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与国家：对“国家构建”理论的一种反思

[摘 要]本文从探讨国家构建（文中等同“现代国家构建”）作为20世纪初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主题出发，考察国家构建问题在中国政治中的独特展现方式，提出既有国家构建理论缺乏群众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之间关系的研究，而关注基于群众的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独特历程是审视中国现代国家未来走向的前提和基础。

[关键词]群众；国家；国家构建；反思

[中图分类号] D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3）02-0009-05

一、国家构建：20世纪中国政治的基本主题

首先，传统政治和国家从本质上来说是建立在人的依附关系基础之上的，而现代民主政治和现代国家的建立则是人类实现政治解放、获致政治平等的过程与结果。从传统的、以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向现代资本社会的转变与现代民主政治和现代国家的构建是一致的，从人身依附关系中获得政治解放的个人成为现代政治和国家的基础，而现代国家和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完善也成为个人解放得以实现和持续的保障。

辛亥革命真正开始了中国民众政治解放的过程，虽然这一政治解放的要求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无法真正实现，但是以政治平等乃至社会平等为基础的民主共和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已经成为中国20世纪伊始便不可逆转的潮流，这种价值理想和现实努力中的强劲洪流既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和国家转型逻辑的体现，又是其根本的推动力量。不同社会中这一现代化潮流的具体实现方式和路径各有其异，然而其所带来的基本结果却相当一致，即以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传统国家的崩解和契合社会转型要求的现代国家的构建。现代国家构建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20世纪政治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其次，清末的内外交困使得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秩序逐渐崩解，在此背景下，有效的政治秩序和社会活力的确立需要新的政治理念与组织制度，最重要的便是要构建一个新的国家。这一国家从价值层面而言，能够实现人的政治解放与彰显民主共和的理念；从社会层面来说，又能够实现内部的统一和秩序的获致。而中国自近代以来的社会状况使其试图在建立一个“现代的国家”之外，尤其迫切要建立一个“有力的国家”，只有建立一个“有力的国家”，才可以从根本上实现中国对内的整合与统一、对外的自主与独立，从而现实地保障这一国家“现代性”价值的最终实现。自20世纪伊始，中国政治变革的过程就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而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及其对内统一和对外独立目标的实现则标志着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初步完成。因此，不仅近代中国对于现代化的理想追求使其必然含有现代国家构建的内容和要求，而且对于现代化破坏力的规避也使得近代中国亟需构建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国家，现代国家构建也因此毋庸置疑地成为中国20世纪政治发展的现实问题。

再次，从反映和作用于政治现实的思想与理论来看，在近代以来众多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普通人的思考和认知中，国家以及构建怎样一个新的国家也一直是个争论不断的核心问题。文化和心理层面对于理想意义上国家的探索与认知既可以被认为是对具体政治变革中所发生的国家构建现实的某种反映，其本身也可以被认为是国家构建的一个过程和层面，即将国家真正构建于深厚的文化基础和成熟的政治心理之上，或者说用深厚的文化基础和成熟的政治心理来构建和完善国家。近代以来，在思想文化层面同时存在着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批判与吸收以及对于西方政治理论的争论与发展，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国家和国家构建的问题，这深刻地影响着中国20世纪政治发展的内容，也使得国家构建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中应有的、现实的基本问题。

总之，虽然有关国家、现代国家概念的内涵，现代国家构建的内容、方式及现代国家构建理论本身的梳理、定位和适应性等问题仍存争论，但就现代国家构建而言，问题并不在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有无经历这一现实，而在于其是如何决定并体现在20世纪中国政治变革与发展之中。

二、国家构建：一致与差异

论证国家构建何以成为20世纪伊始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主题并不是说这一主题在中西方政治发展历程中的实现方式是相同的，将“国家构建”视为20世纪中国政治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人类政治现代化面临共同问题（人民政治身份转变、民主化、权力统一以及国际关系主体的确立等），然而上述相似任务完成的路径和方式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中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近代的世界充满了国家，但是它们都是经由不同的道路而来的。它们所走过的道路，直到今日仍然在它们身上留有标记。世界上并没有一种单一的国家形成的过程。这种过程从来就没有过。”[1]

西方首先进入并引导了现代化之路，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西方国家率先进入现代化进程使得现代化与西方化关系的厘清变得非常困难，这一困难又因西方国家向外扩张时对于现代化成果的推广而变得更加复杂。后发国家对于现代化进程的遵循往往无法明确是对于西方侵入者的服从抑或是对于其所承载的现代化必然趋势的迎合，对于历史规律性的理解与认可和对于被压迫现实的直面与承受之间往往是无法融合的，由此便引发对于西方现代化成果乃至现代化本身的质疑。

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无西方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的思想，也缺乏西方现代民主观念，而且数千年的中国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伊始，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逻辑来进行国家构建的，这与西方现代国家构建的方式、目标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作为国家主体的人民的特殊内涵及其与作为先进分子的领导者的关系、实现国家统一的社会革命方式、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以及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等等，都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和国家转型，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殊本质。

