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乡土中国”为方法:对当前乡土文学研究的思考

“哪里有空间，哪里就有存在。”这是迈克·迪尔在《后现代血统：从列斐伏尔到詹姆逊》一文中所引用的列斐伏尔的话。在迈克·迪尔看来，后现代空间理论的开创者列斐伏尔的最大贡献就是建立了一种新的空间本体论：“这种本体论把空间看作是精神性的东西”（迈克·迪尔：《后现代血统：从列斐弗尔到詹姆逊》，《现代性与空间生产》，包亚明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即“社会空间被列为生产力与生产资料、列为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特别是其再生产的一部分。”（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包亚明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空间不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物理意义上的几何概念。随着农业文明的衰落和工业文明的兴起，乡土与都市、东方与西方不仅仅是一种空间意义的差异性存在，而且在知识概念的背后隐喻着更深层的精神、文化、文明的差异，隐含着秩序、权力与话语的等级区隔。“这种广义的生产的空间，意味着并且本身包含着新资本主义社会中区全部活动的普遍目的、共同方向。……这个空间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即使均质性的又是断离的。它存在于新兴的都市中，存在于绘画、雕塑和建筑中，也存在于知识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空间便成了这种再生产的场所，包括都是的空间、娱乐的空间、所谓的教育的空间、日常生活的空间等等。”（[法]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

因此，20世纪以来，特别是随着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胜利，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建立，带来世界政治空间格局的剧变。毫无疑问，新中国的成立和六十年来的岿然不动、和平崛起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格局。然而，在文化话语权和知识结构体系的生产方面，中国等东方民族和第三世界国家还远远没有摆脱西方文化话语和知识体系的束缚，没有形成独立的、有影响的文化话语、知识体系，依然在旧的、西方的文化话语和知识谱系之下言说第三世界的生活。而在后现代、全球化文化语境中，西方文化、知识话语的殖民化更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显现为一种普遍的、深远的、整体性精神、文化、知识的危机。

与此形成对抗的是，一种以中国、亚洲，乃至是第三世界为方法、目的和归宿的研究思维正在不断形成、构建之中。从1960年代的日本竹内好提出的“作为方法的亚洲”到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印度查吉特的“国族主义思想”，从1930年代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到1990年代贺雪峰的《新乡土中国》、新世纪中国台湾的陈光兴的《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这些研究都呈现了一种极为可贵的地域空间文化意识和浓烈的建立中国话语、亚洲话语的本土性文化运动意味。正是从这种文化架构和话语生产思想出发，本文拟提出“作为方法的乡土中国”，以此作为文学、文化的学术研究思维方式，建构一种基于“乡土中国”的几千年文明历史和庞大的地域空间为载体和基点的人文研究方法。这里仅从文学角度进行分析，以抛砖引玉，共同促进一种新的、整体性、本土空间的文化思想和知识话语之生产。

一、近代以来对农民主体地位的思想认知与审美想象

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农业一直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民是社会上数量最为庞大的群体。《汉书·昭帝记》说：“元本元年春二月，诏曰：‘天下以农桑为本。’”传统农业文明积淀所形成的系统性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民俗文化、典章文献，构成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认知农民的文化精神底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农民形象进行想象与建构的思想起点。古代《诗经》对传统农业有非常精彩的叙述与描写，其中的一些篇章如《诗经·国风》中的《伐檀》、《硕鼠》等深刻地展现了农民的现实处境与精神状态。《诗经》所开创的表现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文学成为此后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精神资源、文化传统和叙事主题。

1840年是传统中国历史与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分界点。1840年后的中国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之中。1895年，严复从中国封建社会秦朝对农民的愚民政策、奴役统治谈起，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所遭受的长达千年之久的奴役统治和内化了的奴隶意识。对此，严复提出了著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学说。“三民说”是晚清时期第一次以一种现代性意识对中国农民的思想认知与精神审视，是梁启超、陈独秀、周作人、鲁迅等人想象中国农民的思想原点。

梁启超继承了严复的思想，在林纾、康有为等人倡导“说部”主张的启发下，借鉴欧洲、日本政治小说变革社会、唤醒国民的启蒙作用，发表了《新民议》、《新民说》等论文，提出了以小说“新民”的现代性思想启蒙路线。以梁启超为标志的“新民说” 代表中国知识分子对乡土中国的国情、对乡土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考，开启了一个以中国“国民”为建构现代中国主体、以政治小说来改造中国“国民”的落后封建思想为先进民主自由思想的现代化道路新指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提倡“文学革命”，提出“国民文学”、“平民文学”等文学概念，发展形成“人的文学”理念，从而确立了了现代文学想象中国农民的现代性精神起点。在文学创作中，直接影响了鲁迅的“国民性改造”的思想启蒙文学和沈从文的文化人类学意蕴的、“文化重建”的“乡土抒情诗”。

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重视农民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把开展农民革命斗争作为发动群众的重要工作。1926年，在对农民运动进行侮蔑和中伤的浓厚氛围中，毛泽东以自己的实践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表达了对农民运动的真知灼见和对农民地位、作用的深刻理解。同年，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开宗明义地阐明：“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毛泽东在文中对乡土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分析突出显示了中国农民对中国革命所具有的全局性、根本性的作用。如果说五四运动中的周作人发现了“人”，那么大革命运动中的毛泽东则发现了“中国农民”。

