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特色和前景

摘 要：新兴国际金融中心各具特色，且相互之间的竞争从未间断；并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与伦敦、纽约传统国际金融中心极为不同的鲜明特征。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金砖国家金融中心的发展潜力及其崛起的可能性受到关注，亚洲尤其东亚地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逐步提升，日渐成为改变世界金融格局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新兴国际金融中心；崛起；特色；前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金砖国家金融中心的发展潜力及其崛起的可能性受到关注，亚洲尤其东亚地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逐步提升。虽然这些新兴国际金融中心各具特色，且相互间的竞争从未间断；但作为一个整体，又呈现出与伦敦、纽约传统国际金融中心极为不同的鲜明特征。

一、新兴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和竞争的基本态势：东亚相对优势明显，竞争加剧

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IFCD Index）专门对金砖国家金融中心加以研究。2010年第1份报告还仅限于新兴经济体即金砖5国金融中心的信心分析；2011年第2份报告开始直接以“金砖国家金融中心发展专题分析”为名，纳入吸引力和金砖国家货币了解程度分析；2012年第3份报告起把对金砖国家金融中心的分析固定为9个方面，其中，信心、资金吸引力、人才吸引力、金融创新程度、融资便利程度、中介服务水平、金融法制环境完善程度、货币了解程度一直位列其中，2013年、2014年的报告以“金融产品丰富程度分析”替代了2012年的“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分析”。除受克里米亚风波影响的莫斯科以外，金砖国家金融中心圣保罗、孟买、上海、约翰内斯堡的发展能力普遍被看好；且无论横向、纵向比较，还是综合得分，上海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认可和信心程度均胜一筹。但2015年全球经济艰难、脆弱、分化复苏使新兴经济体金融中心的上升势头放缓，圣保罗、孟买、约翰内斯堡的综合竞争力指数排名均有所下降，新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报告（2015）已无金砖国家金融中心的专题分析；尽管如此，位列前10的国际金融中心中还是同2014年相一致有5个来自亚洲地区，除下滑1位第4的东京、2014年下滑2位并列第5的香港外，分别为2014年超越香港后再次赶超东京来到第3的新加坡、2014年上升1位并列第5且进一步巩固这一位置的上海、2014年首次进入前10位列第9且继续保持的北京；而“成长发展”排名中，除迪拜下滑2位跌出前10、上海连续6年第1、深圳依然第8外，新加坡、东京、北京、香港位次稍有变动，分列第4、5、6、7位。

伦敦金融城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显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到2015年，前10榜单中东亚地区至少占有4席；除传统的东京外，香港、新加坡第3、4位排名相对稳定；中国的深圳、上海在2009年9月即金融危机爆发后一年的排名中分列第5和第10，上海还在随后的排名中位居过第6、第5和第8位，但从2012年9月开始二者均未能再出现在前10榜单中；首尔则自2012年进入榜单以来一直名列其中，并在2012年9月、2015年9月达到最高的第6位。尽管如此，新加坡对香港的挑战还是日渐增强，并最终在2016年4月发布的最新排名中超越得分持续下滑的香港；首尔则跌出前10榜单、下降6位至第12；而中国内地，上海、深圳、北京均在10名开外，虽然上海占据一定的优势，但其与深圳的得分差距仅为5分左右，二者也均在最新排名中跻身前20之列；即使新兴金融中心的迪拜，也不得不面对本区域其它金融中心如阿布扎比越来越严峻的冲击，二者一度在2014年9月只有2分之差，名次同样只差2位。

二、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与发展

奉行积极的直接干预政策，在给予优惠、鼓励外国金融机构进入的同时，保护本国金融机构的实力和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新加坡既是典型的政府推动型国际金融中心，也是离岸国际金融中心的代表。它的崛起与发展，不仅与新加坡政府通过规划有意识地加以持续鼓励和推动的金融立国政策密不可分，还与新加坡政府以金融超前发展的战略眼光，善于发现并抓住国际金融发展机遇、在关键时刻倾其全力创造性地灵活性地加以适度引导和促进不无关系；新加坡离岸金融的高度发达，是目标稳定、政策高效、体制健全、设施完备等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金融自由和创新、制度的适宜供给，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模式创新和功能演进的关键要素，在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和发展中有着极为明显的体现。

