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卫生运动中小营巷的变迁

摘要爱国卫生运动是在我国特殊的政治条件下围绕人民健康和爱国展开的,这一运动的发展过程和发展重心的变化渗透了国家的统治管理观念和方式方法的变化,特别是领袖个人魅力的巨大影响以及群众运动、政治动员以及特定政治环境下政府官员、基层积极分子和普通百姓之间在思想和行为等方面的表现。

关键词爱国 移风易俗 典型 健康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6-181-04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同志视察杭州小营巷61号、56与和42号的卫生工作,向居民询问这里的卫生情况。毛主席的视察,给小营巷居民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以此为动力,此后小营巷始终将爱国卫生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多次被评为全国卫生先进单位,成为全国爱国卫生工作的一面旗帜。

一、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视角

一般认为,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视角是政治和社会的相互作用,研究政治权力、政治秩序和政治统治的社会基础,研究政治对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影响。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最基本假定是:“政治现象绝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种与其它社会现象有密切联系的特殊社会现象。政治现象产生于社会环境,它受其它社会现象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也有力地制约和影响着这些现象。因此,政治社会学理论的出发点就是把政治现象放到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从社会的角度来理解政治,考察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考察政治的社会基础,考察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政治条件。”

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看,都会发现,虽然以“政治”和“社会”区分了某些现象,但是在中国,政治与社会从来都是紧密相关、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政治是社会中的政治,政治离不开社会;另一方面,社会包含着政治,社会的发展和维持一刻也离不开政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政治成为除了经济以外影响社会变迁的举足轻重的因素,又因为其比经济力量的作用而处于更为明显和上层的地位。

以社会为主导的模式,从政治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的角度出发,反对政府管理的集权化,突出管理的社会基础问题,强烈呼吁政府管理的社会化;以政治为主导的模式,一方面强调政治系统以及政府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意识到社会治理应当民主化和社会化,特别是不能忽视社会民众的参与;政治与社会并重的研究模式,在综合两者基础上,着力研究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具体的权责职能以及它们的互动与合作。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合作,跳出和突破了“政治”与“社会”的二元界分;在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上,不再单纯依靠国家的强制力,而是更加多元和多样。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运用治理的理论对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课题如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本文正是在政治与社会并重的模式下来探讨爱国卫生运动中小营巷的变迁。

起源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爱国卫生运动,从开始非常规的反“细菌战”的策略,逐步发展到范围广泛的国内社会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小营巷无意间成了历史的焦点。

爱国的高度与党的号召和组织的力量的结合,运动的效果是毋庸置疑的。对小营巷来说,“党的每一个口号都在他们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动力。”“抗美援朝”时的“反细菌战”中,小营巷的居民用面盆、水桶挖清了长达100公尺,污水四溢的阴沟,又在党委提出的“移山填海”的口号下,发动了400多个劳动日,6天中搬掉70多万斤垃圾。

1952年7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进一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社论,指出爱国卫生运动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这个社论的发出意味着这项运动在当时的非同寻常的地位,因为政治问题、政治任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它表明它是整体性全局性的工作,而凡是关系到整体性和全局性的工作,也就必然具有政治性。因此,这项运动在强大的政治逻辑的推动下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

加强党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领导,这是保证爱国卫生运动健康、持久发展的根本保证。党对社会的主导主要通过党组织的各级机构、意识形态的宣导以及政治运动和社会的行政化等来方式来进行的,人民群众在这样的统合型体制中,其思想意识中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他们的积极参与主要是在党和国家的主导下的政治需要。在这样的运动中,他们一方面享受到运动的积极的社会意义,当然更主要的是对政治运动的一种响应。

“太阳永远照在这里”,“永远记住,这里是毛主席来过的地方,要永远保持荣誉”。

在小营巷关于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文献中,这些经常被强调的话,既是对这项运动的积极响应,更是一种政治文化的塑造。毛主席去过的三户人家披上了一种神圣的色彩被人们长久的纪念,期中,56号人家的大门上面写着“这里是毛主席到过的地方”。文革期间,小营巷改名为“一五巷”,以此纪念毛主席到来的日子。而现在,小巷入口处修建了一座纪念毛主席参观小营巷50周年的牌坊。同时,地方政府主持下的纪念活动和媒体的相关报道,小营巷纪念馆的建成,都在努力消除时间的流逝给人们带来的淡忘。

由于爱国卫生运动关系到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因此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又把对疾病防治隐喻为国家肌体衰败和强盛的关键,身体的强弱被暗示为经济发展的群众基础、国家力量的强弱,公共卫生问题成为民族国家强盛的一个标志和象征。

