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机制的深化与未来建设的思路

〔提 要〕金砖机制在国际多边机制方兴未艾之际脱颖而出得益于其顺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自身角色和定位，并不断深化机制建设。在国际秩序重构进程中扩大金砖机制代表性，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声，深耕全球治理，推动全球化向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未来十年，金砖机制承载着打造世界最有影响力南南合作平台的历史重任，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前所未有，需要正确处理机制建设的现实利益与长远目标之间的关系，更需增强机制的行动力、创新力和可持续发展力，探索成立更多具有开创性的合作机制和治理机构。

〔关 键 词〕金砖国家、金砖机制、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D8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7）5期0049-14

金砖机制力避既往多边机制因循守旧、功能泛化、效率低下的固有模式，主动顺应国际形势的变化，调整自身角色与定位，突破金砖作为新兴大国代表的狭隘框架，放眼整个发展中国家。金砖不断革新机制建设，深耕全球治理，从短期风险应对机制走向全球治理的长效合作机制。下一个金砖“金色十年”更需创新思维，挖掘“金砖智慧”和“金砖方案”，切实增强金砖伙伴关系，提升金砖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使金砖成为新世纪具有标杆意义的新型多边合作机制。

一、金砖机制建设日趋成熟

金砖国家自启动对话合作以来，适应时代变迁，纵横双向发力，机制建设不断深化。

（一）拓展代表性，从新兴经济体转向整个发展中国家

金砖概念提出伊始，其角色定位和机制建设的目标对象锁定于新兴经济体范畴。这种定位既源于其概念创始者对于新兴大国在国际体系变革中作用的局限性认识，也囿于金砖成员国一些学者主张在国际秩序大变革时期金砖需专注于自身利益的融合和突破。然而，在金砖机制举行第一次首脑峰会并取得瞩目效应的同时，杂音和噪音甚嚣尘上，它不仅来自西方世界，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对金砖机制的代表性也充满疑惑，认为金砖机制仅涵盖少数几个主要新兴大国，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未参与其中。它们抱怨：在世界力量格局大转换、国际新秩序形成的历史进程中，金砖国家组成集团与发达国家讨价还价，重新塑造了全球利益体制，然而在这一新利益体系的形成过程中，诸多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发达国家和金砖国家牺牲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针对这些担忧和抱怨，金砖机制建设为避免落入埋头耕作“自家小院”的陷阱，明确了机制定位，阐明金砖机制的代表性，突破金砖作为新兴大国的狭隘框架，放眼于整个发展中国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声，将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发展问题置于金砖机制的突出位置。诚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所言，“金砖机制不仅承载着金砖五国人民的期待，也承载着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期待。”

為此，金砖峰会已形成“金砖+N”的领导人对话形式，即金砖国家召开峰会期间，必定举行金砖国家领导人与举办地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例如，巴西福塔莱萨峰会期间，举行了金砖国家同南美国家领导人对话会；在俄罗斯乌法峰会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召开了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领导人对话会；在南非德班峰会期间，召开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同非洲国家领导人对话会；在印度果阿峰会期间，举行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同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成员国领导人对话会。

即将召开的中国厦门峰会则将“金砖+N”拓展为“金砖+”模式，即对话对象不再局限于峰会东道国所在区域的发展中国家，而是全球范围内发展中国家代表，极大地扩大了金砖“朋友圈”。这表明，金砖国家并非以新兴大国自居而置身于发展中国家之外；相反，金砖国家的属性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在新世纪国际秩序重塑进程中有着共同的诉求，同样是国际格局中的上升力量，有着加快发展的共同目标和维护自身正当权益、追求自身发展道路、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的共同诉求。梳理历次峰会宣言和成果可见，金砖机制建设始终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

（二）深耕全球治理，从经济合作转向塑造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

金砖概念提出8年后，金砖国家领导人召开了第一次峰会，从首次峰会成果来看，金砖合作的重点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持续发酵的背景下，金砖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探讨全球经济形势的紧迫问题：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从而更好地维护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可以看出，金砖机制形成之初，基本上是一种危机应对的短期机制。随着国际形势和世界经济力量格局的不断变化，金砖成员国领导人深刻地意识到，当今全球治理体系还没有完全反映出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现实，也与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发生重大变化的事实相距甚远。金砖国家领导人还敏锐地觉察出，新兴经济体的可持续发展与全球规则制定权以及全球治理话语权密不可分。如果发展中国家在新世纪仍然不能分享全球治理的主导权和主动权，那么金砖国家的利益还是不能实现根本性突破。相反，如果金砖成员国能够在国际事务的最高议事场所中与发达国家平等商议和制定全球规则，那么发展中国家才能扭转受到种种羁绊束缚的被动局面。因此，金砖机制的建设很快从单纯的经济合作迈向全方位地参与全球治理，日后每次金砖峰会均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参与全球治理进行了布局和规划，金砖机制建设由此从短期风险应对机制走向全球治理的长效合作机制。

