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战争与土耳其中东外交政策评析

摘要：20世纪40年代以来土耳其奉行亲西方，尤其是亲美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土耳其中东外交服务于其西方战略，长期以中立和不介入为主要特征。20世纪90年代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使得土耳其必须重新调整其中东外交政策，海湾战争为土耳其重新实践其外交政策提供了机遇，土耳其在中东开始采取积极、主动的新型外交政策。海湾战争成为土耳其中东外交的分水岭。海湾战争中，土耳其积极介入中东事务的政策与土耳其亲西方的外交政策恰好吻合；伊拉克战争则表明土耳其中东外交与其亲西方外交之间的不协调性。

关键词：土耳其；海湾战争；中东；美国；伊拉克

1990－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在多大程度上重塑了土耳其的外交方向，学界对此有不同意见。以菲利普·罗宾森(Philip Robins)为代表的一方趋向于认为，土耳其外交政策以1990－1991年海湾战争为界标，发生了深刻变化。土耳其深度介入中东事务，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其传统的中东外交原则，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土耳其在该区域国家，以及西方尤其是美国心目中的地位。“冷战的结束，特别是海湾战争使得土耳其放弃了中东外交的低姿态传统，寻求一种更为积极的区域角色”。威廉·赫尔(William Hale)也认为，海湾战争对土耳其中东外交政策构成挑战，使得土耳其在中东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派观点认为，海湾战争期间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并没有偏离传统的外交政策框架。还有观点认为，2003年3月20日的伊拉克战争对土耳其未来的影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土耳其首次背离了其传统的外交理念，放弃了多年来强调的美国不可或缺的战略伙伴地位。伊拉克战争的岁月可以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外交政策最深刻的转型而载入历史。也有学者指出，1999－2001年的发展表明土耳其偏离了原先追求的(1995－1999)亲西方，特别是亲美的狭窄的、单维度政策。四种不同观点都注意到土耳其中东外交政策的调整，分歧在于这种调整何时完成。冷战的结束，尤其是海湾战争的爆发赋予土耳其调整传统外交的机会。本文认为，海湾战争中土耳其开启了对传统中东外政策的调整，开始积极介入中东事务，甚至卷入中东国家间的争端，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其传统的以西方外交，尤其是美国外交为重，中东外交服务于西方外交的政策取向。海湾战争中，土耳其的中东政策和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基本一致，因此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得到美国的赞赏。问题是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并非总与美国利益相向而行，双方之间难免发生冲撞，伊拉克战争中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表现是海湾战争中土耳其对中东外交政策调整的延续。本文将通过讨论土耳其传统的外交取向、土耳其应对海湾战争的方式、土耳其在海湾战争中的得失来审视海湾战争对土耳其中东外交的影响，以及与之相关的土耳其中东政策和美国中东政策之间的关系。

一、土耳其传统的外交政策

关于土耳其的外交传统学界也有相当争论，彼奇·克里斯(Bilge Criss)认为土耳其外交政策有两个分水岭，第一个是1952年土耳其加入北约；另一个是20世纪60年代晚期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多元化。费罗兹·艾哈迈德(IFeroz Ahmad)坚持认为土耳其与苏联关系是凯末尔时期外交政策的基石，这种关系在凯末尔去世后逐渐溶解。始自1938年，土耳其外交政策趋于更加谨慎和机会主义，土耳其和苏联关系在苏联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逐渐冷却，安卡拉的外交进入一个新方向。争论的症结还在于土耳其一边倒外交政策的起始时间，以及土耳其外交政策多元化时期何时降临。彼奇·克里斯等坚持认为土耳其外交政策多元化开启于20世纪60年代，菲利普·罗宾森认为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多元化起航于海湾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遭遇使得土耳其将阿拉伯国家界定为奥斯曼帝国事业的叛徒，认定西方文明为世界唯一文明。服务于构建民族国家的短期目标和成为文明国家一员的长期目标，凯末尔追求“国内和平，国际和平”的外交理想，力求不介入中东事务。外界舆论就此认为“土耳其坐落在中东，却并不属于中东”。土耳其外交政策长时间沿袭凯末尔保守的、以国内安全为重的理念和实践，包括谨慎地发展与苏联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国际关系的恶化，尤其是苏德结盟以及随后的二战威胁到土耳其自身安全，出于对安全的压倒性关注以及土耳其历史地形成的对苏联的不信任，土耳其逐渐转向亲西方政策，支持西方在中东的存在，认为这是防止苏联过度卷入中东事务，从而威胁土耳其安全的上策之选。凯末尔·卡帕特(Kemal Karpat)这样诠释土耳其20世纪40年代的中东政策：“首先保证安全，其次是获取经济利益，第三是扩大区域影响。”换言之，土耳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早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初露端倪，而“杜鲁门宣言”则表达了西方对土耳其战略地位的重大关切。

