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道到治道：中国文化的方向与出路

评价古人对于君主制的“错误态度”，同时也想当然地从这一角度追求中国未来政治制度的梦想。这种超越时代社会条件、把民主政治理想化、把中国的未来寄托于政体改造的做法，不仅在中国，也发生在二战后独立的印尼、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结果导致了这些国家长期的军人专政。

当前真正重要的是，中国文化在自我整合方式上有什么重要特点和规律，其权力/权威赖以建立并有效运作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当人们不遵守这些规律和机制时，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学习西方，也曾像许多亚洲国家一样模仿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付出代价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恰恰应该到被牟宗三先生摒弃的“治道”中寻找答案。这是因为，治道研究是在充分尊重文化习性的基础上，基于对某种文化中权威模式的认知，来分析权力发挥作用的有效方式。所以，它可以帮助说明某种政体在一种文化中发挥作用的条件是什么。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设想，在政体改革的目标尚未十分明朗的情况下，通过理清一种文化中有效的治道，也可以帮助我们逐渐发现政体改革的方向，因为政体或政治制度的变化必须有利于治道充分地发挥作用。

因此，牟宗三先生关于政道与治道的区分非常有意义，但他的不足之处则在于缺乏社会的、历史的眼光，将政道乌托邦化，忽视了在中国文化中有效的治道及其存在的文化心理基础。这正是本文所要着力探讨的问题。

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

美国著名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W. Pye）认为，和亚洲多数国家一样，中国人真正信得过的并不是公共权威，而是自己的私人关系（personal ties），一个在政府没有私人关系的人会感到孤立无助。他认为，中国和日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日本人虽同样重视和依赖关系，但他们公开地承认关系（on-giri，on可译为“恩”，giri指情义、情面、情理之类），明确提倡将这种关系作为政治运作的基础。而在中国，私人关系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一直被执政者视为公共利益的敌人，认为对党、国忠诚的人就不会拉关系。③正因如此，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公共立场与私人关系、国家利益与小团体利益之间的对立和消长，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典型的“公私矛盾”。④公私矛盾实际上就是文化心理学上常常讲到的“自己人”与“外人”（in-group/out-group）的区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帮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倾向。他认为，这种公私矛盾构成了中国政治的内在动力机制，⑤在政治上表现为国家与私人团体的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等等。

在笔者看来，上述中国文化的一系列内在矛盾，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关系本位”特征所导致的。这是因为，中国人倾向于在自己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寻找自己的安全感和人生价值；由于一个人不可能与所有人感情同样深，他们对待不同人的方式也自然呈现出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中国文化中的“公私矛盾”可以说正是这种层级化的人际关系所决定的：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我”是私，“集体”是公，于是有了初步的公私对立；当两个人关系亲近时，形成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和共识，把他们与“外人”区别开来，于是有了属于两个人的“小私”，这是“私”的初步发展；当一些人出于血缘、地缘、出身、身份、背景或需要等共同因素结成小团体时，就是“帮派”，古人称之为“同党”，这是“私”的进一步发展；当地方官员与他们共同的上级即中央发生利益冲突，需要共同来面对时，就形成所谓的“地方主义”。“地方主义”也是与国家相对立的新型的“私”。（见下图）

中国文化的关系本位，不仅在政治上表现出上述公私矛盾，还在行政上表现为任人唯亲与任人唯贤的永恒矛盾。白鲁恂指出，尽管国民党、共产党政府都反对人们拉关系、走后门，但这丝毫不等于私人关系就不发挥作用，相反，人人都时刻争相利用它为己服务。为了达到私人需要，人们拼命建立自己的关系网，从而瓦解公共权威，毁坏正式制度。所以，实际情况是，不管人们口头上如何强调国家和社会利益，在用人之际，还是千方百计地提拔那些跟自己感情亲近的人。

关系本位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君子”与“小人”之争几乎成为中国文化中独特的现象（我们很少在其他文化中看到从道德上对人的这样一种区分，或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从孔子开始，这种区分的主要标准就是道德：君子就是那些能顾及他人感受、做事公正的人；小人则相反，是那些罔顾他人感受、只顾私人利益的人。尽管小人总遭唾弃，但往往再高明的君子也难免在背后被指责为小人。这是因为，即使是君子，也不可能保证照顾所有人的感受，也可能在别人心目中成为小人；即使是小人，也会照顾亲近之人的感受，成为这些人心目中的君子。因此，君子/小人在理论上容易界定，在现实中则难分辨，它深刻地体现了以人际关系为本位的中国文化需要对做人方式的讲求。正因如此，君子与小人之争在中国文化中永恒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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