此后峰会成果声明的内容变化也印证了这一机制建设的深化，第一次峰会成果声明仅有16条，而最近的乌法峰会声明已经增加到77条，果阿峰会声明更是达到了109条，其内容涵盖全球事务的各个方面，从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从政治对话、经济合作到文明交流，从国际热点问题到全球难点问题，从全球战略到地缘政治。金砖国家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已成为当今国际格局演变的一个显著特征。“在金砖国家推动下，全球治理体系的代表性、平等性、实效性得到空前加强。”

二、金砖机制建设进入新的深化期

金砖机制新的深化期需要实现在全球治理中进一步转变角色，即从全球治理和全球化的参与者转变为推动全球化向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的引领者。金砖机制建设的每次深化都与其时代背景转换密切相关，当国际形势和全球治理生态发生带有方向性和本质性的转变时，多边机制如若不与时俱进地及时调适自身机制建设的角色、目标和手段，势必因落后于世界政治经济结构性变革大势而与时代脱节。

当前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的变革已经进入“后西方”和“后秩序”时代，全球化新一轮浪潮发生了重大变故。特朗普以非建制派角色、逆全球化思维当选美国总统，他将美国经济衰退、中产阶级失意、社会矛盾冲突等诸多国内问题归结于全球化，肆意诟病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积极推行名为“美國优先”（America first）实为“惟有美国”（America only）的新民粹主义并打着“公平贸易”的幌子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大洋彼岸的英国“脱欧”也助推反区域一体化和反全球化的“逆风”。与反全球化逆流并行的是全球治理进程也面临重大挑战。2017年6月1日，特朗普兑现竞选诺言，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倒退风险。全球化日益成为西方大国的抨击对象，被当成国内社会动荡和利益对撞的“替罪羊”，西方主要国家由全球化的“推手”变成“开倒车者”。

面对西方“妖魔化”全球化、全球治理破坏性力量上升的现状，金砖国家作为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参与者、受益者，有必要深化金砖机制的角色定位和建设目标，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参与者转变成为引领者。一是还原全球化的本来面貌，为全球化正名，从而成为推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正能量，引领全球化沿着正确方向前行。二是当欧美主要国家“内顾”而推行“孤立主义”和本位主义时，金砖国家有必要扛起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大旗，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一些主张继续推动全球化的发达国家，共同抵御逆全球化的保守主义潮流。三是金砖国家有必要在全球化发展历史的关键节点上，扮演国际事务的“主角”或“要角”，针对美英成为对抗“逆全球化”的“领头羊”。金砖国家有必要成为全球化新阶段的引领者，主动出击，制定新的全球自由贸易规则，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制定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规则，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西方政、学界人士甚至金砖国家一些学者对于金砖是否有能力引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走向新阶段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尽管金砖国家的经济实力今非昔比，但尚无引领全球化的实力和经验。即便主要欧美国家“内顾”而孤立、保守，然而一旦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试图引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时候，前者无疑会联手加以抵制，分化并阻遏金砖国家在全球化中充当引领者角色。尽管非议和争议不断，然而金砖国家无论是在经济实力层面，还是在全球治理规则制定层面和全球治理感召力方面，均具备引领全球化走向新阶段的能力。

在经济实力层面，经济规模及其实力优势是决定其能否引领全球化的关键因素，在第一波和第二波全球化浪潮中，欧美国家成为世界经济的“排头兵”，当仁不让地成为全球化的“领军者”。如今，世界经济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金砖国家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近年来，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超过西方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2016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 近年来，金砖一些成员国出现了经济困境和下行压力，但金砖国家巨大的发展潜力并未减弱，未来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和全球自由贸易的“优等生”。因此，以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而言，金砖国家完全可以实现从全球化的参与者向引领者这一角色转变。