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政府就明确提出以迈向“亚洲苏黎世”为目标的金融立国政策和金融市场国际化战略。而这一时期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国际金融的发展即欧洲美元市场的兴起，为其政策和战略的成功实施提供了关键机遇。由于美国为限制美元外流而征收利息平衡税，受欧洲美元市场迅速发展的启发和东南亚地区对美元交易的巨大需求，新加坡政府较之其他亚洲竞争对手适时决定通过税收法律和金融结构改革为离岸金融业务松绑，不但放弃对非居民外汇存款征收利息预扣税，而且正式批准美国美洲银行在新加坡设立“亚洲货币单位”，为自身赢得先发及竞争的独特优势，亚洲美元市场得以在新加坡率先正式建立并快速发展；同时，基于本国经济实力和金融发展现状，采取内外分离的金融管理体制，对参与离岸金融市场的银行发放分类牌照，规定其离岸金融业务范围，积极而谨慎地推进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和国际化，以防范金融风险，确保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

为巩固并强化自身亚洲美元市场的中心地位，新加坡政府不仅在加强国内金融市场建设、促进金融业均衡发展的基础上，继续通过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和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直接推动离岸金融业的重点发展，还不断通过金融改革，健全并完善金融法规及管理制度，有选择性地扩大金融市场开放，促进金融自由化，间接为发展离岸金融创造更为宽松的金融环境。如，自1972年起陆续取消对亚洲货币单位的存款准备金、各项离岸所得征收所得税的规定，免除对可转让定期存单等的印花税；1978年全面开放外汇市场，取消外汇管制，真正实现国际资本自由流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放松外资银行经营限制等，先后创立具有自身特色的亚元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等。

在实施宽严并济的高标准金融监管的同时，葆有并不断提高金融业务创新的能力，是新加坡得以巩固并加强自身国际金融中心活力和竞争力的关键。持续的金融业务创新，不但使新加坡的金融产品日渐丰富，而且对境外金融机构的吸引力日益增强。如，分别于1971年、1977年、1978年发行第1批亚洲美元债券、第1批大额美元浮动利率可转让存单、大额美元固定利率可转让存单。又如，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是亚洲第1家金融期货市场；1999年与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合并而成的新加坡交易所，既是亚太地区第1家通过公开募股和私募配售方式上市的交易所，也是亚洲第1家完全电子化且无交易大厅的交易所。随着中国经济和以基金为主的资产管理业的迅猛发展，新加坡在反思自身金融竞争力的基础上重新定位：不但降低准入门槛，开放国内市场，强化引资优惠政策，而且政府投资公司充分利用自身资金实力，把包括养老金在内的更多基金分配给位于新加坡的私人基金管理公司，积极鼓励基金业的发展，新加坡泛亚资产管理中心的地位得以确立。

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和挑战

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将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作为国家战略。随着包括金融期货在内的以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为核心的一系列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在上海的先行先试，金融资源日渐集聚，辐射效应逐步形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内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确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先是2009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上海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后又在2012年《“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中明确，瞄准世界一流国际金融中心，力争到2015年基本确立上海全球性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清算中心地位。经济发展、金融自由和创新、制度的适宜供给，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同样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发展和国际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坚实基础和有利环境；而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则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发展空间和极为重要的崭新推动力。尤其2013年9月挂牌的上海自贸试验区的金融创新改革，使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成为其加快进程、葆有活力、持续提升自身地位的关键契机。正是在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创新及其金融模式和金融产品转化的联动效应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断向更广的维度延伸。无论金融市场的拓展，还是金融机构的集聚，抑或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均有长足的进步；尤其被视为制约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核心和最大挑战的资本项目，取得关键进展；融资效应已成为上海金融市场带动实体经济发展的纽带，首个总部设在上海的国际多边金融组织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开业运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化水平不断加强。IFCD Index表明，从2010年到2015年，上海的“成长发展”在全球金融中心中保持第1，“金融市场”、“服务水平”、“产业支撑”分别前进1位、13位、1位到第6；尤其需要注意的，“国家环境”由21位大幅提升至2013年的第5，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海自贸试验区的金融改革创新以及由此形成的有利于金融发展的适度的制度供给。

尽管如此，在上海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对香港、新加坡等区域性金融中心构成一定冲击之时，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变化以及其他金融中心对上海的冲击也在加大；仅就中国国内而言，随着天津、福建、广东自贸试验区的构建，以金融为抓手的上海自贸试验区不再一枝独秀，同样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和对国际金融机构及市场的吸引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不断崛起的同时，自身建设所面对的挑战双向特征明显。

