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海上霸权转移的历史考察

【摘要】英美海上霸权的转移，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英美海权之争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在美国海洋资源的支持下赢得了战争，而美国也在二战中崛起为世界最大的海权强国。战后英国顺应历史潮流，主动将海洋霸主地位让渡给美国，并通过借助美国力量成功地维护了英国海洋大国地位，由此也进一步深化了英美特殊关系。

【关键词】海上霸权转移，英美海洋联盟，借力美国，英美特殊关系

【中图分类号】K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4—0053—06

一、英美海权之争的和平解决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马汉海权论的影响下，世界范围内的海权竞争空前激烈。这一时期，美国大力发展海军，拓展海外殖民地，表现出强劲的海上崛起势头。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英国的海权优势面临德国等后起海上强国的严峻挑战。

同英德围绕海权问题矛盾日益激化相比，这一时期，在布尔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英美亲密关系却不断得到加强。英美通过协商解决了委内瑞拉危机，英国从美洲的撤退换来了美国的战略支持，美国的友谊对于这一时期陷入空前孤立局面的英国而言弥足珍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海上崛起势头，英美友谊进一步升温，这种升温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英国对美国海上价值的认识。英国海军大臣索尔兹伯里将美国形容为“大海那边的亲人”，并将英美两国看做“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和文明的共同继承人”。索尔兹伯里认为，对于大英帝国而言，同美国发生冲突是莫大的罪恶。有学者认为，英美特殊关系实际上发端于此，它从一开始就表现为英国臣服于美国的海洋优势之下，遵从美国崛起的历史趋势，并期望通过与美国的合作从中获益。

而另一方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海权竞争空前激烈的时代，作为国际政治舞台的后起之秀，相对欧洲列强仍然弱小的美国也期望借助英国的海洋优势实现其大国抱负。19世纪末的美国学者指出，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缺少殖民地以及可以同欧洲列强相抗衡的海军舰队的国家而言，只有加入由英语国家组成的“不列颠联邦”(TheBritannic Confederation)，才能避免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沦为“后排国家”(back-seat)。换言之，在列强瓜分世界的“丛林时代”，美国要积极构建英美联盟，而这种联盟最直接的价值就体现在海洋方面。不过，美国在未来的英美联盟中的义务是有限的，它必须确保自己不因为英国而被卷入欧洲大战中，但可以在战争中对英国保持“友善的中立”(friend-ly neutrality)，并能通过保证美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对英国友好的中立基地安全的方式，为英美联盟作出贡献，即协助英国确保其在战争中海上交通线的安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为争夺战后世界海上霸权而一度剑拔弩张，对于英美之间爆发海上战争的各种猜测一直不绝于耳。实际上，英美两国在巴黎和会上已经就海军问题进行了一场“巴黎海战”。不过，尽管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态度强硬，甚至扬言不惜为扩建皇家海军舰队花掉最后一个金币，但这显然只是一种色厉内荏的政治恫吓，英国人实际上并不具备同美国进行海军竞赛的财力。1919年6月，英国海军部计划建造21艘主力舰以彻底压倒美国海军的1916年计划，但财政部却告知海军部最多只能建造15艘主力舰，而且在1920---1921财年中安排的造舰数量还将进一步削减。此外，英国人在感情上也不相信会同美国开战，特别是在刚刚经历一场史无前例对战争浩劫之后，虚弱的英国更渴望得到美国的友谊和支持。英国第一海务大臣贝蒂的观点代表了英国政界的主流看法，即认为美国是一个同英国在血缘、语言和文化上一脉相承的国家，英美对于维护世界和平抱有共同的理想。在贝蒂看来，面对美国强劲的海上崛起势头，英国最明智的作法是推动英美间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而不是与美国进行代价高昂的海军竞赛。他强调：“不仅仅就经济动因而言，也从全世界英语国家结成强大的统一体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整个海军政策都不可避免地要向同美国缔结同盟或协约的方向发展，大英帝国应该与美利坚合众国携手推动和平事业，增进友谊，互惠互利，共享繁荣。”作为参加华盛顿会议的英国代表，贝蒂的这番表态说明了英国参加华盛顿会议的基本立场，即争取同美国就限制海军军备问题达成谅解，以务实的态度推进英美海军合作。