事实上，成为西方的一员在土耳其外交理念中源远流长而非权宜之计，冷战爆发使得土耳其对自身安全的忧惧更甚，成为西方有机组成部分的进程因此提速，完成了以北约为中心的新外交路线转变。共和人民党和其继任者民主党甚至认为“西化意味着与西方国家在任何情况下、不惜代价的亲密合作”。西化成为土耳其内政外交的基本逻辑出发点和目标，土耳其谋求与西方国家建立制度化联系，为此丐计求谋力争北约成员资格。土耳其1950年递交加入北约申请书，西方以“土耳其既不属于西欧，也不属于大西洋，因而没有理由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由予以拒绝。朝鲜战争的爆发提供了土耳其实现夙愿的机遇，1950年8月土耳其再次申请加入北约，并于10月派遣土耳其军赴朝作战。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冷战局面顷刻复杂化，对苏联疑惧的上升要求土耳其充任阻挡苏联南进的屏障，北约1952年2月接纳土耳其为成员国，土、美关系正式上升为战略同盟关系，“从1949－1964年，美国对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有着决定性影响”。土耳其完成了外交路线的战略性转变，在外交上支持英国反对埃及，支持法国反对阿尔及利亚，与美国坚定的盟友以色列保持亲密关系，土耳其就此成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战略资产。土耳其支持中东防御组织的建立，并成为《巴格达条约组织》的重要成员。为此土耳其遭到了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反对，而且也分化和恶化了与阿拉伯各国之间的关系。加入西方集团的土耳其，推崇一边倒外交，很难在中东有独立、主动的外交政策。

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外交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整体而言其中东政策依然受制于冷战格局。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早期，苏联多次向土耳其传递善意，而土耳其对其一边倒政策毫不讳言，总理伊斯美特·伊诺努指出，除西方外，土耳其与其他任何国家都无事可做，“土耳其献身于西方体系，因而没有办法成为苏联的盟友，甚至也无法中立”。一边倒的外交使土耳其主动疏远与东欧和中东国家的关系，也使得土耳其的外交缺少回旋余地，并极易卷入大国冲突，成为牺牲品。古巴导弹危机和1963－1964年塞浦路斯问题共同表明：土耳其将核心国家利益置于西方和北约的保护伞之下，存有极大风险。

古巴导弹危机迫使土耳其重新思考其外交政策取向。1962－1963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为阻

止苏联在古巴布置导弹，未经土耳其同意即拆除了北约建立在土耳其的北极星导弹基地，土耳其成为附带牺牲品。就美国看来，这些导弹已经超过服役期，不再具有军事价值。然而，“土耳其认为拥有布置在本国领土上的武器，可以确保自身安全。尽管根据协定，这些导弹处于土美双重控制下，土耳其无权独立控制导弹弹头，但仍满足于对导弹的共同参与和分享控制。土耳其人将北极星导弹解读为北约用原子能武器对抗苏联，保护土耳其的象征”。美国从军事常识出发进行判断，土耳其从象征意义的角度来评估，这就导致土耳其认为美国保护土耳其的前提是对美国有利，当美国利益与土耳其利益碰车时，美国会选择放弃土耳其的利益。土耳其甚至也没有接到关于参加古巴导弹危机外交斡旋的邀请，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因此高涨，要求重新检讨土耳其的外交方向。古巴导弹危机使得土耳其意识到自己利益遭到美国的蔑视，转而寻求与阿拉伯世界和好，但并未取得多少效果。