从全球治理创新能力的层面来讲，金砖国家已成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新源泉和新动力，金砖机制在短短十年的时间内，迸发出了巨大的活力和创新能力。以金砖银行为例，从成立至首笔贷款项目落地，时间短，节奏快，简洁而高效，强烈反衬了西方把持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旧有国际金融机构的繁冗和低效。金砖银行犹如从国际多边金融体系刮来的一缕“新风”，引来了国际社会的瞩目和好评。金砖银行行长卡马特表示，金砖银行将大幅扩充对成员国的资助项目，未来两年将在俄罗斯实施十多个项目；在中国两年内将投资16亿美元致力于绿色发展，优先投资风能、环保等领域。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金砖国家完全有能力创新全球治理新机制，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在全球治理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在制定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规则的能力层面上，金砖国家业已展露锋芒。近年来，每届金砖峰会均提出了针对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的建设性意见，并探索制定全球治理的新规则，金砖国家在这方面所表现出的全球视野、战略高度和历史眼光令国际社会刮目相看。以中国为例，中国在杭州举办的20国集团（G20）峰会出色地展现了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制定能力，在中国和参会国的共同努力下，峰会制定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后者更是世界第一份多边投资规则框架，填补了全球投资治理的空白，在全球治理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2017年8月，在中国举行的金砖国家经贸部长会议上达成的《金砖国家投资便利化合作纲要》是全球投资便利化领域达成的第一份专门文件。对此，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表示，中国正在向世界大力推广新的全球化理论与规则，正成为全球“时尚的引领者”。2017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发表演讲，主张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这一主张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广泛认同。

在全球治理理念的感召力和亲和力层面，金砖国家有自己的优势。引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格外需要较强的“人脉网”和广泛的“朋友圈”。在过往的全球化浪潮中，西方的“民主化、自由化、市场化”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大行其道，这些主宰全球化的价值观和发展理念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中扎根。如今，西方国家为一己私利诟病全球化，以孤立主义和民粹主义开全球化的“倒车”，诬称全球化“开始象征一个新的怪物、一套超越国家控制的贪婪的权力”，这种行径引起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的不满和鄙夷，认为欧美国家利用全球化富足后为让自己“再次伟大”，企图再将全球化拒之门外。相比之下，金砖国家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引起许多国家的好评和赞赏，其中，中国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共商、共建”等理念所倡导的自由、公正、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更是饱受赞誉。即便是在美国，中国一系列具有全球视野的包容性发展理念也备受欢迎。此外，当全球治理遭遇制度性障碍时，金砖国家提出的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机构从而公正、公平地配置全球资源的理念和主张，更是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响应和欢迎，金砖国家引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感召力与日俱增。诸多学界人士认为，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完全可以成为未来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领导者。

三、“金砖新十年”需妥善处理的几组关系

金砖机制建设迈入第二个十年，这既是承上启下的十年，又是决定金砖机制在全球治理和全球化出现重大变化背景下能否进一步深化建设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时期。金砖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同样，面对的挑战也层出不穷，需要成员国齐心协力，在机遇与挑战面前正确处理事关机制建设、现实利益与长远目标的几组关系。

（一）虚与实的关系

机制建设的虚与实是相对而言，有时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很难截然分开，但也不能简单对立。对于多边机制来说，虚实二者缺一不可，皆有益于机制建设。例如，有学者认为，金砖每次的峰会声明多达上百条，对成员国并无约束性，且无所不包，实属虚化性声明因而意义不大。事实并非如此，表面看金砖每年峰会热闹一时，且峰會宣言大而全，似乎隔靴搔痒，但峰会本身及其宣言的象征意义不容低估，它向外界传达新兴大国抱团联动的信号，也向国际社会传达新兴大国努力改变与其经济体量不相称的国际话语权体系，更是明确向西方国家表明，新兴经济体虽非铁板一块，亲如一家，但在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权力格局上有着抱团抗争的决心。因此，金砖宣言和声明看似充满外交辞令且无约束性条款，但辞令内涵和深意力透纸背，金砖五国能够在诸多国际事务上发出“一个声音”，这给西方世界带来的压力前所未有，宣言和声明反映出金砖国家不同于西方既有解决国际社会热点、难点的主张和思路，也彰显金砖国家异于西方的引导全球化的原则和立场。

因此，这些看似虚化的宣言实质上表明：在国际力量格局大转换的过程中，一个不甘继续受旧秩序支配、立志要做国际事务“新主人”的声音在响起，它是一种力量的展现，一种诉求的表达。在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和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背景下，新兴大国领导人能够坐在一起就是一种胜利，上百条主张用同一个声音表达则是意义更大的成功，它带给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世界的震撼力和冲击力是不言自喻的。