1922年2月6日，英、美、日、法、意五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即《五国条约》。这一条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英国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全球海上霸权走向终结。保罗·肯尼迪就指出，这一条约意味着“几个世纪以来皇家海军第一次公开宣称它仅仅满足于海上平等地位，而不是海军霸权”。英国政府也因为签订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而饱受批评，包括前第一海务大臣威姆斯在内的一批英国海军高级军官都相信，即便陷入同美国进行的海军竞赛的漩涡之中，英国仍然必须捍卫自己的海上优势。实际上，华盛顿会议和《五国海军条约》对英国而言并不是一场刻骨铭心的失败，相反它却是在现实情况下英国所能取得的最好结果。英国已经认识到，美国的工业潜力和经济实力决定了它在海军力量方面超越英国只是时间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实也证明美国有能力建立强大的海军舰队控制大西洋。英美海军合作实际上是19世纪以来的英美合作的又一反映，它体现了英国一贯的务实外交风格。英国利用它娴熟的外交技巧，在经济实力和海军实力都日益衰落的情况下，为本国在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安排中争取到最大的利益。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最大的敌人是德国，英美接近是为了共同对付德国的话，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英国海权构成最大威胁的则是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日本海军，因此英国选择在主力舰比例上向美国让步，既是对美国实力的认可，又是希望借助美国遏制日本在太平洋扩张势头的战略构想的体现。正如著名学者爱德华·卡尔所言，华盛顿会议和《五国海军条约》“或多或少地是英国有意识的要求，希望在管理世界事务中与美国享有同等的伙伴地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英国政治家一再重提这个要求”。

到20世纪20年代，英美两国虽然因为国际联盟、战争债务、海军竞赛等问题而一度龃龉不断，但这种分歧只是暂时的。尽管这一时期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者一度将英国视为背信弃义的凶徒，但国际主义者仍然将英国看做捍卫西方文明的正义堡垒。并且，无论是孤立主义者还是国际主义者，他们都为美国人的盎格鲁一撒克逊血统感到自豪。20世纪30年代至大战爆发，在德国这个共同的敌人威胁下，英美海军竞赛趋于终结，两国开始就建立海军合作关系进行接触。实际上，构筑英美海洋联盟的呼声在美国一直大有市场。早在19世纪末，马汉就积极主张英美海军合作，共同主宰海洋。他强调，“英美两国间基于共同血缘的亲近感可能在控制海洋方面建立合作，确立同一种族对海洋的支配”，“我乐意相信近些年英国与美国间的友善之情正缓慢却实实在在地上升……确实证明了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传统正使两国相互感知，并且正摧毁着那将具有共同血缘的两国人民分离开来的隔阂之篱”。