塞浦路斯问题对于土耳其外交政策提出更大挑战。1963年希族领导人马卡里奥斯暂时中止了祖鲁一伦敦协定，决定重新修改宪法，意在建立希族全权统治下的独立的塞浦路斯国家。马卡里奥斯总统向副总统库楚克博士(土族)提出了十三条宪法修正案，其中包括废除总统和副总统的否决权，缩减土族人在政府中的数量，这严重威胁到土族在岛上利益。土耳其谋求用武力保护土族塞浦路斯利益，伊诺努总理将土方意图通知了美方，意在试探美方反映。美国政府担忧土耳其武装干涉将导致土耳其－希腊间的战争，进而为苏联势力进入东地中海提供借口。为此，林登·约翰逊总统向伊诺努传递了措词严厉的警告，土耳其被迫放弃该计划。古巴导弹危机和塞浦路斯问题使得土耳其对美国满怀失望，20世纪60年代执政的共和人民党和正义党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民族主义立场，对美国冷战战略态度消极。这并不能改变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大局，土耳其在涉及极其敏感的塞浦路斯问题上仍然听命于美国，屈从于美国意志，因此很难讲土耳其外交多元化趋势在60年代已经开始。事实证明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根本没有得到较大改善，1964年塞浦路斯危机中，土耳其没有得到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后者反倒支持希腊，土耳其将此看作阿拉伯国家的第二次背叛，这可视为土耳其中东政策没有根本性变化的辅证。

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迫使土耳其出于实用主义而靠近阿拉伯国家，一定程度上减少与美国合作，对阿一以冲突采取更加平衡的立场。1967年和1973年阿一以冲突中土耳其拒绝与美国合作，持一种更为中立的立场，并非土耳其政策的完全翻盘，而是一种更为实用主义的态度。但这种转向是有限的、短暂的。20世纪70－80年代国际局势紧张后，土耳其再次紧紧依附于美国。土耳其与中东阿拉伯国家和好的努力从未成功，敌意和仇恨依旧是双方关系的主调。西方20世纪70、80年代对土耳其核心利益、重大关切以及一些敏感问题上的忽略，导致土耳其开始质疑其传统外交政策，然而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间的关系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谨慎处理，维持微妙平衡，服务于土耳其西方优先战略仍是土耳其中东外交的根本原则。这主要是受冷战格局和土耳其外交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60年代难以界定为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分水岭，土耳其外交文化规定了土耳其外交政策的目标，限制了其转向。

土耳其外交文化传统主要由以下四个要素决定。第一，土耳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和易受攻击性。一方面，土耳其并非大国行列中的成员，然而其特殊的地缘政治位置使得它颇有在世界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潜能。另一方面，土耳其自身为“不稳定情结”和“国家安全综合症”所困扰，在安全问题上力求降低风险。冷战中降低风险的最根本办法即是依附于美国为首的西方，求人保护难免要做出一定的牺牲；第二，土耳其国内政治和经济问题限制了土耳其外交的选择余地。土耳其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与国内政治和经济态势关系密切，后者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土耳其的外交路线。土耳其经济发展表现一直欠佳，经济危机频繁爆发，使得土耳其对外来资本、贷款的需求极高，这样在经济发展上也倚重西方；第三，土耳其构建的以凯末尔主义为核心的严格的意识形态，长期制约着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选择。凯末尔本人在1928年讲道：“处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土耳其应该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都追求和平和国家安全”，这当然也暗含着反对潜在侵略者的意蕴；第四，自身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这些因素与外部因素的结合，长期制约和规定了土耳其中东外交政策的选择。