尽管在建国初期,党和国家对社会具有无可置疑的绝对权威,但仍然需要动员群众的参与。对爱国卫生运动来说,同样必须与群众相结合,走群众路线。这种动员除了一般性的情感动员激励模式外,还需要具有组织严密的体制上的支持。

在对群众动员的方式中,诉苦和对新旧社会强烈对比是一个很有社会效果的手段。

“莫把杭州比天堂,穷人日日泪汪汪;死的多来活的苦,贫病交迫苦难当”。

解放前这里是贫民窟,到处是粪便、垃圾,阴沟淤塞,污水横流,一到夏天,臭气熏天。居住了五十多年的俞阿三说,十三年前,小营巷发生麻疹,几天时间就死了四十三个小孩,居民杜三风养了十二个孩子,死了十个。……解放以后,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人们带来了幸福和欢乐,他们摆脱了贫困和压迫,也迫切要求摆脱疾病的威胁。

这种被纳入阶级话语体系的特定“诉说”行为,有效地激发起广大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恨和对共产党的爱,使之在不知不觉间融入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框架与社会治理轨道。在小营巷的爱国卫生运动发展中,诉苦起到了对这项运动的深入认识,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反动派强烈的对比作用,创造了一种政治动员的话语和思维方式,形成了一种政治氛围,促使每个人都要在运动中表现出自己在思想和行为上的进步。正是这样一种动力让更多的人在运动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形成一种在新的意识形态塑造下的“新人”。

在爱国卫生运动中,从针对抗美援朝的反细菌战到更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防疫活动,更进一步延伸到国家对新中国下的国民思想的塑造。这里,由于爱国卫生运动要实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就不能单纯的理解为一种纯粹的医疗行为,而要把它定位为社会变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小营巷由于受到毛主席的关注,必须在社会上体现这种转变——我们小营巷的事实证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论断完全正确,除害灭病能走到“消灭疾病,移风易俗;人人振奋,改造国家”的伟大作用。

当然即使有党和国家的强有力的领导和政治动员,思想和生活习惯的转变还是会遇到习惯势力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更体现出政治对社会的影响。

除害灭病是史无前例的征服自然的壮举,是生活习惯上的革命。因此,它必然会遇到重重思想障碍,特别是迷信思想、旧的习惯势力和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一直交织在整个除害灭病的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慈悲论,不杀生;破财论;不讲卫生也能长寿;怀疑论,看不到群众的力量,做自然的奴隶;松懈论;另外有人认为这只是卫生、建设部门的事等观点。对这种消极的思想进行斗争是一种国家的行为,是在爱国、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宏大主题下进行的,再加上当时进行的大的政治运动相结合,使得人们必然要融入到国家推动的运动洪流中去。“随着反右倾的每一个胜利,保证了运动的经常持久,步步深入,今后必须继续取得在反右倾斗争上的更大胜利,才能使我们小营巷除害灭病运动坚持到底不断前进。”这种轰轰烈烈的运动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参与其中,这是形势的需要甚至是生存好坏的需要。在那样的环境下,运动群众在当时的中国不仅仅是一种动员模式,也成了一种政治文化,一个构成当时每一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环境。因为人人生活在组织之中,人人生活在制度之中。运动的开展不但要广大群众的参与,更要有基层组织和骨干积极分子的引导。事实上,群众动员是毛泽东实现政治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动员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生动体现。

二、毛泽东同志的决定作用与爱国卫生运动的推进

社会对每一个处于某种政治地位的人都有一定的要求,可以称之为角色期盼,同样每一个政治人或政治行为人都要依照社会或团体成员对他的要求去扮演一个角色,可以成为角色扮演。由于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自由独立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对于以及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共产党领袖集体的崇拜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爱国卫生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最根本的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人民健康一贯给予极大的重视和关怀,集中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把卫生防疫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并有一套重要的指导思想,在各个历史时期对卫生防疫工作都有明确的指示,并在实践中总结出了领导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要经验。

对于社会和普通群众来说,“任何一种运动都是网络系统中的一部分,采用的都是同一的运动形式,所以不难达到‘毛主席党中央一声号令,运动就立即在全国展开’。”

因此,在这个运动的发展中,毛泽东的影响是第一位的,对小营巷人来说,更是这样。他的到来,瞬间改变了小营巷的历史,也使得小营巷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他的每一句话,到过的每一个地方,与之直接接触的每一个人,甚至穿着打扮和每一个动作都成为当地居民的美妙的记忆,也使得在此后的政治运动中和历史记忆中,小营人始终感到自己与伟人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们不但成为当地的焦点,也是爱国卫生运动的焦点,他们在这个点上不断履行着自己的政治角色,否则就不能承担历史的“重任”。毛泽东同志是一种权威的象征和巨大的政治资源,凭着这个资源,他们在卫生防疫工作的基础上,不断扩充工作的范围和影响,始终使自己成为地方所需要的典型和热点。因此,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象征,并不是他自己要成为那样子的。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存在着毛主席,都依附着毛主席,历史神奇的把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毛泽东提炼出来,冶炼出了一个象征。所以,在政治社会的变迁中,小营巷的示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对毛主席的态度和整个国家发展进程不同阶段的政治需要,所以,它经常引起人们的关注,而政府通过这种关注实现治理政策的传统与现代的延续和结合。

