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模式

何谓中国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是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的产物。此前盛行的重商主义经济学说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做了初步探索，但尚未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经济后果初显威力，才出现亚当·斯密以劳动分工与市场竞争为基本框架的理论体系，使经济学成为现代社会科学。它既力图挖掘前两三百年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因，也为未来经济发展确立了自由市场的基本原则。后来李嘉图、马尔萨斯和马克思等人的政治经济学也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

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建立在欧洲工业化的经验基础之上，而正如郑永年所指出的，中国在其漫长的文明史中发展出了另一套独特的政治经济模式。西方的自由市场以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为前提，资本的增殖往往造成对社会的破坏，也难以避免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风险;而中国自古以来都由国家来承担经济管理的责任，经济从来都是国家整体治理的一个部分。在保持民间市场活跃的条件下，这种国家主导模式在规避经济危机、开展大型基建与防止社会分化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制度优势。正是这种制度优势造就了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崛起。

一直以来，关于中国经济的理论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披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外衣对当下经济政策的说明，往往缺乏理论深度;另一种是教条式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科学有余而对中国现实的洞察力不足。今天，共和国正在步入第三个三十年，我们迫切需要一套既吸收西方科学成果，又深入中国经验土壤;既能解释“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又能指导下一个三十年的新经济学。如王立胜所说，必须将建国以来的工业化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才能真正理解“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与后三十年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二者在逻辑与机制上的内在一贯性。

威廉·配第有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是政治经济学中最关键的要素之一。而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西方存在着根本的不同。正因为我国的土地公有制，才有土地批租带来的快速城市化（李宽）;也正因为国家始终把土地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掌握在手中，才使政府得以通过对城乡关系进行灵活主动的调整来压低工业化成本，实现快速工业化（王立胜）。而这一灵活调整的前提，则是中国“城乡粘连机制”与“城乡二元体制”的并存（熊万胜）。可以说，土地制度及其塑造的城乡关系是理解中国工业化过程的关键。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其面临的外部环境与自身情况都与西方的工業化过程有诸多不同。所谓“中国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基于中国现实，提出中国问题，发展中国理论。虽然我们的讨论仍然使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要素等基本概念，但当这些抽象的概念在中国的具体分析中展开时，我们会发现中国特有的土地制度、城乡关系、政治体制决定了其工业化道路必然与西方不一样，因此所发展出的理论也必然与西方不一样。我们也应看到，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本土化建设任重道远，本期的封面专题仅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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