二、战时英美海洋联盟的建立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沿袭了自拿破仑战争以来的传统，即借助海外资源与敌人周旋，主要在边缘地带对敌人进行打击，而避免同拥有明显陆上优势的德国正面交战。在赢得“不列颠之战”的胜利后，英伦三岛遭到入侵的危险大大降低，但德国对英国的封锁却不断加强。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一方面动员整个大英帝国的资源以确保本土的供应，另一方面则寻求美国的支持以应对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确保英国的海上生命线不被切断。二战初期，英国驻美大使洛西恩勋爵在促进建立英美战时同盟这一重大议题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一个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Atlanti-eist)，洛西恩强调英美在远离欧洲的战乱纷争、保持孤立这一战略选择和价值观上具有共同点，为了促进世界和平，英国必须加强与其殖民帝国和美国的合作。洛西恩认为，英国皇家海军不仅是保卫英国本土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捍卫整个英帝国和美洲，确保门罗主义不因来自欧洲的恶势力入侵而遭到破坏的支柱。而在当前，英国显然无力单独对抗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联盟，因此美国必须及时伸出援手。在他的构想中，英美联盟的重点无疑是海洋，两国应该分工合作掌控全球海洋，具体为英国控制大西洋，美国控制太平洋。洛西恩认为，只有英美合作使用威慑或战争的手段，才能迫使独裁者驯服。换言之，在洛西恩看来，英国的海上帝国不仅仅是关系到自身的生死存亡，也同美国的独立、安全与繁荣息息相关。而为了挽救危如累卵的英伦三岛，美国必须伸出援手，特别是在提供战争资源以及在海上进行战略配合方面，支持英国将战争进行下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从支持英国应对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开始，美国对英国的援助也是从海上切入的。1941--1942年的英美联盟的实质就是一个海洋联盟(maritime alliance)。因为在北非登陆之前，美国地面部队尚处于动员之中，它主要是使用海上力量支持英国对抗轴心国，包括派遣美国海军进行大西洋巡航、向英方转交老式驱逐舰及提供商船等。而英国对这个海洋联盟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遍布英帝国的海军基地、交通网、各种资源、因军事装备和兵力短缺而形成的注重外围作战的战略传统，以及众所周知的丘吉尔对地中海战略的偏好等。二战后期，英国皇家海军还积极向美国学习以航母为核心的特混舰队战术，并同美国海军一道参加了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对日反攻作战。为此，英国在短短数月时间内成功地组织起一支颇具规模的海上补给船队。这支船队在战后发展成为独立的海上辅助舰队，成为英国皇家海军在二战后期学习吸收美国远洋补给思想的一大范例。时至今日，英国皇家海军在联合作战、反潜等方面仍然深受美国海军的影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球海上霸权逐步完成了从英国向美国转移的过程。1944年10月27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取得举世瞩目的莱特湾海战胜利后致信罗斯福总统表示祝贺，他在信中写道：“为了美国海空力量最近在对日本的重大战役中所赢得的辉煌的巨大胜利，请接受我代表英王陛下政府致以最诚挚的祝贺。”这番表态绝不只是英美盟友间礼节性的问候或外交辞令般的恭维，它说明英国已完全承认美国的海上优势，同时也标志着世界海上霸主地位正在由英国转向美国。“英国承认皇家海军已经失去了以往的首要地位，全球海上优势的衣钵正在转到美国海军手中”。如果说这段表述还可以说是仅就一场战役所发出的感慨的话，那么1945年末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收到的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信，则明确无误地表达了英国对美国海上霸主地位的承认。这封信写道：“在刚刚结束的这场伟大斗争中，作为你的朋友和同事。我们，英国的参谋长们，在你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职位上退休的时刻，向你致以真诚的良好祝愿。美国海军在你作为总司令的领导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海上力量。”这封信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美国海军已经崛起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海上力量，而且这种崛起是在英国仍然称霸海洋的时代发生的。这种崛起以二战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海上胜利为标志，表现出惊人的速度和蓬勃的创新能力。美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还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航空兵，它是一支真正的海空一体的全球性舰队。第二，英国愿意继续作为美国的“朋友”和“同事”，在战后开拓海洋事业的新征程中继续与美国合作。这毫无疑问传达出一种保持英美海上特殊关系，构建英美海洋联盟的强烈愿望。

1946年4月5日，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访问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以对苏联控制土耳其海峡的意图进行战略威慑。此访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新的海上霸主的标志性事件，英国各界对此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欢迎。伦敦的《星期日观察家》报就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访问地中海一事写道：“250年以来，地中海第一次出现不是由英国人进行的，针对某个国家宣扬海权的行动……美国承担起历史上英国外交曾经肩负的重任，它领导(西方国家)反对俄国人控制海峡的种种企图。”英国海军军官们也告诉他们的美国同行，保卫地中海是保卫大英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英国人而言，将不列颠的海上生命线交给美国人保护，与其说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苦涩，更不如说是一种认清英国海权彻底衰落的现实考虑，也是一种借助美国力量使英国海洋帝国获得新生的憧憬和期盼。

当然，英国在向美国移交海上霸主地位的过程中并不总是心甘情愿的，但战后严酷的现实一再提醒英国人，他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到纳尔逊的时代，无法再像以前那样期待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后收获最大的利益和荣誉。作为一个元气大伤的老牌帝国，战后英国首先是在援助希腊问题上难以为继，接着在中东遭受羞辱，它在全球范围内再也无法承担与其国力不相称的义务，一百多年前由凌驾于列强之上的海军力量建立起来的殖民帝国逐渐崩塌。这种崩塌显然造成了一种让英国人感到恐惧的权力真空，以这个海洋民族务实的性格，他们虽然无力维持此前由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但也不会将其拱手让给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迥异的苏联人，而在情感、血脉和文化上同宗同源，在战略利益上基本一致的美国人则显然成为英国让渡海上霸权的最佳选择。自世界历史上的“大航海时代”开启以来，正是由于占据绝对优势的海洋强国的存在，国际秩序才不至于失衡，在此基础上全球贸易体系逐渐建立，世界经济走向繁荣。人类历史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先后承担起利用海军优势维护全球体系的重任，现在这个“接力棒”交到了美国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无力保持它众多的海外领地和海军基地，它主动邀请美国介入，希望借助美国海军的影响力遏制苏联的扩张势头。“大英帝国在战争中发现自己日益依赖于美国的情况可以适用于战争之后的整个西欧地区，因为政治的约束因素与经济的需求使这一点更加明显。”

