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的演变逻辑及中国的策略选择

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虽有所复苏但仍不见明显好转。当前，亚太经济合作正处在十字路口，面临着方向性选择。为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分享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亚洲地区经济发展的红利，美国以TPP为抓手意图打造由其主导的亚太自贸区（FTAAP）。TPP的持续推演遵循着一国国家实力、国家利益以及国家亚太战略的综合考量这一逻辑规律。对于“剑指中国”的TPP，中国该如何做出战略选择，已是摆在我国面前的现实课题。中国应依据TPP的演变逻辑，积极探索应对措施。

一、从P4到P12：TPP的缘起与演变

现在所称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Economic Agreement，简称TPP）最初源于1998由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和智利所共同倡导的“优惠贸易安排”，以加速实现《茂物宣言》所提出的目标，但因当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未能取得任何进展。之后在2002年APEC墨西哥峰会期间，亚洲四小国即新加坡、新西兰、智利和文莱发起关于建立多边关系的贸易自由化谈判，经过3年的努力，最终于2005年在APEC框架内签署了“跨太平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Partnership Economic Agreement，简称P4）。P4虽于2006年5月28日开始实施生效，但因P4成员国经济影响力有限，所以起初并未怎么引起世界其它国家的关注。为迎合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2009年11月宣布加入TPP，并开始主导TPP谈判，并于2011年11月夏威夷APEC峰会上达成TPP基础框架协议。之后，亚太地区的多个国家纷纷宣布加入进来，使P4不断扩大为P8，直至现在的P12。

截止2013年8月，TPP先后经过了19轮谈判，目前成员国已有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等经济大国在内的12个国家，成员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50%以上，GDP总量占全球的近40%，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其影响力已可见一斑。就其内容而言，TPP主要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措施、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20个条款和劳工标准和环境保护两个附件，计划目标于2015年全面实现零关税。

从“TPP纲要文件”来看，TPP在市场准入、覆盖领域、组织性质以及政策考量等方面都与P4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P4旨在创立一个“高质量”的贸易协定，推行无条件的“一篮子协议”，而TPP存在着不少“例外”或“过渡”。如澳大利亚的蔗糖不能享受零关税进入美国市场；在美国拉拢日本加入谈判上存在予以“照顾的领域”，实则为日本国内阻力最大的农产品预留“例外”空间；（2）在TPP中纳入了电子商务、金融服务、投资、电信等P4未覆盖的领域；（3）相比P4，TPP已经超出经济领域，有些条款有很强的涉及一国国家经济政策的政治意涵，如在劳动标准方面要求成员国加强强制性规定；（4）P4是一个开放性的组织，而TPP是封闭式的。从P4到TPP的重大变化反映出美国利用P4“借壳上市”，并对P4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的深层用意在于把美国所希望确立的贸易规则嵌入到TPP中去。

二、TPP演变逻辑分析

笔者以为，从TPP产生、谈判过程以及未来发展结果等演变的每一个环节无不遵循一定的逻辑规律，即一国国家实力、国家利益和战略考量等三个方面的综合因素共同决定了其对TPP战略的态度和选择。

（一）国家实力——TPP演变的物质基础

依据政治学原理，国家实力是主权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它决定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的角色和国家影响力，决定一个国家在世界力量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国家实力是美国推行单极霸权最为核心的根源，而权力导向则是一国实力的外在表现。美国在亚太地区强力推进TPP的原因之一正是基于金融危机后对其自身经济实力下降，中国经济实力提高的忧虑而做出的战略选择，以妄图维护其“江河日下”的单极霸权地位。而且自美国主导谈判以来，TPP机制仍就表现出极强的“权力导向”倾向，更确切地讲是“美国倾向”。比如，美国把充斥着很多强势性规定的知识产权文本、劳动和环境标准等以其强权纳入TPP文本中，引起其他TPP成员的不少非议。与P4时期的“无人问津”相比，TPP现如今越发引起亚太国家的广泛关注，无不是源于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综合实力使然，而一国实力之大小又决定着该国对国际法的影响程度。日前，俄罗斯、韩国和中国都在考虑是否加入TPP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问题，从一个侧面也佐证了这一论点。

就中国而言，中国要真正扭转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边缘化地位，也只有靠不断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靠实力去改变规则。事实证明的确如此，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综合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国际现有经济秩序的平衡被打破，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正处于深刻转型之中。美国“单极独霸”的妄想因其实力“不济”注定会失败，企图通过设定“高标准”的贸易规则来遏制中国的“阴谋”也不可能得逞。举例来说，有人曾担心，中国如不尽早加入TPP，可能会有被国际贸易边缘化的风险。但实际上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在亚洲乃至国际上呈现出巨大的影响力，因此有理由认为，没有中国参与的TPP根本代表不了亚太，美国也很难从TPP中得到实惠。所以我们可以大胆推断，美国至今没有邀请中国加入TPP的真正图谋更可能是先开展“一场没有中国的关于中国的谈判”，然后像中国加入WTO一样待制定好“游戏规则”后再迫使中国就范。或许正因此，有专家认为没有中国参与的TPP不仅不会导致中国被边缘化，反倒是TPP自身有可能被边缘化。