1963年1月5日,杭州日报社论《贵在坚持》一文中指出:本市小营巷居民区等单位的卫生工作之所以搞得好,主要是由于他们懂得卫生工作的重大意义,数年如一日的坚持下去,从而保护了人们身体健康,增强了体质,减少了疾病,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工作和学习,切实掀起爱国卫生运动的新高潮。同时,报纸还刊登《一年更比一年好》的文章,纪念毛主席视察卫生工作五周年。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经验告诉人们:时间具有褪色的能力,它会使一切失去光泽,会败坏人们关于“新”的观念,甚至会使人们对革新的事业本身感到厌倦。无休无止的动员状态,也的确能令人精疲力竭,从而产生厌倦情绪。时间的这种令人沮丧的消极性,无疑给做好工作带来了令人窒息的紧迫感。这就需要不断的补充动力,批判消极倾向,只有这样继续推进工作上新的台阶,而连续的政治运动无疑成为促进工作的强大的推动力。

《贵在坚持》和《一年更比一年好》、卫生工作的重大意义点明了小营巷能够长期发展的关键之处,当然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在于包括毛泽东的到来所赋予它的政治角色、不停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需要。

革命后社会的政治运动,要求当时的人们在生活中必须要阐发出宏大意义,而小营巷与伟人的直接联系更被赋予了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成为国家统合社会的一种制度和文化,正是这样的制度和文化塑造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日常行为,为党的领导打下了牢固的群众基础,但群众及其行为在社会中的作用随着体制的转型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毛主席时代,群众心理和群众行为的典型表现是从湖南农民运动开始的一次次“群众运动”,它们得到高度的肯定和赞扬,被视为实现革命目标的主要手段。到邓小平时代,那种反体制的、失控型的群众运动被冠以“大民主”之称号而被否定,从此,群众运动基本上淡出了政治领域。……抛弃了群众运动之后,“革命群众”也淡出政治舞台。今天的群众基本上是体制化的群体,群众运动主要是非政治性的。与此相适应,爱国卫生运动在改革开放后工作力度和效果的减弱反映了政府动员能力的减弱和体制的转型所带来的困顿,而同时社会的自我组织和动员能力没有建立起来。因为群众概念不同于公民概念,群众的内涵在于把个人看成是属于社会各个部分的个人,他们不拥有抽象的公民和法律权利,只拥有具体的社会经济权益,民众的利益表达只有在国家社会政治目标框架中才有意义,群众的行动实际上是政治调控下的结果。当全能型国家转变到逐步以市场化为基础的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时,更多的人从“单位人”变为“社会人”。在这样的社会体制和环境下,对社会的动员需要民主化的主动参与,建立平等公正的社会运行机制,注意群众关注的问题,从过去单纯的党和国家对社会的统合到国家与社会的互动。SARS流行的一大后果,是使行政部门认识到,旧的动员和宣教模式已经过时,旧的意识形态必须更新,应该抓住时机创新新的管理机制,使之更加科学,更加符合人本主义和符合民意。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组织方式和特点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高度相关的。强大的政治、社会动员能力保证了公共卫生的全民参与,这一点对于需要多部门、多领域参与的公共卫生事业来说尤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连续三十年高速增长的奇迹,与此同时,卫生总费用以更快的速度大幅上升。但是,卫生投入的绩效却令人失望。2003年的非典事件,使得公共卫生和基层的公共医疗受到国家的重视,通过这一公共卫生危机,党和国家建立了一个新的平台,在管理方式和执政风格上更多的注重社会发展和民生。在浓厚政治色彩的爱国卫生运动的政治激情渐渐淡去之后,这一历史遗产承载的更多的是政府的、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职责。因为非典的爆发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共卫生系统之间的协调与公共卫生、个人卫生保健之间联系的退化。

三、传统体制的转变与治理观念的引入

由于公共卫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生存和生活质量,因此,爱国卫生运动仍然是党中央非常关注的一项社会事业,但由于体制的转变,从政治上来看,特别是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变化,政治氛围有了很大的变化,爱国卫生运动主要成为相关卫生部门的职责,而爱国的字眼和当年的发展逻辑已经让位于在经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基础上的一项更高层次的社会需求。但任何一个人的健康都不仅仅是一种单独的个体行为,而是与其成为一个“国民”的身份和素质有关。既然小营巷的工作还有巨大的现实作用,爱国卫生工作还承担着民族主义的历史传统和现实任务。