重新洗牌的世界格局需要新的领导者，而英国的积极呼应也使早就跃跃欲试充当世界海上霸主的美国，很快就完成了由海权的觊觎者成为新的世界海权领导者的心理转变。“美国海军希望吞并太平洋上有战略意义的岛屿……海军还决定派一支舰队到地中海去，同时保持大战期间在大西洋岛屿上设立的大部分基地”，美国海军“完全是在模仿拿破仑战争以后英国皇家海军所推行的政策，而且也出于类似的动机”。不仅在海军力量方面，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也成为新的“世界岛屿”，它占据了主宰全球局势的最佳位置，几乎可以看做是数百年来英国海岛国家地位扩大化的产物。

三、战后英国“借力美国”的海洋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积极推动英美海上霸权的转移，构建以英美特殊关系为政治基础的英美海洋联盟，期望借助美国的力量延缓自己衰落的势头，以保持英国作为全球性海洋大国的影响力。

战后，北约成为英美海洋联盟最好的载体和表现形式，它的本质是一个以跨大西洋关系为纽带的海洋联盟(maritime alliance)。这个海洋联盟的核心无疑是美国，而英国则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北约就是一个扩大了的英美海洋联盟。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加剧，英国皇家海军开始在北约框架内积极追随美国海军。在北约海军中，英国皇家海军主要负责在东大西洋海域的巡逻任务，以确保战时美国援军能够安全抵达欧洲。在英国看来，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增援部队对于欧洲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北约部队不可能在陆上抵挡住苏联的进攻，而战时英国皇家海军也将积极为增援的美国主力舰队进行反潜护航。而所谓的北约框架，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以英美特殊关系为核心的，英国必须追随美国才能保持其海上影响力。因此，战后英国皇家海军的发展思路就是以英美海军合作为核心，在北约框架内承担主要义务。在常规力量方面，战后英国建立起一支以轻型航母为核心的特混舰队，它的首要任务就是协助美国海军的大型航母编队应对苏联潜艇的威胁。在核力量方面，英国先后装备了美国“北极星”和“三叉戟”潜射弹道导弹，并在使用核武器方面赋予美国一定的指挥权，英美核合作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随着英国陆续裁撤陆基导弹发射井和战略空军，核潜艇成为英国唯一的核武器发射平台。由于英国在核技术方面依赖美国，因此作为英国核威慑力量支柱的皇家海军成为英美核合作最重要的载体。

纵观历史，整个20世纪，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海洋战略都是其推行的均势大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以海洋战略为主导，综合运用军事、经济和外交手段维持欧洲均势更是英国大战略传统的精髓。英国的这种海洋战略主导的均势传统包括四个层面：首先，海洋战略与英国的国家大战略息息相关，也同维护国际和平的力量密切相连，它直接影响了英国的决策机制；其次，随着时代的发展，英国在阐述利用海洋方面的各种理论和思想层出不穷，它们丰富了英国海洋战略，为决策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第三，以维护欧洲均势为目标的英国海洋战略必须同时考虑战争与和平时期的战略，战时主要是确立海洋战略的具体实施办法，和平时期则主要研究战争爆发时如何进行海上战争；第四，从1945年至今，英国海洋战略的决策者主要考虑如何使用海军力量维持均势，包括思考使用威慑手段阻止战争以及参战后英国将扮演怎样的角色等。美国主导的北约体系也是一个建立在海权基础上的集体安全制度，它在对抗苏联这个欧洲最大的大陆霸权时往往借鉴了英国通过海军力量主导欧洲均势的历史经验。因此，维持均势是英美海洋战略的重要表现，也是英美海洋价值观的延伸。作为两个最大的海洋国家，英美不能接受由大陆强国统治欧洲，进而威胁海洋安全和自由贸易。英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合作挫败德国统治欧洲的企图，在1945年后通过建立特殊关系来共同应对苏联的威胁，都是基于对保持欧洲乃至世界均势重要性的共识，这也成为英美特殊关系的政治基础。