由此，必须认识到，西方现代国家的构建历程、模式和国家形态只能作为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参照，我们的视野不能囿于二者的共同特质甚至将二者等同起来，“用现代西方国家来透视中国国家形式就很难看清问题的实质”[2]。20世纪中国的国家转型是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的，因此我们便不能意图用西方的经验和结论消弭我们自身的特殊性以及忽略对我们自身客观而细致的理解。

三、国家构建理论：梳理与反思

如何认识中国现代国家自身的特殊本质及其构建的历史过程，进而真正总结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经验，就成为学界在进行中西方国家建设问题一般性的比较研究之后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首先，理论界对于现代国家概念及其适应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如徐勇教授提出现代国家两个基本特征，即“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并认为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以主权为核心，民主—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以主权在民为合法性基础。[3]杨光斌教授亦提出了“国家形态”的概念以对现代国家进行概括和理解：“国家力量相对于社会力量所表现出的形态，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形态。具体而言，国家形态是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因国家—社会互动所形成的政治形态（治理结构），以及由此政治形态产生的相应的政治过程和治理绩效。”[4]对于现代国家的阐发有助于廓清现代国家的概念，并将现代国家研究范式引入中国政治分析之中，但学界对于现代国家概念的理解及其适应性的问题仍没有形成一个基本和一致的框架，进而在有关国家构建问题探究的理论前提上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为了理解现代国家构建的内涵，首先有必要廓清国家的概念”[5]。

其次，学界对于现代国家构建的研究往往集中于探讨国家政权建设问题。而现代国家的“现代”性之根本特质并不在于其是一个更加统一的政权体系，而在于其真正迎合了现代民主的基本要求，建立在现代民主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如果“现代国家构建”只表现为国家政权的统一与强化，当国家政权建设从现代国家构建中脱离出来并成为后者的代表时，其对于现代民主的契合便往往难以实现，“集权主义是现代国家由来有因的一个特性”[6]。不仅如此，这也使得我们对于现代国家构建的定位更加工具和功利化了，从而也斩断了现代国家自身的理想性及其对于传统政治的传承。

再次，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国家概念与分析范式的不足使得我们在探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这一主题时往往非常强调其与西方现代国家构建之间的类同性，而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是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是依靠对群众的组织动员并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实现的。

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构建所依靠的对象与主体是“群众”，对群众的组织动员实现了党的生存和发展，也由此塑造了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国家”与一般意义上的西方现代国家构建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前者是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进行的，更在于中国共产党是在“党—群众”的逻辑中塑造国家和运作国家的，革命的领导者是党，党的依靠对象以及革命的主体则是群众，党的存在和意义并不在于自己利用群众构建国家，相反，党的目标在于通过对于群众的唤醒，希望群众利用群众自己的力量来构建属于群众自己的国家。因此，国家构建和新型国家的主体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公民”，而是“群众”。

反观现有研究，对于“国家构建”的理解往往建立在“公民—国家”的逻辑之上，“国家构建”成功与否在于作为其当然“公共物品”的“公民权利”实现和“公民身份”确认。然而，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构建经由的并不是从天赋人权到社会契约的和平原则和方式，而是通过群众组织动员基础上的社会革命实现的，群众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及其初步完成后，都是主体。在中国的政治逻辑和国家形态中，现代意义上的、一般性的公民权和公民身份是建立在群众身份的基础上的，这是中国国家转型的逻辑与历程所决定的。毋庸讳言，现代（主要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法制以及与此相关的“公民身份”和“公民权”当然是任何政治现代化和现代国家构建都必须履行的目标和任务，尤其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个体的独立和现代民主法治的完善，这一任务显得尤为突出。但不能因此认为“公民权”的缺失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缺陷”，也不能简单地将西方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及其逻辑搬用至中国国家构建上来。

将“公民”作为中国未来政治发展中急需的角色，这样的期待和理想或许是成立的，但必须认识到“群众”概念在20世纪中国政治和国家转型中凸显出来的原因以及“公民”身份、概念受到忽略的原因并不在于所谓的“缺乏民主法治”、“政治现代化”的不足，而在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构建以及政治现代化所遵循的是一条自己的路。

由此，我们对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认识不足不仅表现在国家构建历史的梳理和逻辑的理解上，也源自我们对于群众及其破坏性的现实体验以及对于理想意义上和西方意义上的“公民”身份的简单期许上。

四、群众与国家：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独特逻辑

群众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之间有着深刻而独特的关联，而这正是现有国家构建理论研究所忽视的。群众是一个表述“多数人”的概念，从古至今人类政治话语和历史中对于多数人的疑惧不可尽数。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只有当一种政治形态和政治共同体形式能够更好地为多数人的存在和发展服务，而非仅仅对其进行简单的摒斥之时，人类政治发展便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西方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为多数人从社会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提供了基础，多数人已经从原来的“群氓”和“暴民”逐渐地与“人民”发生关联，并因此成为西方现代政治逻辑成长的根本基础，没有作为人民的多数人的存在，现代民主政治和现代国家的产生难以可能。