健康、文明成为人们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条件下的一种更高的追求,也是人的必然的追求——追求生命的延续和健康长寿。毛泽东同志的小营巷之行,留下的是个人魅力、政治运动下党和国家对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的积极推动,这种治理方式所取得的良好效果是不可复制的,而在体制转型中的法定职责背景下的爱国卫生工作,是传统、理性、功利等多重因素的结果。

1958年,毛主席视察杭州小营巷的爱国卫生工作,对全国爱国卫生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92年,江泽民同志为纪念爱国卫生运动40周年时题词:“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全民的卫生素质,促进两个文明建设。”为新时期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指明了方向。因此,对小营巷来说,他们的工作成绩不仅仅局限在社区,还要为了政府,为了作为一个典型去做,他们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就是政府的工作的表现,这需要政府、需要体制的支撑,而地方政府也需要这个典型作为精神资源以及和国家连接的渠道。同时,典型对于社会的影响,是政治社会化的非常有效的方法,典型起到一个国家与社会连接的重要切入点和有效手段。

当然,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当今社会,群众性的卫生防疫工作都需要政府的推动,小营巷这样的典型正好能够有效地将政治权威的意识形态灌输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树典型”的核心技术是抓取群众在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个人、组织、行为或话语,对这些事物进行重新定义和诠释,将其升华为符合政治权威意愿的意识形态符号,用以表达各项方针政策的内涵和期望。

在这样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的发展逻辑中,小营巷这个典型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2002年11月27日至28日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浙江杭州举办了“纪念毛主席视察杭州小营巷暨爱国卫生运动50周年”活动。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同志受全国爱卫会的委托,在大会上做了讲话。

2003年的非典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使得公共卫生和全民医疗保障的建设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而小营巷作为当年的爱国卫生运动的典型,其精神资源和具体做法再次受到广泛关注,显示了这一工作的历史和现实的重大意义。杭州市文明委和爱卫会发出了《关于开展“革除陋习,倡导文明”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发出再次掀起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新高(下转第185页)(上接第183页)潮的倡议。

在非典时期,小营巷社区党员和群众率先向全市人民发出《倡议书》,呼吁市民为夺取抗击非典的全面胜利,为天堂杭州的更美更洁作出贡献。并启动“5803抗非典、清洁家园”卫生工程。“5803”中的“58”指1958年毛主席视察小营巷卫生工作的纪念日,“03”指2003年。以此命名,表现出小营巷将爱国卫生传统继承和发扬下去的决心。当时,社区3661户、10759人齐出动。他们以清洁家园、抗击非典为主要内容,以除“四害”为重点,以健康教育为抓手,掀起了爱国卫生新高潮……。

如今的爱国卫生运动虽然有政府的领导,但其动力更多的是人们对运动认识的程度和自觉性,非典的发生虽然有偶然性,但明显表现出政府在对民众健康的关注及体制制度建立职能上的缺位,同时也表现出民众对自身权利的表达仍然是非常有限的民主参与,民众的需要并没有有效的成为政府改善工作的动力。虽然强大的民众力量可以迫使政府更好地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但社会对政治的影响,必须要与国家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因此,当下对小营巷来说,作为基层的有优良传统的社区,在社区建设中应该表现出更多的党和政府的责任以及与群众的互动。但社区建设的发展要靠居民的积极参与,从单位的整合到社会的整合,社区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这关系到国家政权基础的稳固。如何在整合中实现凝聚力的提升,进行民主参与,卫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从作为群众被动员到作为公民积极的参与,对普通公民来说要逐步适应这个转变,爱国卫生工作的开展也必须要经历这样一个转变。对小营巷来说,这种转变不仅仅在于卫生防疫工作深化,同时,也是在新时期为国家基层的自治组织——社区建设提供了一个很有特色的建设途径。

注释:

小营巷是杭州市区的一条小巷,东起直大方伯,西至马市街,长约300米,宽仅3—5米,整条小巷与解放路、庆春路平行,属于闹市区的安静小巷。据《杭州市志·建置篇》记载,小营巷在南宋时曾为朝廷禁卫军金枪班、银枪班的驻地,现巷内犹存“银枪班巷”。因有禁卫军小营部队驻扎,故人称“小营巷”。据《杭州与西湖史话》记载,太平军二次攻克杭州后,镇守杭州的太平军主将听王陈炳文在此设指挥部,俗称听王府,因此又一说法是小营巷曾为太平营地而得此名。毛泽东同志曾于1958年1月5日亲临小营巷视察工作,更使其知名度大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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