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亨廷顿新权威主义理论看中国政治改革

摘 要：面对20世纪拉美和亚洲一些新独立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政治衰朽和政权动荡的现象，亨廷顿以“威权政府”和政治发展理论为研究出发点，指出现代化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只有建立起强大的政治权威，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同步协调发展，方可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这种新权威主义对中国政治改革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亨廷顿；新权威主义；政治改革

作者简介：盛勇，男，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B71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5-0045-05

西方大国的争霸和世界各民族的独立与觉醒是过去的100年最富历史意义的世界现象。这一现象直接带来的结果是一大批先前的殖民地摆脱了其宗主国的统治而独立，并形成了第三世界的实体。然而这些国家的民众还没来得及为此欢欣鼓舞，就不得不又开始面对新的社会动荡和政治衰朽。亨廷顿正是在对二战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权威主义理论，开创性地审视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提出了处理问题的基本理论框架，即：政治发展的目标就是要在建立强有力的现代化导向的权威政治基础上，通过政治体系的制度化和相机改革来实现良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最终指向现代民主政治。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一分子，这一理论框架无疑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本文尝试从亨廷顿新权威主义理论出发，说明应如何用自主的政治现代化过程去配合社会现代化过程，处理好政治制度化建设和扩大民主参与的关系，并结合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背景，探究中共执政的经验及面临的考验，从摆正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应对方法。

一、亨廷顿新权威主义的理论内涵

亨廷顿认为，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相对滞后的政治制度化建设，无法满足因社会进步而调动起来的公民政治诉求，引发群众不满和社会失序。[1]（P36-37）在新型的民主政体无法运作的历史条件下，为维护社会稳定，加强中央权威的力量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这种权威力量是由具有现代化意识的政治强人或组织力量建立起来的威权政治，即所谓的“亨廷顿新权威主义理论”。新权威政治一方面具有明确的现代化变革导向，不同于传统专制政治；另一方面，具有强制性、高度组织化的行政力量与权威意志，也不同于民主政体。[2]

亨廷顿新权威主义理论主要包括政治发展与稳定理论（也可简称政治发展理论）和改革理论两部分。政治发展与稳定理论的核心和关键在于政治制度化，体现并贯穿于以下三个方面：威权（强大）政府理论、政治稳定理论、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理论。

所谓政治制度化，也即实现政治体系在组织和程度上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3]为实现制度化目标而获得政治发展，政治体系需要具有政策革新和吸收两种关键能力：即推进改革政策和凝聚社会新生力量、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4]这两种能力，具体体现在政治体系具有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凝聚性等四个特征上。具备两种能力的政治体系，可以吸收转换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压力，对社会进行有效控制，维持社会发展必需的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亨廷顿指出，正因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四个特征的弱化，才导致了政变频繁，对这些国家而言，政治发展实际上就是实现政治制度化，建立有效社会控制，谋求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的过程。[5]

威权（强大）政府理论是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基础和逻辑前提。不论何种形式的政体，必须首先建立强大有效的权威体系，才能保证政治稳定发展，否则，就会陷入混乱和无序。[6]亨廷顿的威权政府与独裁政府是截然不同的，不单纯指政府规模的巨大，而是首先强调政府的效能及合法性。政治稳定理论是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亨廷顿认为，现代化产生不稳定，如何保证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是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他同时认为，政治稳定取决于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制度化水平。不稳定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社会飞速变革，政治制度发展缓慢，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并涌入政治领域，打破了原有的政治平衡。[6]因此，扩大群众有序参与水平与完善政治制度化速度二者之间能否实现很好的均衡，是检验政府强大与否的重要标志。[5]

亨廷顿认为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一方面，经济发展会提高社会满足人们期望的能力，减少社会挫折感和政治动乱；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也为不安定的产生提供必要条件，以更快的节奏增加着人们的社会挫折感。按照法国思想家和政治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和大革命》中的说法，经济繁荣唤醒了权利觉醒，当期望和目标的实现受阻时，新兴阶级就会奋起与固有利益集团冲突、对抗。因此，两者只有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机统一和相对一致，经济社会才会步入良性发展。亨廷顿认为，政治制度发展滞后于经济社会变革导致的政治不稳定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发展中国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不是如何发展经济，而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6]

改革是发展和稳定紧密联系的关键因素。改革意味着对社会的权力和利益的再调整和再分配，意味着社会架构、权力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冲突性变化和更新。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如何才能在稳定的基础上展开？亨廷顿认为，改革速度和先后顺序的确定、时机的选择以及改革对象的选择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改革速度和先后顺序的确定，有“闪电式”和“费边式”（渐进式）两种重要战略可供选择。改革时机的选择是指政府如何抓住最有利的时机，使革命者纳入现有政治体系，使改革成为革命的替代品而不是催化剂。改革对象是相对改革所要满足的社会集团的需求的性质而言。亨廷顿依此将改革对象分为三类：一是以满足农民的物质性要求为目标的改革；二是以满足一般群众逐渐增长的生活需求为目标的改革；三是以满足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前两种改革有助于社会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第三种改革过程中，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往往会用乌托邦式激进主义和现代化主张来抵拒非理想化的实际现代化过程。因此，改革需要用理性来引导，必要时需要用强权来控制。亨廷顿从维持社会转变时期的政治稳定出发，提出构建威权政府，建立“能够接纳政策创新和新社会团体的政治体系，才是达成现代化的合适基础”[7]。