二、海湾战争与土耳其外交政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西关系得到缓和，苏东剧变以及土耳其与中东国家经贸交往增多，土耳其国内凯末尔主义的意识形态一定程度上的修正使得规定土耳其外交走向的因素发生了变化。冷战结束对土耳其是一把双刃剑，消除苏联威胁的同时，“削弱了土耳其的战略地位和它与西方主要的制度性联系……西方或许不再需要像土耳其这样的前哨国家”。土耳其安全最大的威胁转向中东地区，反对阿拉伯国家联盟和地区大国的出现成为压倒性的战略选择。凯末尔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受到严峻挑战，伊斯兰主义呈上升趋势，要求重新评价土耳其历史遗产的呼声不绝于耳，土耳其渴望在中东地区扮演重要角色，这一切导致土耳其外交政策，尤其是中东外交开始调整。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也将土耳其置于前所未有之困境：如何在限制伊拉克权力的同时，维持中东地区的微妙平衡是重中之重。土与伊之间的经贸关系成为土耳其难以决断的主要因素。两国在经济和安全上高度依存，土耳其有着伊拉克最为重要的石油输出管道，这一重要系性尤其表现在两伊战争期间，反过来伊拉克在水资源上对土耳其也有高度依赖性，伊拉克是土耳其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都坚决反对库尔德人的独立倾向。另一方面，海湾战争再次将土耳其置于事关区域和国际安全的重要战略地位，也改变了西方对土耳其战略地位的评价。换言之，一方面土耳其与伊拉克利益攸关，另一方面土耳其将海湾战争视为向西方证明其战略地位重要性和重返中东的战略契机。权衡利弊，厄扎尔将反对伊拉克的坐大看作是当务之急，也认为海湾战争是土耳其“摆脱旧有僵化政策”的政治捷径。作为凯末尔以来最强势的总统，厄扎尔充当了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的掌舵者。

土耳其官方最初反映是试探性的，谴责伊拉克的入侵损害了地区和平和友好，同时认为这是阿拉伯国家内部问题，应该通过外交途径来加以解决。与此同时，土耳其内部就如何应对海湾危机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强硬的厄扎尔总统力主主动介入政策。就土耳其中东政策的目标问题，“厄扎尔认为中东在不可逆转地改变，土耳其抓住机会从中获利至关重要”。厄扎尔总统认为“与萨达姆这样的鹰派人物相处的生存原则是，你自己也成为鹰”。也就是说厄扎尔总统从土耳其国家安全和从战争获利角度来论证参战的必要性，配合美国行动只是良好的借口而已。反对总统意见者担心过激反应终究会引火烧身，导致土耳其一伊拉克战争，而土耳其并未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也有伊斯兰主义者认为土耳其应该支持萨达姆反对基督教西方的十字军行动。土耳其军队总司令、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因反对介入海湾冲突

而相继辞职。土耳其的外交抉择足以引发土耳其与伊拉克之间的战争行为，而且导致多名高官辞职从反面证明了这一外交选择的跳跃性和挑战性。恰在此时，联合国安理会连续通过两道决议，660号决议谴责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要求从科威特无条件撤军。661号决议要求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裁：自决议生效之日起，所有国家不得进口来自伊拉克和科威特的所有产品或出口到上述地区。这样土耳其免除了承受单方行动指责的风险，名正言顺地介入了中东国家内部事务。

