康之治”。这种最高理想与现实目标的双重结构，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重要思想特点与文化传统之一。我们从邓小平所提出的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同样可以看到其思想渊源之所在。据孔子的76世孙孔令朋说：“小康这个词，据我了解，是出自于《礼记》这本书上的《礼运篇》……小康是他（孔子）的初级的理想社会，他最高的境界是‘大同’。”[2]149

自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步入近代，古老的中华民族遭遇了空前的灾难，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灭亡的惨祸。中国的志士仁人在谋求中国的自强复兴之道时，又开始从中国的老祖宗那里寻找求强御侮的思想法宝。首先是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他从孔子《礼运篇》中搬出“大同”世界的宏远理想，加以新的阐释发挥，写出《大同书》，使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在近代中国发出吸人眼球的新异彩。康有为的头号弟子、维新派二号领袖人物梁启超，则把《大同书》与当时开始传入中国的西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揉合起来，加以进一步地宣传：“以今语译之，则民治主义存焉（天下……与能），国际联合主义存焉（讲信修睦），儿童公育主义存焉（故人不……其子），老病保险主义存焉（使老有……所养），共产主义存焉（货恶……藏诸己），劳作神圣主义存焉（力恶……为己）。有为谓此为孔子理想的社会制度。”[3]66梁启超还在一些文章中初步宣传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如他在1904年写的《中国社会主义》一文中说：“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隐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麦喀士（即马克思——引者）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4]207梁启超的这些宣传，对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最初传播，无疑发挥了相当作用。

不仅维新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如此热情宣传孔子的“大同”思想，就是中国民主革命派的领袖人物孙中山，也是热烈向往“大同”理想，并对西方的社会主义学说具有浓厚兴趣，多次表示要“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5]76，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使中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他也是以孔子“大同”理想为蓝图，来描绘其最高理想的。他在其1917年至1919年写的《建国方略》中指出：“人类进化之目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此人类所希望，化现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极乐之天堂是也。近代文明进步，以日加速，最后之百年已胜于以前之千年，而最后之十年又胜以往之百年，如此递推，太平之世当在不远。”[5]156-157他在1924年所著的《三民主義》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5]836“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5]843-844正是在孙中山的直接影响下，当时黄兴、宋教仁、朱执信、廖仲恺等一大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都曾向往和宣传过社会主义。

不仅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人物孙中山是如此，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也曾热烈向往过孔子的“大同”理想。他在1917年就说过：“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6]89他在1920年11月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时进一步提出：“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世界大同，必以各地民族自决为基，南洋民族而能自决，即是促进世界大同的一个条件。”[6]560他在1919年还提出了在岳麓山建设一个带有空想共产主义色彩的“新村”计划：“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6]454从此不难看出，“大同”思想对毛泽东强烈而深刻的影响。从这种思想出发，接受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共产主义理想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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