对中国农民的发现，意义是极为深远的。这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认识，是对乡土中国现代化所独具的社会特性的深刻把握，标志着中国现代化政治视野对农民的真正发现。一条具有乡土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勾勒出了朦胧的现代轨迹。

1927年9月郁达夫在《农民文艺的提倡》一文中指出了要提倡不同于从前的只以赞颂田园风景和称许农民生活的高尚为能事的一种新型农民文艺，为左翼作家对中国农民文艺的关注、重视提供了一种极为重要的精神维度和思想资源。郁达夫对农民文艺的提倡是建立在把农民视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的认知前提的。郁达夫的这种阶级想象是以农民为中国现代化根基和主体的阶级想象，是以“农民阶级，要占最大多数，最大优势”为表现主体的农民本位的文学想象。但是遗憾的是，郁达夫虽然提出了这种农民本位的农民文艺主张，但是却没有在文学创作中实践这一的农民本位的理论主张。真正具体到文学内部对乡土中国社会、中国农民及文学中的中国农民形象进行理论思考和审美观照的是1928年后革命文学高潮的时期。

1928年蒋光慈已经清晰地阐述了左翼文学对中国农民为主体的民众形象的审美想象与建构方式，即由过去的“暴露”、“攻击”、“批判”转向为对“新的，能够创造光明的力量”、“新生活的元素”的寻找、发现、促进，由对愚昧、落后的被压迫者形象转向为“反抗统治阶级的力量，而且是创造新社会的主人”的新形象的塑造。在具体的文学审美想象中，蒋光慈提出了反个人主义，表现集体主义和群众力量的文学创作原则。30年代的左翼文学体现了以农民形象为主体、进行正面形象描写的乡土中国叙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进行了战略性调整，在思想文化方面也开始建立起了于此新形势相适应的新意识形态。在延安解放区，文艺为什么人、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即文艺怎样为农民革命服务的问题显得极为突出。1942年5月2日——5月23日期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在会上提出了新的文艺政策，形成了一种服务于中国农民革命的新意识形态，对解放区以及建国后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泽东不是从文艺本体论的角度来阐释文艺的本质，对“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的本体论观念进行抨击，而是出于一种政治家的革命考量，为了服务并服从于中国革命的需要来提出文艺政策。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新意识形态是源于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思想，是毛泽东领导工农大众反抗内外压迫、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一文一武”战线上的重要思想成果。毛泽东“工农兵方向”文艺思想第一次从文艺指导思想上真正使农民成为国家的主人，获得了庄重的生命尊严，使获得解放的农民在文艺舞台上第一次发出了欢天喜地的声音。毛泽东“工农兵方向”的提出，平息了当时延安文艺界的争论，为当时文艺界指明了方向。延安解放区文学中的翻身农民形象，作为正面主角、大地主人与革命英雄出现在中国的社会历史舞台上。

1942年毛泽东的《讲话》对赵树理小说的出版及其能够成为一位进入广大农民群众阅读视野的、知名的农民文学作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赵树理的作品真实、生动、幽默地反映广大农民生活及其意愿，表现了农民正在成长的觉醒力量和对自由幸福新生活的追求。在赵树理前期的作品中，则是表现了翻身农民的对自由幸福生活的追求，正在觉醒的力量以及觉醒中的复杂力量博弈。赵树理表现农民翻身生活不同于其它作家的一个最大之处是，赵树理不仅表现了农民翻身的喜悦、烦恼，还对翻身之后农民新身份的蜕化、农村新压迫力量的出现进行了描述与展现，显现了一个农民作家的高度敏锐与崇高的使命感。因此，赵树理被誉为“农民作家”。

至此，农民形象已经成为许多现代作家审美想象与叙述的中心，其主体地位已经被充分地显现出来。

二、最庞大的农民形象群：乡土中国现代性的独异性表征

从1917年新文学发端直到解放后，农民形象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中最庞大的形象群体。学者庄汉新、邵明波在编著《中国20世纪乡土小说论评》一书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乡土小说作家竟是整个中国20世纪小说作家中一支实力雄厚、阵容强大、人多势众的生力军、主力军。他们在数量、质量、知名度和影响力诸方面，竟占了整个20世纪小说作家的大半以上。他们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名篇佳作，竟成为了20世纪整个小说发展的主流，构成了20世纪整个小说世界的基本面貌，甚至在整个20世纪文学的家族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庄汉新、邵明波：《中国20世纪乡土小说论评》，学苑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现代文学与中国政治的关系自从中国现代小说诞生的时候，就已经错综复杂地缠绕在一起。

面对中国现代文学描绘的巨大农民形象群，以及研究者对这一群体研究整体性观照的缺失与不足，以“乡土中国”作为视角与方法，从乡土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农民这一中心问题，透过中国现代作家审美想象与建构的农民形象，来探讨中国知识分子对乡土中国和中国农民的思想认知、对乡土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分析中国农民在乡土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形象变迁和思想意识的觉醒，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独具的现代性研究是一个极为重要、迫切的，直指乡土中国文学本体的研究工作。现代文学众多色彩各异的农民形象就是乡土中国现代化审美叙事的中心内容、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独具特色之一。