土耳其在海湾危机和战争期间的政策已摆脱了传统和保守外交政策的拘囿。在整个危机期间主要采取了这样一些对策：将军队集结在土耳其一伊拉克边界；允许联合国军使用土耳其领土；严格遵守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条款；寻求西方和日本的政治和经济让步作为土耳其合作的条件；削弱伊拉克却并未向伊拉克派兵。土耳其停止了与伊拉克的贸易往来，逐步关闭了伊拉克通往土耳其境内的输油管道。作为一个对稳定和安全高度关注的国家，土耳其对其邻国任何改变区域稳定的企图都非常敏感，维护现有的平衡是其国家利益所系。换言之，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中立实际上有一个基本前提，即维护中东现有格局，严防国家间的结盟、壮大。1958－1961年叙利亚和埃及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土耳其就曾坚决反对，但囿于冷战格局，并未采取严厉措施。1961年9月29日叙利亚宣布脱离阿拉伯共和国后，土耳其是继约旦之后第二个承认叙利亚政权的国家。只是这些反应往往打上被动的烙印。1990年土耳其坚决反对伊拉克与科威特的“合并”，不惜为此一战，其态度之坚决非叙利亚与埃及合并之时可比。土耳其号召推翻萨达姆政权，用军事方法解决危机，恰恰表明土耳其外交调整的力度之大。然而，美国并未推翻萨达姆政权。厄扎尔总统认为，没有推翻萨达姆政权是西方对土耳其玩的最大阴谋。同时希望停火协定可以导致萨达姆政权的垮台。中国学者赵伟明认为，布什政府之所以没有推翻萨达姆政权，是因为它不符合盟国土耳其和沙特的利益。土耳其担心伊拉克库尔德人起义的胜利会刺激本国的库尔德人提出独立要求。这样看来土耳其与美国对萨达姆政权的态度并不一致。90年代土耳其的外交任务之一是在后冷战时代，如何扭转西方对土耳其战略价值低估的趋向，以及如何在中东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外交角色。这两者之间有协调之时，也有目标相互冲突之日。土耳其将海湾战争看作改善与西方关系，消除伊拉克威胁的良机。总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是土耳其外交政策胜利的十年。土耳其中东外交政策目标更为明晰、行动更为坚决，即维护核心国家利益，防止区域平衡被打破。

土耳其传统的中东政策遵循这样七个原则：不干涉中东国家的国内事务；不介入中东国家内部争端；与中东所有国家发展双边关系；碎化阿拉伯国家体系；最大化经贸关系；分清土耳其在中东与西方联盟中的不同角色；在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中维持谨慎平衡。海湾战争中土耳其介入了中东国家内部争端，在库尔德问题上干涉伊拉克内部事务，牺牲了土耳其与伊拉克的双边关系和经贸关系，也背离了在中东与西方之间充当桥的角色的外交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讲，土耳其中东外交政策进行了新的、较大调整，只是由于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调整恰恰与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相一致，非但没有受到美国的批评，反而向美国证明土耳其在该区域的重要性，并作为潜在筹码在未来与美国讨价还价。土耳其外交政策此次调整的深意，阿拉伯国家也并未充分领悟。土耳其的好意甚至连科威特也丝毫未领情，1991年3月科威特政府在《华盛顿邮报》上用整整一版列举出对科威特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的国家和政府，并对此表示感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份名单上找不到土耳其。②土耳其新外交政策的设计者巴图(Ba－tu)认为，海湾危机不能被认为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转变，国际局势变化太快，在这些无法预测的事件中，任何政府都难以划出新的路线。只是在外交政策的实践方面有所微调。安德鲁·蒙戈(Andrew Mango)指出海湾危机使得土耳其外交政策有所变化，土耳其卷入了阿拉伯国家内部争端，这是自巴格达条约签订以来土耳其竭力避免的。实际上厄扎尔总统具有伟大的战略眼光，他抓住了时代的这一变迁，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这一转向未得到充分评价。

三、海湾战争与土耳其的得与失

海湾战争、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都发生于1991年，它们深刻影响了土耳其的外交。评价海湾战争与土耳其外交转型自然涉及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得与失，这里有两个核心问题，其一是土耳其对国际环境和自身生存境况的评估，其二是建立在上述评估基础上的对海湾战争期间获益与损失的剖析。

冷战结束对土耳其战略安全的影响，学界态度并不一致，一方认为冷战结束没有给土耳其带来和平红利，土耳其传统外交政策选择面临着新的安全挑战。也有观点认为，苏联解体消除了土耳其最大的安全威胁，削弱了土耳其的区域对手，如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为土耳其的外交调整消除了某些掣肘因素。⑤传统的土耳其安全确实得到极大缓解，土耳其外交政策的灵活度由此大增。与此同时，土耳其生存环境面临新的威胁，必须应对新的安全挑战，海湾战争表明土耳其对安全的关注转移到中东地区。