尽管学界对亨廷顿新权威主义理论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都认为其具有集权或半集权的政治主张，普遍认可亨廷顿新权威主义理论是落后国家在现代化早期所实行的一种政治形态。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市场化水平偏低，不足以在全社会树立起普遍的契约精神，加上政治发展滞后经济发展，民主力量缺乏，民主政体无法控制整个社会，有必要建立权威或集权的政体推进社会发展，达到现代化目的。中国当前的政治改革，就是要通过政治制度化和相机改革，实行必要的政治集权，而不是片面推进政治民主化。

二、当前中国政治改革身处的历史语境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改革主要围绕经济分权与企业经营自主权扩大展开。因涉及调整政企关系、转变政府职能，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在同步进行。80年代中期，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带来诸多积极成果。与此同时，中央财政能力不断缩紧，地方财政能力不断扩张，地方“诸侯割据”严重，中央控制全局经济的能力减弱，以致中国经济在80年代后期出现了物资紧缺、通货膨胀、经济紊乱的局面。[2]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球的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着严重的考验，中国能否汲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避免来自“左”与“右”两个方面的消极影响，使改革开放顺利进行，是当时政治体制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988年前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场以亨廷顿新权威主义理论为论题的争论。亨廷顿新权威主义理论支持者认为中国急需威权式政府的集权。他们援引亚洲四小龙等权威政体国家在二战后经济腾飞和民主发展的成功案例，引用亨廷顿政治学说说明中国面临同样的问题，即中国要实现政治民主化需以经济市场化为前提，而经济市场化在集权下才可以加快发展。[2]反对亨廷顿新权威主义理论的“民主派”则认为，中国改革碰到的诸多问题正是高度集中政治经济体制的负面后果，强调改革现有政治体制，加快现代民主，以此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应该说，亨廷顿新权威主义理论在这场争论中占据了优势，在90年代以后，在新的背景、新的问题下又得到了继续发展，并在实践中客观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中国也正在经历一个剧烈的社会分化过程，分化的不均衡性导致新的结构性失衡，从而引发社会的稳定危机。[3]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中影响政治稳定的最大风险源，可从政治、经济和社会角度概括为三个：政治风险源——腐败、经济风险源——失业、社会风险源——贫富两极分化。[3]从分配、信仰、外力和舆论角度总结为四个：社会分配不公冲击了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信仰体系紊乱削弱了社会稳定的精神维系；境外势力渗透增加了社会稳定的外来压力；现代传媒的立体化态势强化了社会稳定的复杂程度。[8]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社会动荡的危险元素，主要缘于政治改革滞后形成的权力运行真空，导致权力边界模糊甚至无边界，从而使部分“绝对”权力以“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名义剥夺民间利益、干预民间经济微观活动，这不仅造成寻租性腐败和贫富差距拉大，而且抑制了经济创造动力和法制社会构造。

三、亨廷顿新权威主义理论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借鉴意义

结合中国国情和亨廷顿新权威主义理论，我们尝试对中国政治改革路径作出如下简要的归纳和展望：基础是发展经济；目标是服务民生；核心是政治制度化；关键是有序政治参与；主体是广大公民；引导是精英阶层；动力是政治体制改革。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全面建立起市场经济体系。亨廷顿的政治发展与稳定理论尽管从整体上突出了政治科学发展的相对重要性，但这并不等于他轻视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他强调的是政治制度发展不能滞后于经济社会变革，不可片面地追求经济发展与社会现代化而忽视政治制度化的发展。 特别是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他看来，经济发展是解决诸多问题的重要路径。当然，在辩证对待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上，亨廷顿并没有上升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高度，因此，他也就不能得出政治民主化是经济市场契约化发展产物的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对经济发展地位的充分把握。中国改革开放35年来的发展实践表明，只有经济健康稳定地运行，整个国家才能正常地良性运转，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政权才得以稳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赖于持续不断的体制机制市场化改革，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使政府从具体的经济事务中超脱出来，为政治体制改革打好经济基础。

第二，加强各项政治制度建设，循序渐进推进政治制度化。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段时间，因追求经济快速发展而滞后政治领域的改革，引发了社会的不和谐不稳定。亨廷顿启示我们，在当前和今后的一段时间，必须加大政治制度化建设的力度，完善党政职能分工制度、行政管理和决策制度、民主监督制度、司法制度等等，使我国的政治制度对环境变化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稳定性，自我更新、自我净化、自我调适的能力不断增强，在面对某些社会集团的各种引诱时，防腐拒变的能力不断提升。建立强大有效的威权体系、体制和机制，提高政府的效能及合法性，保证政治稳定和科学发展，既是亨廷顿政治发展稳定理论的核心内容，更是我国推进政治制度化的重要目标。