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对现代文学农民形象的认识，仅局限于某一个时期的阶段性的研究，或囿于政治性、文化性观照，对现代文学农民形象的整体性、本体性研究还处于缺失状态。目前国内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农民形象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对鲁迅创造的阿Q形象的解读。在当代学者对农民形象的研究中，较为持续的有丁帆、赵园、石世明、程光炜、陈继会、贺仲明等。

因此，整体性和本体性研究乡土中国文学，来立足于农民形象本体意义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强化和提升。以此为基础，建构一种来自本体地域空间以及建立于这一空间的集体无意识的文化、文学本体研究。

三、“小说中国”：“作为方法”的乡土中国之文学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中国史研究中，十分注重探索和讨论“作为方法的中国”。沟口雄三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中文译本名为《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中国基体论”。所谓“中国基体”，是指“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历史情况及其发展规律；这种发展规律可以从其长期绵延不断的各种丰富的历史演变中窥测到；因此中国的近代应该是可以与前近代的关联角度上把握的。”（[日]沟口雄三《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7页）对于中国历史，只有置于“乡土中国”历史和文化自身的语境中才能得以理解，“乡土中国”本身就是一种视角，就是一种方法。即应该用乡土中国本身历史和事实来研究乡土中国，从乡土中国内部的历史事实出发，探究乡土中国现代化的内部原因、内在动力。

海外学者王德威先生在《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一书的序言中（[美]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页），提出“小说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视点。他认为：小说是现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一种文类。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小说纪录了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种种可涕可笑的现象，而小说本身的质变，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表征之一。……我更是借此书强调小说之类的虚构模式，往往是我们想象、叙述“中国”的开端。国家的建立与成长，少不了鲜血兵戎或常态的政治律动。但谈到国魂的召唤、国体的凝聚、国格的塑造，乃至国史的编纂，我们不能不说叙述的必要，想象之必要，小说（虚构！）之必要。……然而我们如果不能正视包含于国与史内的想象层面，缺乏以虚击实的雅量，我们依然难以跳出传统文学或政治史观的局限。一反以往中国小说的主从关系，我因此要说小说中国是我们未来思考文学与国家、神话与史话互动的起点之一。

王德威先生从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小说的演进与质变史中，洞察小说与现实中国的深刻而又紧密的关系，认为小说“更真切实在”地反映出了现实中国的真实，提出了“小说中国”的研究视点，点出了“小说中国”对现实中国的“国魂”、“国体”、“国格”、“国史”的巨大影响力量。所以，在王德威先生看来，“小说中国”已不再仅仅是现实中国的审美映现，而是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先在理念图式，是建构中国现代化历史实践中的一支重要的文化力量，还将影响未来中国历史的书写。应该说，王德威先生的“小说中国”观点是深刻体现了近代以来乡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学的高扬小说文体价值这一重要特征的。

作为“小说中国”形态存在的中国现代文学，以审美的方式对农民这一中国革命历史主体进行了想象性叙述，塑造了类型众多、形态各异的农民形象，直接参与了中国现代化的建立与发展，即以审美的方式来想象与建构了一个由众多“农民形象”所组成的“乡土中国”。由于中国农民占乡土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主体地位，乡土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所构成的丰富社会生活内容在通过文学来表现的时候，都无法绕开农民，都充满了对农民的想象与建构。

乡土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农民、中国现代文学与农民形象，具有一种相互映现的同构关系，构成一种互动的共生联系。在进行历时性研究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吸收当前国内外关于农民、农村现代化的最新研究理论成果，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认知与审美想象局限进行反思。

农民形象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乡土中国现代化主体的理想性建构和革命性改造，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乡土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认识、理解与选择。农民形象不仅是乡土中国现代化探索道路上的审美艺术结晶，而且本身就是一种建构乡土中国现代化的一种重要的革命资源、文化力量。现代文学农民形象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乡土中国”叙事特征，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现代文学世界里的“小说中国”即是一个“乡土中国”，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中国，其审美显现的感性形象和中心角色即是“中国农民”。

学者陈光兴认为，对于“亚洲”的认知是经过问题化进程的，基本上指向多层次的开放性的想象空间，“方法”的概念在此并不承载过多工具理性的重量，相反地，方法被想象为中介过程，走出既有的限制与框架，走向功能拒生产力的开放空间（陈光兴：《去帝国：亚洲作为非法》，（台湾）行人出版社，2007年初版，第336页）。这句话是非常切合本文的“方法”含义与指向的。

作为方法的“乡土中国”是有着巨大阐释空间的，是最现实、最贴近几千年文明历史和几百万平方公里高山、河流、平原、大地的空间文化研究思维方式，也是最能够对新世纪乡土中国现代化急剧转型进行文化阐释、心理探寻，建构一种新知识谱系的生产方式、运行方式和评价方式。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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