评估土耳其海湾战争的得与失，首先要考察土耳其希望通过海湾战争达到的目的，它们主要包括：扩大土耳其在区域事务中的分量和影响；获得与美国和欧盟讨价还价的资本；扩大与中东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的商贸机会。对于目标的最终达至程度，有观点指出短期而言，无论是战略、贸易、军事还是外交都立竿见影，取得不菲收获。土耳其的收获在于：第一，没有直接参战，70多年来没有一场战争直接发生在土耳其领土上，这在纷争不断的中东地区尤为难得。土耳其规避了直接充当美国在中东的警察这一风险。第二，在安全方面土耳其的获益表现为伊拉克军队极大地削弱，土耳其军队却在各个方面得到改善。第三，土耳其与美国关系得到极大提升。也有观点认为，厄扎尔的战略效果喜忧参半，土耳其高调介入中东事务，增加了阿拉伯人对土耳其区域政策的担忧。而且土耳其虽然对西方强调了自己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但并不能必然地转化为与西方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双方关系似乎进入瓶颈阶段。不过这也从反面证明，土耳其扩大了在区域事务中的影响，一定意义上获得了与美国和欧盟讨价还价的资本。

就土耳其经济而言，海湾战争前后反差颇大。两伊战争期间，土耳其通过与伊朗和伊拉克双方之间的贸易大发战争之财，贸易繁荣，基础设施尤其是东南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得到突飞猛进的改善。海湾战争爆发前，土耳其对中东的出口前所未有地占到土耳其出口总量的23％。海湾战争爆发后，土耳其是首批对伊拉克实行禁运的国家，土耳其经济尤其是东南部经济受到重挫。战后由于制裁的延续，对土耳其经济的不正常影响得以持续。也就是说厄扎尔所预期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实现，反而由于对伊拉克的制裁，使得土耳其经济在1990－1994年之间损失了约200亿美元。海湾战争中土耳其经济损失巨大，保守估计和长效估计数字分别为90亿美元和350亿美元。土耳其经济损失主要是土耳其一伊

拉克关系紧张所致，土耳其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从西方得到部分弥补，只是这种弥补与遭受的损失之间有着鸿沟。土耳其介入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在经济上无疑是失大于得。

海湾战争后果中最令土耳其头疼的是库尔德问题，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直接导致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土耳其化和土耳其库尔德问题国际化，尤其是欧洲化趋势。1991年3月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萨达姆对国内库尔德人起义进行镇压，大约2000000库尔德移民聚集在土耳其一伊拉克和伊朗一伊拉克边界寻求避难。大批难民成为土耳其的烫手山芋，土耳其面临的不仅是人道主义的灾难，而且要保障他们基本的衣食住行。其次，部分库尔德恐怖主义组织渗透其中，土耳其进行相关调查以及采取其他措施又容易引发国际社会的批评。再有，与伊拉克的贸易一直以来是土耳其东南部经济的生命线，土耳其因参加了联合国对伊拉克的禁运，重挫了土耳其东南部地区经济发展。而且大量来自伊拉克库尔德武装分子的武器进入黑市交易，土耳其因此成为伊拉克问题的次生灾害区。1990－1993土耳其东南部地区经济急速衰退，失业率扶摇直上，高速发展的经济如果陡然急转直下，极易诱发社会动荡和革命。库尔德工人党开始招兵买马，为加入组织者提供就业机会和可观的工资，为其家庭提供支助，为受伤者提供抚恤金。海湾战争后库尔德工人党的军事力量和影响都是扶摇直上。对外，为了成功应对库尔德人问题，土耳其被迫向美国求助，美国介入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居住区事务，无疑对土耳其打击伊拉克库尔德人形成了掣肘。对内，作为应对措施之一，土耳其在20世纪90年代强化了村庄清除运动，即在东南部地区，尤其是与伊拉克为邻的边境地区，强制村民要么加入村庄护卫体系，要么搬迁。土耳其政府迫于无奈重新启动了移民和安置法，甚至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清空和焚烧高山地区的库尔德村庄，导致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冲突激化。库尔德问题的跨界性和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脆弱性裹挟在一起，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国际社会称土耳其官方的镇压活动为不光彩的战争，土耳其因库尔德问题一方面承受着国内分裂主义的压力，另一方面又承受了巨大的国际压力。最忌讳的是，伊拉克库控区域内的“国中之国”状况未变，对土耳其南部库尔德独立倾向仍有刺激和示范作用。土耳其对库尔德问题的激化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土耳其海湾战争中的外交政策是一个失败的案例，因为即使土耳其保持不干涉态度，也难以逆转库尔德问题恶化的局面。