从海军的角度而言，二战后英国海洋战略文化的影响是通过美国这样一个新崛起的海洋霸主得以体现的，在战后美国使用海军力量的具体行动中都依稀可见英国海洋战略理论、实践经验和海洋文化的影子。换言之，英国不仅借助美国力量继续保持海洋大国地位，也要通过美国海军传播英国的海洋战略文化。

在政治上，目前由美国主导的北约属于大西洋联盟模式(Atlantic alliance paradigm)，是历史上英国构建的国际机制的延伸和发展。所谓的大西洋联盟模式，主要以国际自由主义(IntemafionMHberalism)和扩展威慑(Extended Deterrence)为代表，欧洲、美国乃至整个大西洋世界都因为这些共同的政治模式特点而保持着了密切的联系，它们都被包括在由美国主导的大西洋联盟中。不过，国际自由主义和扩展威慑的概念最早发轫于大英帝国的经济和安全运作机制，特别是在拿破仑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前者主要表现出国际自由主义的优势，后者则反映了扩展威慑的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新的世界秩序的领导者，并且在包括拓展大西洋联盟等诸多方面继承了它的遗产，其中市场经济、自由主义政治以及海洋国家等概念在大西洋世界得到广泛认同。由此可见，从政治延续性的角度来看，美国都继承并发展了英国的海洋政治理念。

2010年10月19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公布了2010年《战略防务与安全评估报告》(The StrateoeDefence and Securi~Review)。报告明确指出，盟友和伙伴是未来英国防务与安全的基础。英国未来的国家安全有五大优先目标，依次是：同美国的防务与安全特殊关系、在防务与安全方面同盟友和伙伴构建新的双边合作关系、高效和推进改革的联合国、作为英国防务基石的北约，以及促进安全合作与共享繁荣的欧盟。这一先后次序表明，英国未来要将加强英美特殊关系，并将其与同北约和欧盟伙伴的合作关系作为国防战略的首要目标。具体到海军方面，报告明确指出，未来英国皇家海军将寻求同美国和法国航母战斗群进一步深化合作。2011年8月颁布的英国海上力量发展规划文件《英国海洋学说》(British MaritimeDoctrine)也强调，随着印度、中国和巴西的崛起，世界力量均势向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为了应对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冲突，英国必须继续保持同美国的亲密关系，依托北约加强自身防务，并在欧洲积极扮演主导角色。而要在欧洲扮演主导角色，特别是在欧盟防务建设中唱主角，英国仍然离不开美国的支持。确保由英美控制海上通道，特别是防止强权国家再次染指西欧，对于英美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战略利益。为此，有学者指出，在冷战结束后的“后北约时代”(post-NATO)，英美之间应加强海军合作，甚至可以建立类似二战时期的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的防务合作机制。因此，可以预见，未来英国将进一步加强英美海军合作，努力捍卫英国的海洋大国地位。

四、总论

总体而言，作为英美霸权转移的核心内容之一，英美海上霸权的转移是比较顺利的，尽管英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度因为海权之争而关系紧张，但两国并未像历史上的霸权国与挑战者那样兵戎相见。在血缘关系、共同价值观和战略利益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英美不仅实现了和解，最终还结成了紧密的“盎格鲁一撒克逊轴心”，并使两国关系逐步迈入了建立英美海洋联盟、构筑英美特殊关系的新时代。归根结底，这种“双赢”格局是英美两国共同努力的结果。作为一个务实的海洋民族，英国人审时度势，在思想上完成了从独霸海洋到英美合作主导海洋秩序，再到追随美国控制全球海洋的转变。而美国则从排斥、厌恶英国的海上霸权，到积极谋求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海洋的统治者，再到利用英国的海洋经验和影响力巩固战后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完成了对英美海洋联盟的价值认识转变的全过程。

【责任编辑：王雅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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