当然，光有“虚化”声明传递团结和信心加上改变旧秩序的决心还远远不够，机制建设还需做实事，要有实打实的成果，只有在“实”上做文章，金砖才能走远走稳。金砖银行和金砖应急储备安排就是金砖“金光闪耀”的两大实业，它们是金砖得以区别于其他多边机制的标志性项目，它们成为金砖机制两大“金字招牌”，其成立和运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改革和国际金融治理改革中对某些西方大国的倒逼作用功不可没。金砖机制的当务之急是将两大实业做好、做牢，不仅如此，还需根据形势需要和机制自身建设的需求，进一步扩大金砖的“实体”建设，如成立“金砖评级机构”、“金砖通讯社”等实体机构，以此推动金砖在塑造国际新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取得更大话语权和代表性。

一言概之，金砖机制建设，虚与实不可或缺，二者有机结合，以虚充实，以实补虚，二者良性互动，合力推动金砖机制建设走向深入和持久。

（二）双边与多边的关系

双边、多边关系同样是多边机制建设中一对辩证互动、互制的关系。一个优质的双、多边关系格局应该是：以双边助多边，以多边促双边，二者联动、互助、互推，形成双、多边“两轮齐驱、互促互进”的合作架构。相反，一个糟糕的双、多边关系格局是：双边拖了多边的后腿，多边也未能为修复和改善双边关系提供机遇和平台，二者最终形成彼此掣肘、相互牵扯的恶性态势。

金砖成员国几对双边关系中，中印关系的不确定性最大，复杂性也最高，如果处理不当，势必会成为影响金砖机制建设最大的制约性因素。近年来，中印关系虽非西方媒体唱衰金砖所宣称的那样“同床异梦”、“龙象恶斗”、“一山不容二虎”等，但二者关系的确受历史恩怨、领土纠纷、利益竞争以及巴基斯坦第三方因素的掣肘，双边关系龃龉不断，矛盾时有升级。为避免中印某个时段关系恶化而“绑架”金砖合作机制，必须正视双边矛盾对多边合作的恶劣影响，必须多管齐下优先解决双边关系，既不能将磕碰不断的双边关系的负面效应带进多边合作中，也要巧妙利用与多边机制相互交叉的双边关系中的良性因素调解某对不睦的双边矛盾。例如，利用俄罗斯与中印双方均友好的特点，发挥俄罗斯的独特作用，针对印度在其重点关切的问题上对中国的误解和误判，俄罗斯可居中协调，化解矛盾。也可利用金砖峰会、各高官会晤机制搭建的多边平台，中印自身加强互动，大会期间开“小会”，开展“专项”谈判，重点解决诸如边境、入常、反恐等棘手难点，将多边机制变成不可多得的双边互动的平台，双方深入交换意见，解疑释惑，亮明立场，摆明底线，管控危机。

一言概之，金砖并非亲如一家，但无论双边有多么复杂的利益纠葛，都需要为了多边机制的共同利益而积极化解双边矛盾，唯此，五根手指才能紧紧地捏在一起，攥起拳头，展示力量，抱团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三）金砖五国与七国集团的关系

金砖五国与七国集团的关系错综复杂，既有两个机制之间的整体合作与竞争，又有两大机制各成员国之间的利益交融与碰撞。整体而言，两大机制之间的碰撞、较量和竞争充斥整个机制建设进程，前者的诉求聚焦在不再甘受国际事务大权和国际规制制定权在新世纪继续旁落西方集团，而后者希望一如既往地主导新世纪的国际秩序。具体而言，金砖各国与七国集团亲疏不一，七国集团也并非铁板一块。美欧利益时有碰撞，欧盟内部诸国彼此也缺乏聚合力，但七国集团并未如一些专家所称“很快退出历史舞台”，反而随着金砖五国内聚力上升而加强互动。由此可见，西方并不甘心轻易拱手让出新世纪国际秩序的主导权，虽然欧美之间有时为了争夺国际新秩序主导权而竞相拉拢金砖某些成员国为其所用，但当金砖五国要求与西方分享国际权益、冲击其把持的国际机构主导权时，西方七国又有默契和配合，联手阻遏“非我族类”与其“分羹”。

