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溯源与展望

摘〓要：〖ＨＴ5”F〗理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首先应该理解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思想史来源。通过回顾和考察历史终结论的思想发展史可以看出，黑格尔的历史终结思想通过其历史哲学和“最初之人”的人性论思想来体现；科耶夫的历史终结思想在他对主奴辩证法的独特阐释中得以展现；福山在黑格尔和科耶夫历史终结思想的基础上，建构出自己系统的历史终结思想。但是福山的历史终结思想面临着左右翼的批判和中国模式的现实挑战，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不过是一种新的乌托邦，历史正在展开，竞争仍在继续，历史不会终结。〖JP〗〖ＨＴ5”Ｈ〗关键词：〖ＨＴ5”F〗历史终结论；最初之人；主奴辩证法；中国模式〖ＨＴ5”Ｈ〗中图分类号：B1〓〖ＨＴ5”Ｈ〗文献标识码：A〓〖ＨＴ5”Ｈ〗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14）０3－0102－10〖ＨＴ〗〖HJ〗〖ＢＨＤＷＧ２，ＦＫ４2＊2Ｆ〗〖ＢＧ）Ｆ〗〖HT7”〗〖HJ0〗〖HT〗〖HJ*5/7〗〖FL（K2〗〓〓〖JP〗1989年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发表在《国家利益》上，当时适逢苏东剧变。扩展后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出版于1992年，历时已二十余年。〖JP〗最近，国内网络流行福山“思想巨变”的报道：福山终于被中国的独特发展模式所折服，要重新考虑“历史终结论”。但是刘擎证实这篇网上报道是对福山的某些言论作了脱离语境的选择性编译，产生了某种误导倾向[1]。赵信表明国内网络上流传的许多关于福山“悔改”的论述，很多是对原文的选择性摘引、过度诠释、断章取义，或者是直接篡改原意，随意创新。这些不负责任的摘引已经影响了国内舆论[2]。面对中国模式的挑战，福山确实对中国的独特体制有更多关注，而且认为其拥有一些相对于其他威权体制的优势和灵活性。但是福山并未改变其核心观点：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是普适的，自由民主制度将是人类历史的终极政体。福山说：“现在对自由民主挑战最大的是中国，中国结合了威权政府和局部市场化经济，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但是，这一模式不可能真正成为东亚以外世界其他地区的替代性方案，因为这一模式具有文化独特性：中国继承了两千多年的高效行政系统，历史悠久的德性统治、公务员科举考试、重视教育和对技术官僚的推崇。……另外，这一模式能否持续，这也是一个疑问，因为它缺乏法治和负责任政府两项原则。”[3]在中国崛起和中国发展模式盛行的背景下，国内学者对于历史终结论的批判，大都着眼于批评其市场经济、自由民主制度的普世主义倾向和西方中心论。这些批评不乏真知灼见，不过大多关注内容较为狭隘或评论较为偏颇。因此，为更好地理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避免对其理论产生误解，本文试图运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回顾和考察历史终结论的思想发展。〖HS2〗〖JZ〗〖HT4”H〗一、黑格尔的历史终结思想〖HT〗〖JP2〗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回顾了以往的历史终结思想。福山认为：“‘历史的终结’是所有世界普遍史编写的题中之义。历史的某个重大事件只有产生更大的终极或目标才会具有意义，实现这一目标必然会推动历史走向终结。”[4](p.63)编写世界普遍史所进行的最严肃的工作是在德国唯心主义体系中实现的。康德在1784年提出，历史应该存在一个尽头，即历史有一个蕴藏在人目前的潜意识中并且使整个历史具有意义的终极目标，这个终点就是实现人类自由[4](p.65)。康德的这种观点为后来编写一部世界普遍史奠定了基础框架。黑格尔则具体完成了普遍史的理论构建，在其思想体系中，编写一部世界史的主张在形式和内容上都相当具体。黑格尔认为，历史进步不会无休止地延续下去，而是随着现实世界中自由社会的建立走到一个终点，历史会终结于自由国家。马克思也同样持历史终结的观点[5](pp.23)。他认为人类社会将从原始社会发展到更复杂、更高级的社会阶段，历史最后将终结于按需分配、人人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JP〗福山的整个论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黑格尔的历史理论，因此，本部分主要论述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黑格尔认为，历史就是精神充分实现的辩证过程，历史的发展进程无非是自由意识合理而必然的展开过程。他说：“整个世界的最后的目的，我们都当作是‘精神’方面对它自己的自由的意识，而事实上，也就是当作那种自由的现实。……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6](pp.5758)因此，可以说黑格尔赋予历史的观念以哲学的意义，把客观的历史设定为自由意识发展完成的历史。黑格尔通过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先验构建，展现了人类历史的连续性。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东方时期、希腊时期、罗马时期和日耳曼时期。既然世界历史是自由意识的自我展开，那么世界历史的每一个阶段，就是自由意识发展的一个必然环节。