海湾战争中土耳其出于安全考虑对外交政策进行了较大调整，借美国之力沉重打击了伊拉克，同时又向美国证明了土耳其地缘位置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土耳其在经济方面损失较大，尤其是库尔德问题的国际化为土耳其所始料未及，土耳其面临新的安全挑战。海湾战争期间土耳其中东外交政策的调整，得失参半，使得土耳其日后的中东外交更需慎之又慎。而且土耳其介入中东事务与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并非总是吻合，这种不吻合极易导致土耳其中东政策与美国中东利益发生冲突，这是土耳其调整其中东外交必然遭遇的尴尬，这一点在伊拉克战争中凸现出来。

四、伊拉克战争与土耳其外交政策

海湾战争中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调整与美国利益恰好吻合，中东外交与亲西方外交相得益彰。海湾战争后库尔德问题放大为土耳其最大的安全问题，因此伊拉克战争期间土耳其从自身利益出发，尤其是对库尔德问题的担忧，拒绝了美国通过其领土开辟“倒萨”北方战线的请求，妨碍了美国政策的实施，影响了双方关系。土耳其外交政策与美国中东战略利益发生了冲突，库尔德问题成为这一冲突的载体。

历史上，土耳其一直生活于“色佛尔条约”的恐惧中，这也造成了土耳其人对库尔德人问题和亚美尼亚问题的敌视态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土耳其安全方面的核心问题在于库尔德人问题。由于立场的不同，美国与土耳其对库尔德问题态度有很大出入。美国利用库尔德人问题作为政治工具，阻止土耳其追求独立的外交政策，用以防止土耳其的国家利益与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发生冲突。美国利用库尔德人来牵制伊拉克和土耳其。土耳其为了在库尔德问题上摆脱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掣肘又必须依靠美国，这样一种困境土耳其短期内无法摆脱。而且美国挑战伊拉克领土完整的政策损害了土耳其的利益，甚至可能对土耳其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既然美国中东外交政策与土耳其国家利益难以协调，土耳其中东政策与亲西方政策和谐局面也就困难重重，土耳其海湾战争期间外交调整所产生的长远影响在伊拉克战争中才完全暴露，伊拉克战争中土美关系实际上成为海湾战争期间土耳其调整外交政策的延续。正如中国学者肖宪所指出的，土耳其在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上仍然不会因美国的威逼利诱而完全言听计从，双方出现分歧和裂痕也是难以避免的。何况，布什政府在中东政策的最根本错误在于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土耳其政府没有完全顺从美国伊拉克战争的要求，应该是一个明智的抉择。

概言之，海湾战争为土耳其调整外交政策提供了契机，土耳其对中东事务深度介入，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来制定外交政策，这一调整在伊拉克战争期间逐步凸显，最终完成尚需时日。确定的趋势是土耳其致力于追求多元化的外交政策，增加对中东区域事务的影响力，努力营造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从而使土耳其国家利益最大化，这种调整必然会带来阵痛以及与传统盟友的龃龉。

责任编辑：宋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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