第三，必须用经济的发展带动民生事业的发展，把发展的成果及时惠及百姓。亨廷顿认为，经济发展在提高社会满足度的同时也为不安定因素的产生和社会挫折感的加剧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他对经济发展带动民生发展的作用是冷静和谨慎的，并没有在发展和惠及之间画上等号。经济对民生发展的负面影响使他既强调经济发展，也突出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政府权威和公民参与间的一种动态平衡。这种分析和判断无疑是客观和合理的。中国作为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构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结构，从法理上贯穿了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但是实践过程中，如果没有把服务民生当作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枢纽和结合点，经济发展的目标就会走偏。

第四，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拓展广阔空间。亨廷顿认为，政治制度化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使得政治体系缺乏对现代化的适应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融于经济体制改革之中不断推进，但两种改革之间的不尽协调使政治体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负面效应已开始显现。特别是在当前，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一方面大大推进了网络化民主的发展，加速了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另一方面，超前的网络民主强烈呼声，与中国政治改革的相对滞后形成了反差，部分城市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乌托邦式民主的追求加剧了两者在时空上的距离。这种民主愿望与发展现实间客观存在的真空，要求我们在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可持续发展营造浓厚的氛围。亨廷顿的改革理论认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明确改革的方式和进程。“闪电式”改革策略已在苏联得到了否定式验证，“费边式”改革策略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则被充分证明。渐进速度和时机的选择，成为中国当下政治体制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的焦点。

第五，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为政治制度化凝聚最大社会正能量。亨廷顿认为，制度化、有序化、理性化、适度化的政治参与为各阶层提供了利益表达的制度性平台，有利于缓和公民和政府间的矛盾，增强对现有政治系统的合法化认同，有助于政治制度化水平的稳步提高和政治稳定的实现。中国30多年的民主化进程表明，制度化政治参与不仅是维护政治稳定的必然选择，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保障。为逐步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重点是要加强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扩展基层政治参与渠道，形成多元的利益表达渠道。[3]针对新生社会集团，在持包容吸纳态度的同时，多按行业组成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党的外围组织，全方位吸纳新的社会力量并将其纳入体制之内，维持党对政治参与扩展的掌控。这样，既能满足新生社会势力政治参与的诉求，又使政治参与的扩展不至于过分超前于政治制度的发展，在动态稳定中凝聚起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第六，高度关注社会分层现象，更好地发挥精英阶层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引导作用。亨廷顿认为，构建威权政府，建立“能够接纳政策创新和新社会团体的政治体系，才是达成现代化的合适基础”[7]。新社会团体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涌现并形成了精英阶层和基层民众等多层团体构成的立体化分层结构。社会分层是一种正常现象，社会很难做到绝对扁平化。如何将这些社会新生力量凝聚起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增强政治体系的复杂性、适应性、自主性是建立有效社会控制、实现政治制度化的重要途径。精英主导是世界各国存在的普遍现象。精英阶层是指那些掌握和控制着社会主要的财富、权力，并在主流社会享有较高声望的人群。中国的精英阶层目前正在逐步陷入一种考验之中，很多社会精英对弱势群体采取忽略甚至欺凌的态度，再加上精英阶层的自我封闭和对社会责任的逃避，激发了精英与大众的对立。这种考验从根本上说是全社会的考验，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发展稳定。对政府而言，必须从制度上作出安排，加大各个阶层合理流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防止阶层固化和阶层对立。通过政策和宣传导向，一方面从制度上使大众通过自身努力进入精英阶层成为可能，为精英阶层吐故纳新，得到大众的认同铺就通道；另一方面，从以舆论监督为主到以制度监督为主转变，督促处于社会上层的精英们自觉关注底层社会，自觉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消弭社会鸿沟，重建社会对精英阶层的信任。

上述六个方面的内容，体现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形成了解决问题的内在联动机制。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始终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总揽全局的重大关系。从系统的观点来看，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互为条件的辩证统一体。改革是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和最大红利，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目的，稳定是现代化建设的前提。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发挥科学发展的统领作用，正确引领各项改革，为各项改革提供物质条件，推动政治上层建筑稳步发展，实现社会长期稳定。

参 考 文 献

[1] 塞缪尔·P.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 刘军，李林. 亨廷顿新权威主义理论[EB/OL]. http：//baike.baidu.com/view/2290869.htm，2012-11-12/2013-02-03.

[3] 张勇. 亨廷顿政治发展与稳定理论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J]. 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4] 张星久. 亨廷顿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思想述评[J]. 江汉论坛，1997，（4）.

[5] 赵振军. 浅析亨廷顿政治发展与稳定理论[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6] 王阳. 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J]. 现代商业，2009，（35）.

[7] 袁佩如. 亨廷顿的改革理论及对中国改革的启示[J]. 才智，2009，（17）.

[8] 金民卿. 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几个因素分析[EB/OL]. http：///society/manage/Forward/201201/t20120106_131979.htm，2012-01-15/2013-04-06.

[责任编辑 付洪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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