黑格尔说：“世界历史就是使未经管束的天然的意志服从普遍的原则，并且达到主体的自由的训练。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6](p.149)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的终结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彼岸世界，它是可以实现的，并且已经开始实现。黑格尔认为如同太阳升起于东方，沉没于西方，世界历史也是从东方发展到西方，它开始于中国，终结于日耳曼世界。从此，整个世界都将渐渐达到西方的水平，达到日耳曼世界所实现的原则。黑格尔说：“日耳曼世界实现了的这个形式上绝对的原则把我们带到了历史的最后阶段，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时代。”[6](p.489)黑格尔以“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时代”作为历史的终点，无疑暴露出他的欧洲中心主义,特别是日耳曼民族中心主义的偏见。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体系中，历史是精神获得绝对自由的过程，体现在人性方面，则是人性不断获得自由的过程。所以，黑格尔的历史终结思想不仅仅是一种历史哲学，也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黑格尔通过对“最初之人”的人性考察，提出“为获得承认而斗争”的理论，这明显不同于经典自由主义者霍布斯和洛克对“最初之人”的分析，以及他们从这种人性论而得出的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理论。福山把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归为两种理论类型：一种是英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以现代自由主义的鼻祖霍布斯、洛克为代表；另一种是黑格尔式的。他认为黑格尔对自由民主内涵的理解与盎格鲁一撒克逊式的理解大相径庭。福山明显表示出他对霍布斯和洛克理论的不满，想用黑格尔的承认理论，为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社会提供一种更高贵的解释[4](p.86)。福山说：“黑格尔给我们带来了用不同于霍布斯和洛克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体系的概念来重新解释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机会。黑格尔对自由主义的这种理解，同时也是自由主义一种更高尚的境界，更准确地描述了人们所说的希望生活在民主之路这句话。”[4](p.227)霍布斯和洛克的自由主义主要是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理论，它们是从“最初之人”所处的自然状态中推演出来。霍布斯认为: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是自我保存的权利，不顾生命为纯粹名誉而战的态度不是人类自由的起点，恰恰是一切不幸的根源，人之所以选择走出自然状态，进入社会契约的公民社会，是因为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和对死亡的恐惧。洛克后来又从这种人性理论中推出追求幸福和私有财产的权利，认为成立公民社会和国家唯一目的就是达成和平和实现自我保存，从而把人从无政府的自然状态中解放出来，造就一种遵守社会契约行事的自由民主社会。所以，在盎格鲁－撒克逊的理论体系中，获得承认的欲望不得不让位于自我保存的欲望。在人的自然权利中，最首要的是自我保存权，还有私人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因此，自由社会就是指公民之间互相平等地不干涉他人的生活和财产的社会。黑格尔的“最初之人”理论，则对人性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在黑格尔看来，人和动物一样，对食物、饮料、住所以及所有自己没有的东西，有着自然的需求和欲望。但是，人与动物又有着根本的区别，人不仅由他的动物本性来决定，他的人性本身还具有超越和否定这种动物本性的能力，尤其是超越和否定自我保存的本能。关于这点，福山有精彩的分析：“人显然也能够以一种完全逆反其本能的方式来表现自己，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满足一种更高级或更强烈的本能，而是纯粹为了逆反。这就是为什么为了纯粹的名誉而拼死战斗这种自愿在黑格尔对历史的描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通过甘冒生命的危险，人可以证明他能够逆反他最强烈而且最基本的本能，即自我保存的本能。”[4](p.169)所以，在历史开始时期的这场血腥斗争，不是为了自我保存，而是纯粹为了承认的斗争。“最初之人”想要作为有尊严的人来获得别人的承认，他甘愿冒生命危险，以此显示他是一个自由的、真正的人，他的人性欲望就战胜了他的自我保存的动物性欲望。显然，对于这种为了承认而甘愿冒生命斗争的行为，黑格尔是极力赞赏的，并对斗争中可能的死亡予以充分的肯定。黑格尔认为：“只有冒生命的危险，才可以获得自由；……一个不曾把生命拿去拼了一场的个人，诚然也可以被承认为一个人，但是他没有达到他之所以被承认的真理性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我意识。”