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国际关系与中国的应对之策

[摘要]近年来美国金融危机的扩散效应及其对世界经济冲击波的延续和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哥本哈根会议”)上西方集团对发展中国家所表现出的强硬姿态，正促使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新的变化。面对这一变化，中国必须采取积极的应对之策：中国必需在国际社会拥有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应对世界关系的重大调整，同时中国要积极的参与国际事务以提升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从而实现从大国向强国的实质性飞跃。

[关键词]后国际金融危机；国际关系；责任大国；国际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0)05－0107－06

影响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关系的发展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扩散效应及其对世界经济冲击波的持续加深；二是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哥本哈根会议”)上西方集团对发展中国家所表现出的强硬姿态。这些因素导致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国际关系随之发生演变。对此，我们既不能无视由于试图平衡国家与国际利益所造成的政治和政策的两难困境，也不能忽视我们思考模式所必需经历的深层转变；而且，现有的国际体系正在造成惊人的反整合现象，我们需要尽快地重新审视我们行动的模式。本文拟就后国际金融时期国际关系的变化以及中国的应对之策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关系的新特点

美国金融危机和“哥本哈根会议”危机对当今的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给国际关系发展带来新的变化。这些新的变化对世界格局的重大调整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涉及“大国实力的消长变化”、“争夺国际金融体系的参与和主导权”、“世界大国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和“西方遏制中国能力的降低”等四个问题。

首先，大国实力的消长变化。金融危机对各国都产生了冲击和影响，但性质是不同的，对美国的冲击是根本性的，关系到经济是继续增长还是衰退的问题，而对其他国家影响则是有限的，更多是经济增长的压力加大。我们以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为例可以看到，虽然金融危机导致这些国家出口大幅下挫，外汇储备大幅缩水，金融稳定受到威胁，但都不具致命性。并没有根本动摇它们的实体经济。金融危机对新兴大国的压力主要是增速下降多少的问题，而不是经济衰退的问题。可以说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的“一超”地位会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虽然这种削弱不足以改变目前“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但是却使美国与其他强国的差距有所拉近，诸强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对美国的制约有所增强。更重要的是，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中国成功地避免了衰退而令其愈加坚信本国的适应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世界权力对比的变化。

第二，争夺国际金融体系参与和主导权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反映了大国战略态势在变化，而且欧盟、日本与美国关系也可能发生变化。美国在面临股市崩盘时刻呼吁欧盟一起救市，但欧盟并不热心。欧盟四国峰会只是通过了不痛不痒的声明，没有采取一致行动。近年来，欧盟对主导未来国际金融体系兴趣有加。法国等积极召开由欧盟主导、邀请中印等新兴大国参与的紧急峰会，其目的是建立新的全球金融体系。很显然，欧盟力图参与和主导修改现有的国际金融规则和机制，改变长期以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可以看到的一个事实是，和美国向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注资、收购和兼并的做法不同，欧盟在与美国争夺未来国际金融体系和未来金融管理模式的竞争中，欧盟把私人储蓄存款利益放在首位，拯救方案与模式更体现欧洲特色。

第三，世界大国主导国际事务能力的问题。当前的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集中反映在有关“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上，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够制定或者参与制定世界政治事务日程，二是能够促使国际社会共同实现这些日程所规定的目标。美国之所以被认为是一个强国，就是因为在二战结束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在这两个方面都得心应手；之所以说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在减弱，也正是因为它在这两方面不再那么应付自如。虽然美国至今仍有能力制造国际议题，制定世界政治事务日程，例如伊朗核问题、“哥本哈根会议”等，但却无法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控制这些日程的演变方向。当前的国际政治关系的显著特点是，欧美国家的传统影响力依然巨大，然而由于中国和印度等东方国家的复兴，西方原本掌握的绝对主导权将不复存在。必须强调，美国现在还是十分强大，在可预见的将来，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都无法与其比肩而立，任何新兴的强国目前都难以挑战其世界霸主地位，包括中国和印度等在内。