面对金砖五国与西方七国集团整体与个体交叉的错综复杂关系，金砖五国必须厘清金砖机制的整体利益与成员国自身利益。既不要因为某个成员国的特殊利益诉求而影响金砖整体的合作效果，也不要单纯为了实现整体合作目标，强硬要求某个成员国恶化或牺牲其与七国集团的关系。事实上，绝大多数金砖成员国也无意利用金砖机制作为与西方对决的平台，它们拒绝金砖染上“抗衡西方”的色彩。印度与巴西的高层多次表示，如果将金砖变成与西方冲突的工具，两国宁愿选择退出金砖机制。尤其是印度，它不希望将金砖机制过度政治化，更不希望金砖机制“咄咄逼人”地挑战美欧国家，以免影响印度与西方的关系。金砖成员国的学者多认为，金砖五国聚合在一起，抱团与西方争取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事务话语权和代表性，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但如果将机制打造成与西方势不两立的利益集团或抗衡机制，则明显不符合各金砖成员国的利益。即便是俄罗斯在饱受西方打压与遏制的阶段，当它发现其他成员国无意与西方闹翻时，也放弃了借助金砖平台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与安全联盟的想法，其对金砖角色定位的认识逐渐回归现实，正因如此，金砖成员国对于合作是否拓展至军事领域始终持谨慎态度。

金砖五国虽然要与西方七国在国际事务权上“争权夺利”，但金砖的诉求毕竟是争取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国际权力，而不是成心想“动谁的奶酪”，西方无需将金砖视为“虎口夺食者”。因此，金砖五国与西方七国的关系不是对抗冲突，而是合作共赢。世界虽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组成，但并非要“两军对垒”，而是要同舟共济。尤其在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之际，两者应聚焦合作，合力解围，破除贸易壁垒，寻找双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在整体合作中实现自身利益的突破，而非以邻为壑，自筑围墙。西方七国更需照顾金砖五国的关切和诉求，在“让步”中求共赢，在“包容”中见担当。

四、金砖机制建设的创新思路

金砖机制的可持续发展在于其不断创新机制和增强行动能力。金砖机制需要新思路来经营既有机制，更需探索成立更多具有开创性的合作机制和治理机构。

（一）打造新型国际多边金融机构

金磚银行是第一个由新兴大国合作成立的大型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如何办出特色、如何走得更远成为了国际社会持续关注的话题。

在战略目标上，金砖银行应着眼金砖国家的长远利益，厚植可持续发展领域，切勿急功近利。如金砖银行副行长马斯多普所言，“金砖银行不应紧盯眼前短期利益，而是应搭建一个注重未来20年、25年，甚至30年长远发展的框架。”

在运行机制上，金砖银行应把握好效率与质量的平衡度，既要严把每个项目的质量关，又要摒弃多边金融机构庞杂、繁冗的业务审批程序，降低业务运行成本，努力创造灵活、高效、透明、便利的运行机制。

在组织架构上，管理结构应实现扁平化，避免官僚化的组织分层治理结构，打造专业化、国际化、职业化的管理团队。

在服务模式上，金砖银行在注重盈利的同时，更应着眼包容性发展，不要以颐指气使或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发展中国家附加各种苛刻的借贷条件，而是以服务员的姿态指导对象国如何更好地获得、使用贷款。中国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建议，金砖银行应“重视支持服务，除了提供资金支持，新开发银行也要致力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高质量的支持服务。”

在融资机制上，金砖银行还需构建多元融资机制，增强自身造血能力。“积极发展本币业务，为成员国提供稳定、成本低廉的资金筹措渠道。同时还要广泛动员政策性经营机构、商业银行、保险基金等参与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

简而言之，金砖银行的发展应如其全称“金砖新开发银行”所期，开发基础设施，着眼新能源，助力绿色发展，推动可持续发展；借鉴国际金融治理的成熟经验，革除多边开发银行的积弊，建立灵活、高效、专业的运转模式，展现21世纪多边金融机构的新形象和新风貌。

（二）抱团力争IMF的否决权

经过近6年的拖沓和等待，IMF2010年改革方案终得落实，新兴经济体的投票权获得约6%的增长，其中，中国的投票权升至6.068%，位列第三，印度、巴西、俄罗斯三国也跻身前十。美国的投票权微降至16.47%，但仍拥有否决权。尽管IMF承诺将继续完善份额和治理结构，但从上轮改革遭遇美国国会连续5年的阻挠来看，金砖国家投票权未来进一步提升的难度将会更大。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不甘心失去其在IMF的主导地位，最后才同意提升金砖国家的投票权实属不得已而为之，虽然让步，但让步的幅度只控制在不能撼动其主导地位的范围之内。因此，任何一个金砖国家未来都不可能单独获得如美国那样的否决权。