[7](p.126)〖JP2〗按照黑格尔的观点，获得承认的欲望从一开始就会驱使“最初之人”寻求冒生命危险以获得别人对他作为人的承认，这是一场为承认而进行的血腥暴力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最终分出了输赢，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其中一方没有选择冒死奋争而屈服作为奴隶，获胜的一方以生命为赌注赢得了其他人对他的承认，成为奴隶的主人[4](p.166)。于是，在黑格尔的自然状态中，“最初之人”的遭遇像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一样，充满了暴力，但其结果并不是表现为一种由社会契约造就的公民社会形式，而是一种高度不平等的统治与奴役的关系。但是，黑格尔最终并不赞成这种极不平等的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是原始的也是压迫性的。这仅仅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必然阶段，它必将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扬弃和超越。〖JP〗黑格尔认为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标志着自由平等理念在人类社会的伟大实践。昔日的奴隶在这场革命中，冒着生命的危险来证明他们已经战胜对死亡的恐惧，正是这种恐惧曾让他们过去被他人当做奴隶来对待。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也通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传播到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法国大革命以后诞生的现代自由民主国家，实现了人类普遍的自由平等理想，主人对奴隶的压迫关系已经消失，人人都获得了普遍的平等承认。通过对这两种自由主义理论类型的比较，福山鲜明地表达了他的黑格尔主义立场。他认为黑格尔的承认理论优于霍布斯和洛克对经典自由主义的解释，给予历史终结论一个高贵的理论解释体系。福山赞赏地论述道：“黑格尔的自由社会是指公民之间互相并且相等地同意互相承认。如果霍布斯或者洛克的自由主义可以被理解为对理性的自由利益的追求，那么黑格尔的自由主义则可以被看作是对理性承认的追求，即在普遍基础上每个人的自由性和自主性都等到所有其他人的承认。我们选择民主这一事实，更重要并且最后更令人满足的事情是，自由社会承认我们的尊严，生活在自由社会意味着走上一条物质极大丰富的道路，但它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对我们的通向在自由的承认方面具有完全非物质的目标的道路。自由民主国家使我们具有自己的自我价值意识，我们灵魂中欲望和精神这两个部分因此都感到满足。”[4](p.228)〖HS2〗〖JZ〗〖HT4”H〗二、科耶夫的历史终结思想〖HT〗科耶夫是俄裔法国人，1933年，科耶夫在巴黎高师开始讲授黑格尔哲学。该课程科耶夫一直讲到1939年，主要是科耶夫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独特阐释，该课程讲义以《黑格尔导读》为书名编辑出版。《黑格尔导读》是科耶夫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独特阐释，科耶夫的解读揉合了马克思、海德格尔、尼采等人的思想，使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焕发出迷人的色彩，深深地吸引了法国大量优秀的学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雷蒙·阿隆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科耶夫上课时，总是先对《现象学》中若干段内容进行讲解，一个一个音节地说出其中某些字，接着，开始讲授，不需讲稿，一气呵成。他的一口法语，文法完美无缺，古怪的斯拉夫腔调独具特色，颇能引人入胜。就座的高级知识分子向以爱疑问、异议和批评著称，但听他讲课却能听到入迷。这其中奥秒何在？在于他高超的才华和精湛的论证技艺。”[8](p.119)但是，这种另类的解释遭到黑格尔研究者的强烈批判，他们认为科耶夫的解释是不平衡和不公正的，歪曲了黑格尔的原意，这是一种狡诈的解读方式[9](p.3)。尽管有人对科耶夫是否忠实地解释黑格尔的思想深表怀疑，但科耶夫无疑是黑格尔主义哲学阵营中的一员骁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是否忠实”的问题所能回答的。真正的生命力在于是否能让旧有的思想焕发出新的力量[10](p.87)。〖JP2〗科耶夫非常推崇黑格尔哲学，他认为自己对黑格尔的解释不仅仅是一项学术工作，而且也是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一项“政治宣传工作”。科耶夫在一篇写于1946年的文章中对他自身的使命作了如下描述：“对于黑格尔的每一种诠释，倘若不想沦为无聊空洞的调侃，就只能是斗争和工作的纲领（马克思主义便是此类纲领之一）。这就意味着，一个黑格尔诠释者的工作无异于一个政治宣传者的工作……世界的未来，以及因此衍生出的、当下的意义和既往的重要性，归根结底都取决于今日人们如何诠释黑格尔的著作。”[11](p.25)〖JP〗通过对黑格尔的独特阐释，科耶夫重新发掘出“主奴辩证法”，宣扬了自己的历史终结思想。科耶夫认为，主奴辩证法是理解《精神现象学》乃至黑格尔全部哲学的关键。尽管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对主奴关系的论述只是对精神发展的一个阶段自我意识的说明，但是，科耶夫把主奴辩证法抽离出来，赋予其在黑格尔哲学的中心地位。在科耶夫的眼里，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蕴含着人类历史开始、展开、终结的全部过程。〖JP2〗前面介绍了黑格尔的“最初之人”理论，即人在为追求承认而战的斗争中甘冒生命危险，但它只是人类历史进程的最初阶段。