（二）国家利益——TPP演变的核心出发点和归宿点

现代国际社会是主权国家平等基础上的平权型社会，从性质上讲，国家与国家之间是通过公共契约（条约或公约）来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这正是主权国家开展对话的基础。TPP正是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通过对话谈判而建立起来的自由贸易协定。而按国际关系理论，国家利益必须是民族国家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也就是说，无论是决策者还是理论研究者需要始终坚持把国家利益作为思考问题、做出决策和从事国际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所以，TPP谈判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激烈对决”抑或“相互妥协”实则处处充满着一国国家利益的考量。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教授认为，TPP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本已比较成功的亚洲区域经济体系，因为TPP实则是政治驱动而非经济，只不过是为美国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的贸易协定。此外，任何区域经济合作模式都涉及规则制定，因而TPP的谈判过程也就是规则确立的过程，而规则意味着潜在的利益。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TPP在本质上正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围绕其国家利益所设计的应用于亚太地区的新的区域贸易游戏规则，而这些规则形成的背后正是一国国家利益的考量。

（三）国家战略——TPP演变的关键决定因素

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美国参加和主导TPP谈判的政治意涵要大于实际经济意义。申言之，美国通过推进TPP可以起到“双重效果”：一是避免美国被排除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之外；二是可以建立和加强与许多东亚国家的经济联系，平衡中国在东亚地区持续扩大的影响力。由此可见，TPP背后体现了美国深刻的战略考量，这也是美国决心推进TPP谈判的内在动因。

此外，日本、印度、东盟一些亚洲国家也是基于一定的国家战略考量纷纷加入到TPP中来。其中，日本不甘心综合经济实力被中国超越，试图通过加入TPP追随美国共同遏制中国的迅速崛起。印度则跟进美国，试图借此机会来扩大自身在亚洲的战略影响力，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东盟一些国家加入TPP的战略意图相对比较简单，东盟国家主要是担心被TPP边缘化，但又不想失去其原有东亚区域经合作模式的领导地位，不过由于其经济实力有限，最终只能在中美大国间寻求一定的平衡关系，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三、中国的应对策略

按照TPP演变的逻辑规律，美国推进的TPP正是基于其国家实力、国家利益和亚太战略的综合考量。而且，TPP针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TPP主要是中美之间的战略较量。但由于中美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经济联系，两者走向完全对抗的可能性比较小，中美之间还存在着广阔的合作空间。鉴于TPP加入门槛过高，中国现在加入TPP的时机尚不成熟，所以，短期内中美之间将会形成以区域贸易联盟的形式开展的一场优惠贸易协定（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统称PTA）对攻态势。笔者认为，在未决定加入TPP之前，中国应未雨绸缪积极主动探索应对战略措施，以打赢这场“PTA对攻战”。现在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关系决定两国未来发展的轨迹会是“自我塑造”—“相互塑造”— “共同塑造”的路径，即中美两国努力加强“自我塑造”以提升本国战略优势，加强“相互塑造”以影响对方战略选择，加强“共同塑造”以拓展双方战略合作，形成对冲性而非对抗性的战略博弈态势。

（一）对TPP保持理性认识与适时应变

客观地讲，在国际法律过程中，面对西方国家，当下中国经常不是处于主动作为，而是处于被动应对的状态。这与中国不断上升的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已不太相符，所以，中国需要做出更为主动的策略选择。对待TPP，要由一开始的“回避”转变为积极和理性应对。正如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所说，中国将在认真研究TPP的基础上，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分析加入TPP的利弊和可能性。这表明我国开始重视TPP，并对加入TPP持开放态度。笔者认为，我国当下的策略是结合TPP演变的逻辑规律，由外交部、商务部等实务部门牵头学界和产业界紧密跟进TPP的谈判议题和进程，从理论上提升对TPP的研究水平，积极了解和把握TPP的基本规则，分析TPP对我国的潜在影响等，并结合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自身利益的综合考量，适时做出策略选择。

（二）大力发展中国的PTA网络，形成有利于中国的区域贸易规则

其一，深化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深度发挥“10+X”合作效力

20世纪90年代后期，先后建立了以东盟为核心，区域内中国、日本、韩国等参与的“10+1” 和“10+3”机制，构成了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框架。2005年12月14日东亚峰会上，参加国吸收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参加进来又发展为“10+6”。2011年11月第六届东亚峰会上，美国和俄罗斯成为东亚峰会成员国，东亚峰会机制也由此扩大到“10+8”。实践证明，上述“10+X”合作机制在推动东亚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10+3”和“10+1”已发展成为东亚合作的主要渠道。但不足的是这些机制尚并不能成为亚洲统一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平台。笔者认为，在RCEP新区域经济合作协定有可能作为替代方案实施之前，我国仍需推动对“10+X”的深度整合。通过对东盟5个PTAs的贸易自由化程度、投资协议协调难度以及服务贸易领域谈判进度等方面的比较分析来看，“10+3”机制最易于整合，因此应成为中国下一步推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努力方向。