“群众”一词成为中国自近代以来对于多数人的概括、角色定位和评价中最常用的、也是最具特色的用语。“群众”一词在中国语言文字中早已有之，然而其被赋予政治中的多数人的定义以及被赋予特定的价值内涵还是近代以来的事情。这一词汇的经久出现和流行本身就是中国特有政治逻辑的体现。“‘群众’概念的流行及其流行方式从一个侧面表明，它是与政治现实高度耦合的政治概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非常普通的政治术语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典型意义的政治文化符号之一，它凝聚着非常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反映着鲜明的政治特征。”[7]仅仅将诸如“群众”、“人民”、“路线”等当作无价值以及与现实政治毫无关涉的词汇，继用诸如“公民”、“民主”、“制度”之类的词汇及其背后的一般理论对前者加以简单的批驳和替代，并不能说是对于中国政治的客观定位与理解。“群众”概念的出现和变化以及由其所形成的诸多具体的政治理论、组织制度和行为方式等又使得中国政治的特有逻辑不断地形成和发展。

实现多数人对于政治生活的参与以及政治发展为多数人服务的目标，核心在于能否以及如何构建一个属于多数人的国家。在20世纪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多数人”是以作为被领导者的“人民群众”的面貌出现的。当然，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革命逻辑下，这里的“人民群众”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天然平等的上帝的子民，不拥有天赋的权利。在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但是没有先进的党的灌输和唤醒，则人民群众将永远湮灭在历史的浪底，成为历史不自觉的工具——这种“灌输”和“唤醒”并非西方意义上的权利赋予和代议，而是党的“领导”和“动员”。可以认为，党以及人民授予对象的权力是来源于人民的，但这种来源并非由“人民主权”和“社会契约”的逻辑构建，“共产主义群众运动坚持这样一条原则，即通过精英委员会和群众组织来实施授权式代表，它在为工人、农民、青年和妇女运动而组织的代表中得到了恰当的表述。这种正式的代表体系并不接受外部的验证，也不对科学社会主义之外它所宣称要代表的那些人负责。”[8]

群众之所以成为20世纪中国国家构建和政治发展中多数人的代称和展现，首先，现代国家的构建建立在多数人政治解放的基础之上，其本身也是多数人政治解放得以实现的前提和表现，而中国语境中的“群众”一词与多数人的含义紧密关联，因此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说，群众概念契合了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所希冀的迎合多数人解放的要求。虽然近代以来中国革命中的“群众”的概念以及由其为基础所构建起来的国家、民主的形态和逻辑都与西方现代国家和民主形态、逻辑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根本上二者都以其自身的方式实现了对于作为社会主体与下层的多数人的身份转换和有效吸纳。

其次，群众以及人民群众一词的出现和广泛运用与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对于中国近代以来政治发展的影响密切相关。从马克思、恩格斯对多数人历史价值的充分肯定，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对于作为先锋队的无产阶级政党与群众关系的阐发和运用，群众一词不仅与多数人和人民的价值内涵充分一致，更使得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及其作用的凸显变得可能和更加有效，群众和人民群众的解放始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标。一方面，没有群众（党员群众、阶级群众以及最广泛意义上的人民群众）则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和力量的获致便不可能；另一方面，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群众也不可能存在或者说不可能真正进入政治逻辑之中。因此，群众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作用的凸显，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的无产阶级政党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核心作用最为显著的体现。

再次，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充分吸收和发展了群众的理论，形成了独特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这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将阶级、政党和群众三者更好地结合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逻辑中，群众包含着阶级，群众观点和路线就是阶级观点和路线，党的工作就是群众工作，党的目标不在于自身而在于群众。因此，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及其阶级解放思想对于中国革命和政治发展的决定作用既通过其独特的有关群众的观点、路线和理论体现出来，党在国家构建和国家运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通过其有关群众的理论和方法展现出来。

群众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之间持久而独特的联系有其内在可循的原因，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自身逻辑和特质也因此而展开。自近代至当下的中国政治中，群众——政党——国家的理论依旧显著而深刻。无论对“群众”一词及其曾有的破坏性抱有多大的保留态度，不可否认，在自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政治、社会变革中，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源自其对于群众有效动员，党更通过其概念化和理论化的“群众路线”实现了自我的稳定和发展，进而完成了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这一政治发展的核心主题。中国政治中的公民身份和角色需要从群众中分解和成长起来，赋予公民在中国现代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须以对基于群众的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独特历程的深刻梳理和反思为前提。

参考文献：

[1][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140.

[2]郑永年.政治改革与中国国家建设[J].战略与管理，2001（2）.

[3]徐勇.“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J].东南学术，2006（4）.

[4]杨光斌，郑伟铭，刘倩.现代国家成长中的国家形态问题[J].天津社会科学，2009（4）.

[5]李强.从现代国家构建的视角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3）.

[6]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M].北京：三联书店，1998.346.

[7]丛日云.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概念分析[J].政法论坛，2005（2）.

[8][美]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李霞，等译[M].北京：三联书店，2004.475.

本文系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党的群众工作与基层民主建设的路径和机制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编号：11CZ007。

作者系法学博士、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

■ 责任编辑：胡中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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