黑格尔的“最初之人”，并不像霍布斯、洛克认为的那样，直接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公民社会的建立，而是导致了主人和奴隶关系的产生。黑格尔认为：“它们就以两个正相反对的意识的形态而存在着。其一是独立的意识，它的本质是自为存在，另一为依赖的意识，它的本质是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前者是主人，后者是奴隶。”[7](p.127)科耶夫也说：“人的诞生和历史的开始伴随着导致一个主人和一个奴隶的出现的最初斗争。这就是说——在最初人要么是主人，要么是奴隶。”[12](p.202)〖JP2〗因此，科耶夫认为主人和奴隶是自我意识的第一个本质形态，也是人类历史的真正起点。奴隶是斗争中的失败者，屈服于他自身的自然性和求生本能，他不愿为追求承认而死亡，于是他屈服了，甘愿作胜利者的奴隶。主人则在战斗中，为了争取他人的承认，血战到底，最终取得了胜利。主人克服了自然属性，从而获得了人的价值，成为奴隶的主人。斗争之后建立起来的是主人对奴隶的统治关系，所以，在主奴关系中达成的承认是一种单方面的承认，奴隶承认了主人的尊严和人性；反之，主人却没有承认奴隶的尊严和人性，只把奴隶当作实现自己欲望的工具或手段。〖JP〗科耶夫强调主奴关系乃是一种辩证关系。为追求承认的斗争产生了主人和奴隶，但是，主人和奴隶的社会关系不是静止的、固定的，不可能保持不变，而是处于辩证的历史运动中。起初奴隶被迫为满足主人需要而劳动，但是正是通过劳动，奴隶成为了自然的主人，奴隶恢复了他因恐惧死亡而失去的人性。奴隶的劳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是主奴关系变化发展的关键，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在劳动中奴隶开始意识到，他作为一个人有能力改变自然，能够利用自然的材料，把它们加工成某个事先设计和想要的东西。奴隶不仅能使用工具，还可以制造工具，创造了科学技术。借助于科学技术，奴隶们发现他们不仅能改造自然环境，而且也能改造他们自己的本性。对奴隶来说，劳动具有塑造和陶冶的功能。人只有在通过劳动克服了死亡的恐惧之后，才能够达到真正的自由。如果没有改造自然界的劳动，奴隶就不能真正改造自己。然而，随着主奴社会关系的发展，主人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主人自己不需要劳动，他随心所欲地消费奴隶的劳动产品，但是他从奴隶的劳动所获得的只是动物性欲望的满足，而不是人性的承认。从而，主人逐渐失去了他的本质，失去了他在人类历史上的积极意义。这样，主奴关系就发生了根本的逆转，这就是主奴关系的辩证法。奴隶通过劳动逐渐克服了他的依赖性而成为本质的力量。奴隶在改造自然的劳动过程中，也改造了自己的本性，从而为奴隶争取承认的解放斗争创造了新的条件。〖JP2〗因此，主奴关系的辩证运动最终实现的并不是主人的意识，而是奴隶的意识，奴隶将成为最终的胜利者，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力量。黑格尔指出：“照这样看来，独立的意识的真理乃是奴隶的意识。奴隶意识诚然最初似乎是在那独立的意识自身之外，并不是自我意识的真理。但是正如主人表明他的本质正是他所愿意作的反面，所以，同样，奴隶在他自身完成的过程中也过渡到他直接的地位的反面。他成为迫使自己返回到自己的意识，并且转化自身到真实的独立性。”[7](p.129)科耶夫也认为，主人只是人类历史的催化剂，而这个历史是由奴隶揭示、实现和创造出来的。他说：“在主人身上产生的人的理想，只能在奴役中和通过奴隶实现和显现，成为真理。”[12](p.205)〖JP〗科耶夫认为，奴隶的胜利意味着主奴辩证法的终结，也就意味着历史的终结。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历史事件标志着普遍同质国家的建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揭示出了这些历史事件的重大意义。科耶夫说：“在黑格尔看来，在拿破仑战争中和通过拿破仑战争——尤其是耶拿战役，主人和奴隶的历史的完成通过扬弃实现了。因此，耶拿战役在黑格尔的意识中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黑格尔听到耶拿战役的炮声，所以他知道历史已经完成。”[12](p.202)也就是说，正是通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人类解决了主奴辩证法的内在矛盾，历史的终结也得以实现。拿破仑战争是奴隶为了获得承认而进行的解放斗争，法国大革命则昭示了平等、自由的普遍承认原则。历史终结建立的普遍同质国家是一个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民主社会。这里的“同质”是指主人和奴隶间的差异消除了，每个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每个人的人性和尊严都得到一切人的普遍承认。平等意味着要求承认的欲望得到普遍满足，因为人人都被相互承认，这就改变了主奴社会关系中单向的不平等承认。既然历史开始于人的要求承认的欲望，那么历史就必将在承认欲望得到彻底满足的时候停止。普遍同质国家的公民是对主人和奴隶关系的扬弃，所以他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奴隶，他的人性欲望在国家的普遍承认中获得了完全的满足，历史因为人性的满足也就终结。〖HS2〗〖JZ〗〖HT4”H〗三、福山的历史终结论〖HT〗显然，福山更多地继承了前面介绍的有关黑格尔和科耶夫的历史终结思想。福山接受了黑格尔的承认理论，认为整个历史的前进动力是一种精神力量，即为获得承认的欲望。这种被福山视为充满人性的承认欲望完全是精神性的，不同于霍布斯和洛克所描绘的理性经济人，它与物质利益无关，与人的自我保存本能也无关。“最初之人”要求被其他人作为有尊严的人加以承认。