第四，西方遏制中国的能力在降低的问题。这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现在对外关系上更趋向于奉行务实主义政策，其结果必然是牵制了它们遏制中国的能力。这一政策的背景是：首先，今天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与过去相比已截然不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而近来中国“减持美国国债”的措施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全线下跌。中美不仅在货币金融、贸易投资等经济领域，而且在国际和地区问题，甚至环保、能源、反恐等全球性问题上的利益关系都已经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真正的“利益攸关者”，美国恐怕再也拿不起制裁大棒对付中国。其次，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世界第二大贸易大国，按市场汇率计算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没有一个大国能承担起与中国经济恶化的严重后果。这说明，西方大国都不愿与中国处于对立的关系。美日澳印曾想建立所谓的价值观同盟，但最后因不合世界潮流而最终夭折。无论英国首相布朗还是法国总统萨科齐、德国总理默克尔，都受到对华务实主义政策的牵制。再次，从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哥本哈根会议”中可以看到，国家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是各国制定对外政策的主要考虑因素。西方少数人即使想重新挑起意识形态对立，对中国进行制裁和遏制也难以实现。西方能不能掀起遏制中国的浪潮关键还要看中国自身的发展。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关系出现的新的变化，已经大规模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应该怎样应对这种变化，最大限度的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

二、争夺国际话语权是中国

走向国际舞台中心的关键

面对后金融危机时期所出现的国际关系的变化，目前在国际和国内，都有一种乐观的思想倾向，由于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极度不满，要求趁此机会彻底改变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甚至有人主张中国应该借机“出头”，发挥某种领导作用。事实上，中国要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首先必须拥有与之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然而，在以往许多年中中国集中精力在经济上追赶世界，更多的方面并没有注意到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也没有注意到如何利用这种话语权给中国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国际话语权的竞争是21世纪国际竞争的新

焦点和制高点，也是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不能不备加关注的大战略问题。中国希望在国际事务上拥有更多话语权，这是由中国在国际关系变化中所处的国际环境决定的。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话语”(Discourse)并不完全等同于或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声音”(Voice)。作为综合因素考虑并就国家主体利益角度而言，国际话语权指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就社会发展事务和国家事务等发表意见的权利，而这些事务是与国际环境密切相连的，并体现了知情、表达和参与的权利运用。这种话语权通常主要表现在有国际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或非公开场合自由传播或表达与国家利益及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相关的立场和主张。国际话语权所涉及的是话语施行者、话语内容、话语对象、话语平台和话语反馈等方面的问题。然而就其内涵而言，国际话语权其实就是对国际事务、国际事件的定义权、对各种国际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订权以及对是非曲直的评议权、裁判权。掌握国际话语权的一方尽可以利用话语权优势，按自已的利益和标准以及按自己的“话语”定义国际事务、事件，制订国际游戏规则并对事物的是非曲直按自己的利益和逻辑作解释、评议和裁决，从而获得优势和主动。但是，世界只有一种由西方国家为主导的话语是很危险的。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不是靠恩赐得来的，而是要靠有效和灵活的中国政府决策与行动，还要靠中国非官方组织的努力以及中国公民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运用多种平台作为入口，让世界通过这些平台了解中国的观点和立场。

第二，在新的国际关系变化中，中国要积极维护和增强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中国作为责任大国，如何维护和增强中国的话语权是一个有关“让世界听懂中国人的声音”的重大问题。就中国的经验教训和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而言，要完全和有效地维护和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重要的还必需对话语的施行者中的非官方组织或群体、话语对象中的民意力量和话语平台中的特殊通道等作用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在当前国际关系的变化中还必须通过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来拓展国际话语权的话语平台。具体来说，我们要更多地关注如何把“以人为本”理念体现在中国的对外关系的实践上，通过拓展国际话语平台来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方面的话语权。当中国把“人”字放大到足够大时，西方大多数人就开始理解中国，接受中国。另外，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的话语平台方面，除了走“官方渠道”(国家间政府)还要特别注重“民意渠道”(国家外部和内部的民意力量)。

第三，在新的国际关系变化中，中国要在其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展示“责任中国”的大国风范。中国是联合国常任安理会成员国，也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和贸易大国，并在国际社会开始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希望在国际事务上拥有更多话语权，是顺理成章的。随着中国以经济力量为主的综合国力愈趋强大，其话语权也必将得到不断增强。与此同时，中国必然也会面临主要是来自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进行“骨头挑刺”或“百般挑剔”，而这实际上涉及到了如何维护和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问题。身处这种国际环境，中国一方面要以继续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为原则，进行坚定而有力的反击；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展示责任中国的大国风范的国际形象。改革开放三十年表明了中国通过以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为原则与外部世界整合而和平崛起，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努力向外部世界学习，而且对外部世界对自己的反应也非常敏感和在意。从高层领导到普通百姓，一直在关注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如何评介中国。这种积极态度不仅反映了中国人的好学精神，更重要的还表明中国的改革和建设不再是闭门造车。也正是因为内部的发展一开始就具有了国际内容，中国的和平崛起引来外部世界的一些苛刻非议甚至严重偏见也就是自然的。然而要指出的是，有些情绪化反应会有损责任中国的大国风范的国际形象，不利于争取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如每逢西方势力的不友好行为和小动作，中国通常的情况是必有反应。当然，对事关国家利益的事情中国必须要有力还击。但如果对西方的每一种观点都要作出回应，这不仅显得中国没有包容性，而且在客观上也会导致负面的效果。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中国是一个责任大国而每每对西方少数人的诋毁做出反应，其效果会在西方成就了“敌人”的同时，也为西方媒体进一步诋毁中国提供了新的素材。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中国也正在加速融入世界。展示责任中国的大国风范，争取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自然变得重要起来。

