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国家?

摘要：延续和转型是国际体系演进的基本形态，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主题。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推进，城市通过对全球市场体系、全球管理体系、全球公民社会的参与而和国际体系转型产生逻辑关系。本体上，城市推进国际体系转型主要通过全球城市网络；内容上，城市推进国际体系转型主要通过全球城市、城市外交和规范创新。在城市和国际体系转型的逻辑关系中，并不总是“好”的，也会带来气候变化、金融危机等技术和道德风险，而技术和道德风险又进一步推动国际体系转型。新的时代背景下，城市正不折不扣成为经济塑造者、政治革新者、外交推动者和国际体系变革者。

关键词：城市；国际体系；全球城市；气候变化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08-0019-09

作者简介：汤 伟，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上海 200020）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呈现出行为主体纷繁复杂、规范创新层出不穷、议题议程日趋多样和机制转型悄无声息的新景象。一些理论家认为，21世纪国际秩序不再由美国、中国或者G20、G2类似的主权联盟主导，也不可能基于联合国、世界银行的国际制度，而越来越多地依靠城市治理^①。新的时代背景下，城市发展、城市转型和国际体系转型日益呈现出交替演绎局面，由此，厘清城市和国际体系转型的逻辑关系成为理论必需。

一、城市与国际体系的历史逻辑

厘清城市和国际体系转型的逻辑关系必须首先说明城市和国际体系的历史逻辑，显然这又离不开国际体系概念。国际关系理论史上，许多理论家如莫顿·卡普兰、卡尔·霍尔斯蒂、罗伯特·吉尔平、肯尼斯·沃尔兹、罗伯特·基欧汉、亚历山大·温特等，从结构与进程、制度和问题、知识和观念等不同方面进行阐述^②。秦亚青教授认为，国际体系有两个层面：本体和内容，本体为体系单位性质、内容为实力结构、体系制度和规范结构^③。由此国际体系可归纳为单元、客体或部分经某种形式规则互动而连接起来的集合体，兼具物质性、规则性和规范性，涉及权力结构、议题议程、制度规范，而维度也被划分出了全球市场体系、全球管理体系和全球性公民社会朱立群、黄超：《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评估指标及相关分析》，《江海学刊》2009年第5期。

。行为主体要进入国际体系，必须跨越国界进入国际领域并在相应规范上和其他行为主体形成持续的、稳定的联系。当某个行为主体根据战略需要和具体情势先进入国际体系某个维度而暂缓其他维度时，我们也认为该行为主体已成为国际体系的一部分。

通常认为城市隶属主权并无外交权限，进入国际体系也主要是全球化、信息化浪潮推动的结果，进入维度主要是全球市场体系，开始的时间应自20世纪下半叶。其实历史地看，城市自诞生起就汲取农村所创造的财富，组织、协调农业人口，创造专业化分工和相关知识、培育精致复杂的文化和宗教，常常成为贸易网络、军事动员的节点和管理控制中心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the Idea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ory Meets History，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4，p.231

。安东尼·吉登斯指出，非资本主义时期城市是“存储器”，对非城市共同体的权力行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英］ 安东尼·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和国家》，郭忠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既然前现代城市主要职能在于政治和管理，那么必然具备军事外交职能。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雅典和斯巴达几乎涵盖了这方面的全部内容。类似情况同样存在于中世纪的欧洲，以意大利城市国家体系和汉莎同盟最为典型。当马基雅维利给美第奇家族献上《君主论》，意在帮助佛罗伦萨城获取整个意大利主导权时，我们看到城市间政治主宰着整个意大利半岛，而威尼斯和热那亚的经济成就也说明，“城市自身就能掌握一个真正的贸易和信贷帝国并不需现代国家的力量来维持”

⑤［意］乔万尼·阿瑞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王宇洁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7、48页。

。汉莎同盟是13世纪科隆、吕贝克、汉堡和不来梅等北德意志主要商业城市为维护经济和贸易利益、抵御抢劫者和海盗袭击而结成的跨地域联盟，并经14-15世纪逐渐演化为160多个城市成员的政治军事同盟。意大利城市体系和汉莎同盟说明，中世纪城市拥有足够权威赢得个体忠诚并自主展开对外交往。然而《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署和随之而起的拿破仑战争使一切不服从主权逻辑的行为体烟消云散，意大利走向统一、汉莎同盟终遭灭亡，主权以及建立在主权基础上的国际体系终于形成。布罗代尔亦恰如其分地指出：“城市孤立一隅、或是基本孤立，他们对相邻的经济缺乏足够的购买力，无法从中汲取力量，领土国家将不得不接过它们的任务。”^⑤此时城市虽仍驻扎军队和作为重大事件策源地，但无论决策还是军队都已不属于城市本身。即使城市仍是政治运动的中心，地缘政治战略据点，但这种重要性与“权力的存储器”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城市在国际体系结构下不可能产生获取权力、显示权力、维持权力的动机，也决不至于产生城市间政治——为权力斗争与和平的战略诉求，更不可能试图获取国际体系霸权，因此很少发展成为对外关系的战略工具。

如果说所有城市发展变化都必须具有神圣、安全和经济的特征［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前言，王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而早期城市主要以神圣、安全为主题，城市间贸易也主要服务于权力的累积，那么20世纪中叶当城市再次成为国际性的存在时，经济就越来越成为主要的了。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工具革新降低了跨国投资、商业交易、人员流动的交易成本，企业面对的市场不再是一地一域而是全球性的，必须在区位理论基础上进行全新的资源配置、在利润集中区域设立据点、构建全球经营网络。全球经营网络既增进了主权国家实现自身利益的能力和机会，也使主权国家干预国内经济甚至政治事务的行为受到限制。这样，以国家为核心的空间关系已不能满足发展需求。萨斯基亚·萨森等指出，城市既有能力运作基础性资源，又能将国家经济与全球循环作回路链接Saskia Sassen，Locating Cities on Global Circuits，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vol.14，2002，p.13-30.

，是全球化经营的最有利场所。约翰·弗里德曼认为，资本主义空间逻辑使城市取代国家成为商品、信息、人员流动节点John Freidman，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Development and Change，1986（17），p.69–83.

。城市在全球市场体系内部的拓展增大了对能源和环境供给的需求，能源安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人道主义、自然灾害、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大量增生。全球性问题需要国家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但仅限于国家不可能实现期望的治理绩效，拥有知识、信息和行动便利等诸多优势的非政府行为体凸显。曼纽尔·卡斯特尔认为，新的世界秩序主要建立在信息存储和知识生产上，尽管信息化、全球化解放了物理上的地域限制，但规模经济和聚集效应依然有效。城市是信息交换、传播中心，也是信息生产核心地带，非政府行为体只有依托城市才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反之城市通过非政府行为体才能实现对全球公民社会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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