为了获得他人的承认，“最初之人”甘愿冒生命危险，投身追求承认的血腥战斗中，由此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主奴关系。福山也完全采纳了科耶夫阐释的主奴辩证法。在他看来，这种主奴关系开创了历史并贯穿历史的始终。整个历史中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是这种“承认欲望”的体现：君主制承认一个人(国王)，贵族制承认一些人(贵族)，自由民主制承认所有人(公民)。最终，奴隶通过劳动的塑造和陶冶，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样，随着主奴关系的瓦解，历史也就终结了。追随黑格尔和科耶夫的脚步，福山也认为历史终结于欧美民主革命之后的自由民主社会。他说：“黑格尔根据美国和法国的民主革命，曾断言历史已经走到尽头，原因在于驱动历史车轮的欲望——为获得承认而斗争——现已在一个实现了普遍和相互承认的社会中得到了满足。没有任何其他人类社会制度能更好地满足这种渴望，因此历史不可能再进步了。”[4](p.9)这样，一个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的普遍同质国家就出现了，它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社会，它用法律规则确认了人人自由和平等，彻底地满足了人们一直渴望的承认要求，从而历史就此终结了。(一)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左右翼批判〖JP2〗福山提出的这种乐观的历史终结论，必然会招致各方面的批评。钱满素在《亨廷顿VS.福山》一文中指出：“历史终结论一发表就招来众多非议，喝彩者大多出于政治原因，反对者却各有各的理由，其中有德里达这样反对自由主义民主的人倒是不必解释的，他对福山的批驳火力凶猛，言辞激愤，奚落嘲讽，可谓势不两立。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政治立场与福山相似的美国保守派也持反对态度，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后一种批判的典型代表。”[13]所以，不论左翼，还是右翼，都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其中左翼典型的代表是德里达，而右翼代表的典型则莫过于他的老师亨廷顿。〖JP〗德里达之所以写作《马克思的幽灵们——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一书，有着直接的现实政治背景。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社会主义阵营内发生的苏东剧变，在西方世界又一次出现了一种普遍的乐观情绪，认为建立一个国际新秩序的时代已经来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极对立的时代已经结束，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失败，未来的世界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自由民主制度一统天下。就像福山所宣称的，历史的终结已经来临，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未来将是自由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德里达有一大部分篇幅是直接针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德里达不愧为解构主义的大师，对福山的观点进行了犀利的批判。他老练地抓住了福山历史终结理论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德里达通过列数大量的事实，说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缺乏客观的现实依据，是对当代自由民主社会和世界形势的错误判断。另一方面，德里达又批驳了福山的论证策略，认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只能是一种“乌托邦”理想。德里达最主要的批评是福山掩饰了自由民主制度中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遮蔽了资本主义自由世界存在的严重危机。德里达很敏锐地觉察到这点，他认为自由民主制度的现实恰恰是其理想的对立面，两者之间存在严重的断裂。他说：“以自由民主制度之建立的失败来衡量，在现实与理想性的本质之间的断裂并非仅仅出现在政府、神权和军人独裁那些所谓原始的形式之中，要想证明这一点简直是太容易了。但是，这种失败与这一断裂也先天地和在定义上规定着一切民主制度——包括所谓西方民主制度中最古老的和最稳定的民主制度——的性质。”[14](p.92)所以，德里达强调即使在当代发达的自由民主社会内部也存在大量无法克服的深刻危机。不同于福山对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赞颂，德里达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自身有着结构性的缺陷。他说道：“还有必要指出议会形式的自由民主制在世界上从来没有处于如此少数和孤立的状态吗？还有必要指出我们称之为西方民主制的东西从来没有处于如此功能不良的状态吗？”[14](p.113)〖JP2〗另外，德里达批评福山的立场也是对当今世界政治形势的一种主要误读。正如西姆所说：“福山看到人们对自由民主理想热烈欢迎和接纳，世界潮流对其倍加拥护，而德里达则正相反，他看到的是备受困扰和围攻的意识形态。”[15](p.91)德里达认为经济战争、民族战争、少数民族间的战争、种族主义和排外现象的泛滥、种族冲突、文化和宗教冲突等仍然普遍存在于号称民主的欧洲和今天的世界。