第四，在新的国际关系变化中，还要发展科学的国际观以争取国际话语权竞争中的主动权。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轨迹看，改革开放所倡导的思想解放精神，使得这一学术理论大步向前并进入了真正的理论学习借鉴阶段，为中国的国际关系发展和国际观的更大拓展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自中共十七大提出“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问题以来，有事实表明这是非常及时和具有远见的。当然中国首先要关注和思考的是国内问题，但在中国的决策方面“国际”这个大局也要有足够表现。就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来看，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和“永不当头”理论，江泽民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到胡锦涛、温家宝的“和谐世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体现了中国的国际观。然而总体上来说，这些大多是针对西方所确立的国际秩序而言的，要表达的是中国对现存的这一秩序所持的态度。现在，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中国在新的国际环境中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国际观，其具体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中国的外部事务层面上来说，这种国际观所要回答的问题主要包括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而这种国际秩序所体现的价值原则是什么、如何构建这样一种国际秩序、如何处理这种国际秩序和现存国际秩序的关系、如何得到大多数主权国家的支持和接受这种国际新秩序等；二是从中国的内部事务层面上来说，中国在实践中首先要解决好与这种国际观相联的内部问题，如中国怎样才能走出去、走出去后又如何在现存国际秩序中和与不同国家和社会打交道、如何保护走出去的自身利益、如何通过走出去来建立国际新秩序等。如果中国没有发展好自己的科学的国际观而对上述所有问题缺乏明晰的解答，那么在争取国际话语权的竞争中中国不仅会处于极大的被动，而且可以相信来自外部的阻力会随着中国和平崛起的继续而加大。中国有理由需要得到更多的国际话语权，而且中国有能力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构建“和谐世界”提供更大的贡献。

虽然在新的国际关系变化中国际社会还没有发现一种能够反映这种关系大趋势的远见，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可能会挫折不断，但中国可以从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过程中得到有些被自己认可的经验并寻找到选择，而争夺国际话语权则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重要基础。

三、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提升

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面对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关系的变化，中

国不仅需要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多的国际话语权，而且需要以责任大国的身份更多的参与国际事务，提升中国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中国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但面临的新挑战也是无可避免的。其具体表现为：一是美国和欧盟在“哥本哈根会议”中实行单边主义的行动和政策，令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矛盾重重；二是随中国综合实力的大幅增长致使海外利益日益扩大，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实现了由弱到强的巨大转变同时海外权益保护问题也日益突出；三是中国在如何维护自己核心利益及其它利益上遇到了新课题，如西藏问题已成为西方国家挑衅勒索中国的常用筹码、以前上不了台面的“东突”问题也常被西方国家利用要挟、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非洲国家做的一些事情常受到西方国家的挑唆和打压以及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和世贸框架下的不平等待遇越来越多等；四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力度不断增强，引起西方国家既欢迎又担忧。这些挑战表明：除中国具备了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硬实力之外，中国为自己的利益也必须扮演“责任大国”的角色。这是中国不能不面对的现实。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如何给自己的“责任大国”定位或者说中国作为“责任大国”的责任有哪些?这实质上涉及到我们需要对以下两方面问题加以研判：

第一方面是有关主权国家所承担责任的表现形式的问题。在协调和处理国际关系事务中，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所要承担的责任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因其所处的国际关系中的实际地位而产生的相应责任，在操作层面上这是和相关的具体国家能否积极参与承担这一责任相联的问题；二是由其所参与签署的国际法而获得的并需要承担的相关法律责任，如何承担这一责任是涉及到相关的具体国家“言而有信”的声誉等问题；三是一个在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国家还应承担国际社会公认的道义责任，就其本质而言这一责任承担被反映在该国家处理其内部和外部事务的表现上。一般说来，除上述法律责任之外的其它两个责任承担在当今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中是难以界定的。每个国家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的环境不同和对有些问题所持的理念差异，致使在协调和处理国际关系事务中所表现出来的作为也因此各不相同。