金砖单打独斗无法取得IMF改革的突破，因此，可换一种思路。根据IMF有关章程规定，任何重大事项必须获得至少85%的赞成票，美国现在的16.47%投票权可以否决任何与其利益不符的事项。既然金砖任何一个国家现在或未来均不可能单独获得超过15%的投票权，那么将金砖的投票权合在一起寻求整体突破，应该是较为现实的追求目标。目前，IMF经过2010年份额和治理机制改革后，金砖国家的整体投票权已经达到14.131%，距离取得超越15%的份额并获得否决权仅一步之遥。因此，针对IMF2017年改革方案，金砖国家的现实目标是：尽快实现金砖整体投票权超越15%的突破。印度总理莫迪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均支持类似的提议。

（三）打造文化交流新支柱

金砖机制的阶段性目标是成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南南合作平台。金砖建设第一个十年的实践显示，金砖在经济合作、全球治理等“硬实力”的建设上，大步迈向既定目标，但在“软实力”的建设上存在两大“短板”：一是彼此文化沟通与交流的“短腿”日益呛目，民众对彼此文化了解的“赤字”长期存在。专家学者多并不担心金砖未来合作缺项目、缺资金，但最担心的是民众缺乏了解，彼此隔阂、疏离而拖金砖合作的后腿。二是在国际层面上，金砖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金砖经济体量明显不相称，西方文化价值观体系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事实上，在金砖国家层面上，金砖国家民众对彼此文化认知的缺失，已经影响到了金砖国家的经贸与投资合作。以“企业文化”为例，中国企业在金砖国家经常遭遇水土不服：中国企业的“加班”被误解为“血汗工厂”行为，中国工人的辛勤劳作被喻为“苦行僧”。同样，中国企业也缺乏对他国企业文化的了解，常抱怨外籍工人“难管理、难伺候”。此外，金砖“软实力”的短板也制约了金砖在国际事务上作用的充分发挥，金砖提出的一些主张和价值观很难被国际社会理解和认同，常被认为是“站在椅子上说话”而不如西方的主张那样脚踏实地。

为此，应建立“金砖文化学院”，借助既有的“金砖大学联盟”合作机制，每个加入联盟的金砖国家大学均可设立金砖文化学院。学院以招收本科交流生为主，时长一年，学院宗旨在介绍成员国文化特色，熟悉彼此历史传统和生活习惯，了解彼此文化价值观，增进彼此文化认同。同时在国际层面上，大力弘扬金砖国家精品文化，着力提升金砖文化的说服力、影响力和穿透力。学院课程涵盖成员国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影视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民居文化、企业文化等，利用网络、电视、电影等多种媒体介绍彼此的思想大家、文化巨匠和文学精品，深入探析彼此文化内涵。学院可辅助设立“金砖文化周”或“金砖文化交流基金”以进一步推广文化交流，加强文明互鉴，展示金砖文化魅力。

（四）成立“金砖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论坛”

“香格里拉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等高端论坛脱颖而出，声名鹊起，吸引全球目光。这些论坛在多边机制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它汇聚政府高层、企业精英以及顶级学者，各种观点在此激辩、碰撞和交流，犹如“智慧大熔炉”和“观点角力场”。论坛不拘一格，既有政府层面的“规定动作”，也有民营企业、非政府组织与智库的“自由动作”。金砖机制建设也有诸多论坛，但多是政府部长级和工商界对话等类似“规定动作”的论坛，尚无综合性、全体会议与平行会议相结合的立体型论坛。在金砖机制面临从参与全球治理转向引领全球化的正确方向之际，可成立“金砖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论坛”。

该论坛应区别于金砖首脑峰会和业已成立的金砖单项专门论坛，应为大型综合性高端论坛。论坛参会人员不局限于金砖成员国，可放眼全球范围，邀请东西方国家参与，探索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新思维、新主张和新策略。可发展成为以政府高官（如总理级）会晤为引领，经贸、环境、科技论坛、智库论坛、企业家论坛以及青年领袖论坛等专门论坛为支撑的“多位一体”型论坛。论坛除辩论、反驳各种歪曲全球化论调、为全球化正名外，还需全面阐释金砖国家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主张，着重宣扬金砖国家业已达成一致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方面的共识。例如，金砖国家均主张走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道路，均赞同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的全球治理观，均赞成以和平对话的形式应对全球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均反对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并主张全球治理应充分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和诉求等，以此共识和主张引导全球治理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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