德里达觉得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幼稚而虚假的。他指出：“假如有人打着自由民主理念的旗号，宣称这样新的福音：自由民主，作为人类历史理想已经最终实现时，那么，我们必须大声疾呼：在地球和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么多人经受过暴力、不平等、排外、饥荒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压迫的折磨。”[14](p.120)〖JP〗德里达不仅批判了福山历史终结论违反事实的一面，而且对福山论证的逻辑矛盾进行了反驳。他认为福山的观点依靠两种论证——“事实的福音”和“理想的福音”。福山一方面将自由民主制度这种“福音”看作是一种实际存在的事实，另一方面又将它看作是一种纯粹的理想。当“事实的福音”由于自由世界客观存在的悲惨事实而破灭时，福山又转而求助于“理想的福音”。德里达认为，正是依靠这种论证策略，福山就能以自由民主社会的悲惨事实只是经验性的事件为由，认为它们并不能对自由民主制度这一普遍理想形式构成挑战。德里达十分敏锐地发现了福山的这种“伎俩”。他说道：“按照由这种从一个终点到另一个终点的奇妙辩解来组织论据的模式，所有这些灾难（恐怖、压迫、镇压、屠杀、种族灭绝，如此等等），这些‘事件’或者说这些‘事实’都应当属于经验，属于‘本世纪后半叶所发生之事件的经验之流’，它们不过是由‘经验性的证据’所承认的‘经验性的’现象而已。这些经验的事件或事实的累积决不会改变人类中的大部分人走向自由民主制度这一理想的方向”。德里达认为福山的这种论证方式实在可恶，明显是在“施诡计，耍花招”。当福山的自由民主福音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不能自圆其说时，就把这种自由民主福音说成只是一种并非已经实现而只是将要实现的“理想”。但是，面对资本主义自由世界存在的大量弊端和悲惨现实，德里达认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现实层面明显不能成立，只能是一种“乌托邦”理想[14](p.93)。1993年，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强烈反响。1996年，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亨廷顿写出了《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文明冲突论”。他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16](pp.2932)。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是文明的冲突。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使亨廷顿的预言变为现实，但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辩论和争议。显然，亨廷顿和福山对冷战后的世界状况存在根本的分歧，福山认为共产主义等其他意识形态已经失败，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度。而亨廷顿则提出“文明的冲突”将成为冷战后世界政治的新范式。在书中，亨廷顿直接批判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他首先批评了福山的乐观主义，他指出：“在第一章中讨论过的假设，即：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和自由民主制在全世界的普遍胜利。这一论点的谬见是认为只存在唯一的选择。它建立在冷战的视角之上，认为共产主义的唯一替代物是自由民主制，前者的死亡导致了后者的普遍出现。”[16]（p.56）他认为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不意味着世界其他文明会把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当作唯一的选择来接受。接着，亨廷顿列举出了冷战后存在的大量文明冲突。他说：“显然存在着许多形式的独裁主义、民族主义、社团主义和市场共产主义（如在中国），它们在当今世界存活得很好。更重要的是，存在着许多位于世俗意识形态世界之外的宗教选择。在现代世界，宗教是主要的，可能是唯一主要的促动和动员人民的力量。……冷战所造成的人类分裂已经结束，但种族、宗教和文明所造成的人类更根本的分裂依然存在，而且产生着大量新的冲突。”[16](p.56)所以，亨廷顿认为后冷战时代主宰世界的将是“文明冲突”，不同文明之间种族、宗教、民族之间的冲突将占主导地位，特别是西方和非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将不可避免。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对冷战后世界形势的错误判断，不可能变成现实。亨廷顿和福山不仅对冷战后的世界形势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而且他们关于西方文明的普世化也有重大的分歧。福山毫无疑问地主张西方文明价值的普世性，他的历史终结论主张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方式，其他文明不论具有什么文化传统，都将或快或慢地走向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亨廷顿则认为西方文明本身有其独特的特征，这些特征是西方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的，其他文明也都在长期的历史传承中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所以文明之间存在根本的差异，其他文明不可能西方化，西方的文明价值也不可能普世化。