第二方面是有关中国作为一个责任大国的责任内容及其本质的问题。中国的大国地位带来的不仅仅是全球影响和博弈实力，更表现为一种责任，而这也意味着中国要经受更多的关注和挑剔。面对这些，中国还有哪些功课要做?其具体表现为：

其一，坚持把本国事务放在首位，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中国不仅是一个综合国力强大且有着巨大国际影响力的正在崛起中的国家，而且也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市场。中国把本国事务放在首位，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是对国际社会的很大责任。可以毫不夸张地这么说，“中国好了世界就好，中国不好世界就倒霉”。近年来，中国的综合实力得到了增强，无论是在国民生产总值、外汇储备、贸易总量等硬实力方面，还是在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等软实力方面都有显著提升。在全球化进程和世界格局走向的问题上，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将起着关键作用和影响。特别是在如何对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进行“全面”改革的问题上，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所要采取何种立场和态度当然必须为自己的利益目标服务，按照自己的判断，根据自己的能力，并且用自己的方式，去处理重大的国际事务。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这一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应该是“渐进性”和“实效性”。可见，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态度是积极的、更是务实的，其立足点基于首先扎扎实实地搞好本国建设。中国阵脚稳固了，自然也可以纵横捭阖了。

其二，独立自主地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开始奉行真正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是总结冷战时期中国外交经验和教训基础上提出来的。中国现在不仅与俄罗斯保持了战略伙伴关系，与欧盟、日本都建立了战略关系，与美国也建立了建设性合作关系。中国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国稳定、和平的关系并从战略平衡者向战略建设者转变，而“大国通过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对国际秩序做出贡献”。不仅如此，中国还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人数最多的国家，而且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中非峰会，组织和参与了G8会议、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地区组织，主导了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和积极参与“哥本哈根会议”等。中国和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保持了友好合作关系，并以自己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前进。中国还和美国在双边经贸、知识产权保护、能源战略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在这次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面对一些欧洲国家对美元地位发动的挑战，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国际金融体系需要改革，但是改革应该是全面的、渐进的、均衡的，要调整，也要考虑到各方的利益。这些都是中国用实际行动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同时也维护了自身的国家权益。

其三，在非传统安全的问题上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对话与合作，以增进了解和扩大互利，巩固和充实国际社会互信伙伴关系。非传统安全问题十分复杂，有着深刻的背景，涉及国家生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信息等诸多领域，深刻地影响着当前的全球政治、国际关系以及国家发展与社会和谐。令中国特别关注的是，贩毒、偷运非法移民包括贩卖妇女儿童、海盗、恐怖主义、武器走私、洗钱、国际经济犯罪和网络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影响国际和地区安全的重要不确定因素，对国际和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新的挑战。自2002年11月与东盟建立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以来，中国充分认识到自己在应对这一问题方面和国际社会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同时，近年来中国还积极地承担了所参与签署的反恐、打击海盗、反核武器扩散等一系列的国际公约而带来的义务。

其四，中国是联合国常任安理会成员国，有着不可推卸的为履行联合国宪章作出表率的责任。作为一个责任大国，中国在这一方面所承担责任的本质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坚持“四不原则”(不对抗，不当头，不结盟，不称霸)、尽自己所能积极地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中国经历了“从一般性角色到力争重要发言权”的态度转变”，中国已加入并积极活跃于几乎所有重要的多边国际机制。这些说明了中国主动走上国际舞台的前台，不仅是责任中国在承担了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且还反映了中国对当前对外关系发展的有所作为。

重要的事实是，西方国家在“哥本哈根会议”中已认识到新兴国家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尤其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及其在国际舞台上所处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更令世界瞩目。与中国相关的国际环境在发生变化，而根据国际关系发展的新情况，中国需要确立在处理全球事务中应担当适合自己利益的角色——责任大国，为实现从大国到强国的实质性的飞跃创造条件。

四、结　论

面对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关系的变化，中国必须采取积极的应对之策。西方的弱化和世界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新兴经济体如中印等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已经使它们逐渐地从世界经济的边缘地进入了中心地带并在国际事务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也表明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上的作用相对衰落。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舞台上一个主要的国际政治经济体，没有中国的参与，很多重大国际问题很难得到解决。中国必须在国际社会中拥有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提升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面对国际关系的新变化，中国应当作的选择是，追求一个比较民主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那就是积极推进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多极化。

推荐访问:国际关系 中国 之策 金融危机 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