四、新兴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原因、发展定位和策略：特色与前景

除具有地理位置优越、时区合适，社会政治环境和谐稳定、基础设施先进完善，有利于国际金融资源的集聚与扩散，尤其国际金融机构多元、金融中介服务体系发达……这些与传统国际金融中心同样的特征，由于形成原因、发展定位和策略的不同，新兴国际金融中心也呈现出烙有自身鲜明印记的发展特色。

1.特色：多为政府推动型、多属隔离性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分散且策略各具特色

就形成模式而言，与伦敦、纽约传统国际金融中心经济和金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形成型不同，新兴国际金融中心多为在自身经济和金融尚未发展到相应程度的政府推动型。但是，这一超越发展阶段、突破相关限制快速成长的自觉的人为结果，即政府有意识的金融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的作用发挥，也需要有国际经济和金融发展的特定机遇，并且政府的引导和促进作用能够与之相吻合，也就是说可以充分发挥自身在地理位置和经济环境等方面的优势，切实抓住转瞬即逝的机遇为我所用。也正因如此，新兴国际金融中心多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欧洲美元的产生使资本跨国流动并流向资本管制相对宽松的地区紧密相连。如，新加坡独立之初所确立的金融立国政策和金融市场国际化战略得以成功实施的重要因素，是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变化尤其欧洲美元市场兴起所带来的关键机遇；而较之其他亚洲竞争对手适时决定为离岸金融业务松绑、率先建立亚洲美元市场则最终成就了其能够作为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崛起的竞争优势。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中国的国家战略，通过地方立法和规划促进金融发展是其建设的重要路径，但其进程的真正加快，与中国经济的崛起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经济金融格局的调整密不可分。

就发展定位而言，因为源于离岸金融业务的兴起，与国际资本流动性的日渐增强、国际金融风险规避的日益盛行密切相关，政府推动型的新兴国际金融中心不似伦敦、纽约传统国际金融中心通常集国际经济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于一身，除大量避税港型的名义国际金融中心外，功能型国际金融中心多属隔离性的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前者主要包括中美洲的巴哈马、开曼群岛和中东的巴林、迪拜，后者以东亚的新加坡最具代表性。也正因如此，就地域而言，新兴国际金融中心也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经济发达地区，而是广泛分布于全球各地，呈现出由集中向分散、日渐网络化的发展态势。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相对分散的新兴国际金融中心为保持并强化自身的竞争优势，均结合自身实际采取了各具特色的发展策略。如，新加坡最先确立的是亚洲美元市场的中心地位，而中国经济和资产管理业的迅猛发展促使其转向资产和风险管理中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到2020年要与中国的经济实力、人民币的国际地位相适应；迪拜国际金融中心瞄准的是中东金融市场话语权。

2.前景：挑战力增强；仍需以自身金融发展和自由为基础，扩大金融的集聚与辐射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与全球经济贸易重心的改变相适应，国际金融中心的全球布局呈现向东转移之势；尽管无论GFCI还是IFCD Index均表明，伦敦、纽约传统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地位尚无可能被撼动，新兴国际金融中心的挑战能力还是日渐增强，且在金融成长的稳定性方面表现相对良好。

需要强调的，政府推动型国际金融中心仍然要以自身金融的快速发展为基础，金融集聚是新兴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并发展的核心。尽管这些分散的新兴国际金融中心各具特色，而资本来源的国际化依然是其基本共性，也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只要放松管制、降低税负，形成有利于金融高效发展的自由的金融环境，就有可能摆脱诸如自身资本之类的传统限制，在全球离岸金融发展的过程中获得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相对优势和竞争机会。也正因如此，通过持续的金融创新、适宜的制度供给，不断优化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所必需的金融信息的可获性与可靠性，增加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和配置的有效性，从而使规模经济效应不断扩大、融资成本和投资风险进一步降低，保持并增强自身对国际金融资源的吸引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集聚和辐射能力，是新兴国际金融中心崛起之后仍能健康发展并形成良性循环、具有广阔前景的关键要素。如，新加坡不但首发亚洲美元债券、大额美元浮动利率可转让存单，而且建立了亚洲第1家金融期货市场，金融产品的日渐丰富和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使其亚洲美元市场的中心地位得以巩固和强化。巴哈马则为反面例子。其最初是避税港型名义国际金融中心的领头羊，但由于独立后日趋严厉的金融监管引发离岸国际金融机构的担忧和向外迁移，自身的地位也逐渐被开曼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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