〖JP2〗亨廷顿认为，现代化产生的现代文明不等于西方文明，现代化也不等于西方化，其他文明可能会现代化，但不会西方化。他指出：“这是完全虚假的同一。西方文明出现于8世纪和9世纪，其独特的特征在以后的世纪中得到了发展，它直到17和18世纪才开始实现现代化。西方远在现代化之前就是西方，使西方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产生于西方现代化之前。”[16](p.60)亨廷顿把在现代化之前的几百年间西方社会的独特特征，归纳为七个方面：古典遗产，包括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罗马法、拉丁语和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欧洲语言；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法治；社会多元主义；代议制和个人主义[16](pp.6062)。〖JP〗尽管亨廷顿和福山在对冷战后世界形势的判断、西方文明的普世性和现代化理论方面存在重大分歧，但是都带有很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无论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乐观地期望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普世化；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从悲观的角度警惕其他文明的挑战，他们都十分关心和维护西方尤其是美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二)面对中国模式的历史终结论由上可知，在理论上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受到了德里达和亨廷顿左右两翼的激烈批判。而在现实层面上，中国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而形成的中国模式，也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构成了巨大挑战。福山也承认在写《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一书时，没有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前景进行探讨[17]。福山在新作《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最近在中国的演讲中，对中国发展的特殊性和中国模式给予了大量关注。〖JP〗中国模式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构成了现实挑战，因为假若中国模式成功，历史终结论就破产了。就像张过所说：“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能够坚持到现在，主要就是因为他的理论还没有一个可以比照的反对案例，即目前还没有一个按照他理论以外的取得成功发展的国家。但是中国高速发展的现实就是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案例’。在中国不是按照福山的理论而实现自己的‘独特转型’，成功的完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理论和现实的构建，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独特模式，那么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理所当然的宣告破产了。”[18]〖JP2〗福山最近写了《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认为成熟的政治民主制度，包括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三个基本要素[19](p.16)。在此书中，福山试图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看待中国，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是相当独特的，跟西方不一样。福山认为中国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的秦朝就建立起世界第一个现代化国家，比西方早1700多年。中国很早就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实行独立的行政官僚体制，官员从较为公平的考试中按能力进行选拔，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架构，由官僚体系来统治如此辽阔的领土，这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历史成就。〖JP〗福山到底怎么看待中国模式呢？福山认为中国模式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负责任的威权体制。这实际上是继承了中国的历史遗产，政府内部有一个比较高的制度化水平，一个比较有效的官僚体系在对一个庞大的社会进行统治。在这样一个政府体制当中，负责制主要是对上的，而不是对下，与被统治的人民没有直接的关系。〖JP2〗这里福山区分了两种负责制。一种是西方程序上的问责制，也就是对下的负责制，通过民主选举贯彻负责制。