其二，积极推进由中国参与制定规则的RCEP谈判，深化东亚地区全面经济合作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he Asian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 RCEP）由东盟十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6国参加，最初在2011年印度尼西亚作为东盟轮回国主席时由其提出。经过2013年5月和9月的两轮谈判，RCEP谈判已取得一定的成果。据2013年7月1日雅加达邮报（the Jakarta Post）报道分析，RCEP将为成员国带来巨大经济收益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创设区域贸易规则与标准的地缘政治角逐中，中国将战胜美国取得优胜地位。可见，RCEP谈判对我国具有深远的政治和经济意义，我国应有所作为。具体而言，一方面，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制定RCEP规则和进程，可极大地扩大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大国影响力，深度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中国与其它国家的合作共赢；另一方面，RCEP的建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解TPP发展给中国带来的潜在压力。从深层意义上讲，中国通过RCEP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中确立由中国参与制定的“游戏规则”，未来在和TPP有可能出现的“正面交锋”中不至于陷入被动，为中国PTA战略赢得弹性空间。

其三，加速推进中韩或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中日韩三国同为东亚重要经济体，随着贸易合作规模的逐渐增大，三国相互间结构性互补日益增强和贸易依存度不断加深，三国经贸合作的现实需求决定了建立中日韩PTA的重要意义。虽然中日韩均有建成三方PTA的愿望，但近年来，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持续升温以及韩日围绕独岛（日本称“竹岛”）主权问题的紧张关系都预示着中日韩PTA短期内不可能取得成功。目前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还只停留在相互间“摸底”和“试探”的过程，尚难涉及实质性议题，就是明证。所以，一个较为可行的路径是，中韩两国因没有政治阻碍可先进行自贸区谈判，优先建立中韩PTA，之后在时机成熟时再考虑中日韩PTA建立的可行性，同时中韩PTA的成功也可为中日韩PTA谈判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三）积极推动WTO多哈谈判，坚守和完善WTO多边机制

虽然WTO对于区域贸易安排的相关法律规制仍存在实效性不强的缺陷，但并不代表我们就此否定WTO在发挥整体贸易协调和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有研究表明，多边贸易自由化能够提升所有参与国家的整体研发水平和生产效率，而区域贸易自由化只能提升核心国家的生产效率，对于遭遇激烈竞争的边缘化国家的生产水平提升并不大。可见，多边贸易机制仍然是值得令人信赖的维护世界贸易秩序的主渠道。事实上，WTO成员国完全有能力继续借助和不断完善WTO平台，通过建立透明度等机制，进一步强化不同PTAs之间以及PTAs与WTO之间的协调关系来解决它们所面临的难题。正如WTO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 （Pascal Lamy）所言，为了国际社会的福祉，各国决策者应当继续在多边体制层面寻求合作的途径，依赖政治手段推动WTO谈判以降低贸易壁垒，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

（四）以TPP“倒逼”国内改革，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由于TPP门槛过高，我国目前还不能承受TPP高标准之重。但客观讲，TPP的很多贸易规则反映了新区域贸易协定发展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未来贸易的发展方向。况且，TPP一旦能成功实施，届时中国就不得不具体面对TPP规则所带来的的现实影响。所以，无论是出于我国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现实需要，还是基于未来TPP实施可能给我国带来的潜在压力来看，我国应该积极了解TPP的基本规则和制定的过程，以和TPP接轨的规则标准“倒逼”国内渐进改革，真正使我国市场经济体系融入到国际社会市场竞争当中去，切实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水平。值得关注的是，自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自贸区方案无疑表明我国开始了这方面的有益探索，虽发展前景尚不明朗但勇于尝试的战略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1][8]李向阳.2013年亚太蓝皮书[C].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吴正龙.TPP究竟是什么[J].解放日报，2013-4-1（3）.

[3]陈华.论邓小平的国家实力观[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6（1）.

[4]G. John Ikenberry. American Power and the Empire of Capitalist Democracy[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1，27（1）.

[5]肖冰，陈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挑战WTO现象透视[J].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5）.

[6]田海.TPP背景下中国的选择策略思考[J].亚太经济，2012（4）.

[7]张东亚.斯蒂格利茨：TPP在破坏亚洲经济体系[J].中国企业家，2013（9）.

[9]王鸿刚.“大变局”下中美关系与中美战略博弈[J].现代国际关系，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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