在中国，负责制主要是道义上的而不是程序上的，统治者是要靠一个道义性的共识来进行统治。这意味着政府并不是通过选举来获得统治的合法性，而是通过一个道义上的合法性来进行统治。也就是说这些统治者必须要接受有关的儒家教育，赋于自己道义责任以进行统治，这就是中国意义上的负责制，所以叫做道义负责制。福山以东亚国家成功的现代化为例子，认为这些国家之所以成功，实际上是源于中国的儒家体系，这里面就含有道义的负责制[20]。〖JP〗在福山看来，相较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中国模式有一些重要的优势，特别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威权特性使得它拥有决策效率的优势。他以中印为例作比较，中国能建设很好的基础设施（如非常庞大的机场、高铁，还有桥梁和大坝等），这是因为中国政府是中央化的，可以很快实施这样的项目。而在印度基础设施比较落后，这是因为印度有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民主政府，在建设时会碰到很多抗议，包括工会、农民组织的反对，由于政治上的反对力量过于强大，很多建设项目最后只好放弃[20]。我们可以看到，面对理论的批判与现实的挑战，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在不断地修正和改良，相比20年前的乐观表达，福山近来的思想更复杂、更平衡。福山虽然更多地关注中国模式，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历史终结论的核心观点。福山认为中国模式不可持续，它是建立在中国特殊的传统之上，中国模式不可复制，不具有普世性，并没有推翻自己的历史终结论。〖JP2〗福山对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非常怀疑。一方面是关于负责制政府，即中国能否产生正当、负责的政府？他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一直没能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创造了高质量的威权政府，但在历史上一直没能解决“坏皇帝”的问题，领袖表现好的时候国家发展就快，但领袖表现差的时候国家就会出问题[17]。另一个方面是经济因素，福山认为中国以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不能持久，它得益于全球性的经济失衡，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其必须转变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政府如果没有能力建立内需消费为主的经济，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经济增长降低会导致国家的不稳定。〖JP〗福山认为虽然中国模式对自己的历史终结论提出了挑战，但这种模式不可复制。所以，福山仍然坚持历史终结论的核心观点：自由民主是唯一普世的政治制度。在与俞可平等中国学者的对话中，他都表明了自己的这一观点。福山说：“很多人所持的一种观点是，也许中国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即威权政府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但是我本人并不这样认为，因为我认为，对于很多国家来说，中国所代表的发展模式是非常难以复制的。因此，中国发展模式似乎并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遍发展模式。”[21](pp.1415）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过分地依赖黑格尔－科耶夫的唯心史观，认为历史有一个预设的终点，他们都把这一终点定在自由民主社会。在这种解释模式下，历史具有必然性，无论再发生什么也改变不了历史的发展方向。历史本身成了目的，而人只是需要去自觉配合历史目的的工具，这样，人类的实践活动就失去了意义，只是历史自身发展的陪衬，这就贬低了人的作用。但是，历史的发展是不确定的。在历史的许多分叉点上，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新历史有多种可能性，我们不知道未来是更好还是更坏。就人类本身有限的知识和视野而言，不会有人能真正知道历史的目的、方向和未来是什么。历史进步的取得往往是偶然的，完全可能被逆转。决定历史的不是某种预设的绝对理念，而是人类的实践活动。正是历史的不确定性，使人类成为历史的建构者，这样，人类的实践活动才有意义，人类的自由意志才得以彰显。人类对于未来的不确定和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如果在现实中找到了人类历史的终点，无论这个理论本身的逻辑对错，都将窒息人类长远的发展。所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很难变成现实，它不过是自由民主制度的一种希望和理想，甚至乌托邦。历史正在展开，竞争仍在继续，历史不会终结。因为只要人类存在，就会有不同的理想、信念和意识形态，人类也就永远会相互争论按照什么观念去开创历史。〖HS1*2〗〖HT5H〗参考文献：〖HT5”F〗〖HJ*2〗[1]〖ZK（〗刘擎.“历史终结论”面对的中国模式[N].东方早报，20090920.〖ZK）〗[2]〖ZK（〗〖JP2〗赵信.福山“悔改”了吗？[DB/OL]./story/001039508?，20110708/20130412.〖ZK）〗〖JP〗[3]〖ZK（〗Fran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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