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立法

【摘要】方法是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方法论的研究对经济学研究者的一项重要素质。由刘永佶教授提出的经济学“道”、“法”、“术”、“技”是方法论研究中的重大突破，明确研究的道和法，是每一个经济学人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方法论；道；法

一、“明道立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我接触经济学方法论后的一个直观感受，在学习了主义主导、辩证矛盾、系统抽象、概念运动、论述体系等一系列方法论系统内容后，我意识到了方法论的学习对于经济研究的必要性，从而找到了打开理论知识的钥匙：它也应该是每一个经济学人专业研究开始的第一步——明道立法。

在长达四十余年的从事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过程中，刘永佶教授提出了他认为的人类理性思维形成的四个层次：“道”，“法”，“术”，“技”。在经济学研究中，道就是特定阶层的经济利益和意识的概括，即主义，以及由主义出发对经济矛盾系统的规定。而这里的法，是概括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成主义并研究总体性经济矛盾的方法。

在研究中，先有道，还是先有法？要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需要厘清经济学研究中道与法的关系。它绝不仅仅是道法术技中最高两层思维高低的比较，道比法更为根本，但是没有法的推进，道层面的高度概括就极有可能演变成一个单一的口号。就好比当今社会主义在很多人的眼里，只是与资本主义相对立，这种片面的理解是在法的层面没有取得作用的结果。从洋务运动以来，国人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知识和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是必须的，但当下则更需要的是自主的研究、研发。经济学上，我们也是这样学习英美、苏联，大多时候是把别国的理论和经验拿来套搬在本国经济现实之上做指导。且不说现代西方经济学已经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术技的层面，国人趋之若鹜地学习计量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这些经济学具体应用学科后，发现很多理论技术在中国又并不行得通，最后他们将经济中的一次次失败粗暴归结为国内市场的不成熟。忽略了经济研究的基本顺序，一直以来我们的做法可以说是跳过了道与法的层面，是将西方资本主义与我国国情不相符的道与法直接拿了来，才产生了现实经济实践中的种种效应折扣，同时也使资本主义国家成功地将他们本国适用的理论上升为“普遍真理”。

苏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也在道与法的方面出现了问题，很多人忽视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在方法论上的造诣，它并不单单的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应用，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都有所推进。一方面，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将哲学的主体从物转到了人才有了彻底的人道主义；另一方面，他的辩证法又是与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有着重大区别。马克思本人曾严肃声明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想他在那时应该就已经意识到了历史步伐是会推进人们不断做出调整和创新的，在不断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与方法与时俱进地丰富创新，这样的启迪来自方法论。经济学研究之法，从来不是先验地由某一个人提出的，他也不可能提的出，只有研究者在不断的研究进程中才能发现并继续运用于研究。道与法的关系，道是制约着法的，而法又是实现和贯彻道的途径，这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方法论的研究是经济学的重要内容，而非哲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演绎性应用，这是我们学习方法论的意义所在。作为一个内涵了主体性的研究者去研究经济时，明确自己的道之所在，建立有效的方法论系统，是首要解决的任务。

二、明道立法何以重要

明道立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

（一）道和法在人的认识四个层次中的地位

道是对人生及其条件、基本社会关系、制度矛盾及其融化的认知；法是论证道并对社会矛盾认识的原则和一般方法的规定，又是术、技两个层次的依据；术是法的展开和运用，主要针对具体矛盾的认识和规定；技是术的运用，也是术的经验来源，是认识和处理具体事物的技能。方法必须适应规则，同时使人更了解规则。方法的演进是人类文明程度的体现，文明的延续和发展需要方法的继承、更新和丰富。这四个层次是从抽象到具体的一个内在统一的整体，四者交互制约和促进。无论在哪一科学中，术技层面的探讨都要放在具体的学科和实际工作中去展开。人们首要进行和进入的，往往是最具抽象的道层面的界定。

（二）“明道立法”在刘永佶教授经济思想中的地位

1977年，大学毕业后的刘永佶教授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脑力劳动者，他立志要探讨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成了必要条件。从他的著作出版情况可以看出，他首先着手研究了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经过了十余年的时间，他在1987年出版了首部著作《资本论的逻辑》，1988年《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史》，1992年《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在法的层面的潜心研究有所成果之后他才开始在道的层面展開探讨，1992年他开始着手写《中国经济矛盾论》，在这一时期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的新见解，提出了“劳动社会主义”，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探讨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道”。刘永佶教授非常注重经济的国度性，在此后的研究中他专注分析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探讨内容涉及价值、民主等等，相继出版了一系列构成他本人经济思想大纲的书籍。然而对方法论的探讨也并没有止步，也不可能止步，刘永佶教授曾说经过了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研究使他更加意识到了方法论的重要性。在道的明确过程中，法是一直在发挥作用，潜在地影响着最终确立的主义的，在贯彻主义的过程中，它也不断地在做出自我更新升级。刘永佶教授的经济研究之所以取得了今天的成果，一定程度得益于最初那十年对方法论的潜心研究，再者，他本人对于方法的研究从未停止，至今应已有四十余年，这体现了明道立法在研究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道法与主体主义主题主张

刘永佶教授对中国经济矛盾的规定，初步体现在主体、主义、主题、主张这四要件的概括上。其中，主体是中国劳动者，他们构成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要代表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和意识，这是中国劳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根本。主义即劳动社会主义，这是对中国和全世界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理论概括，这里的主义即道。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是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主要内容是现行的经济制度、体制、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等，主题是对主义的展开和具体化。主张，是以改革发展劳动公有制主导现实中国经济矛盾的解决。

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内生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从主体的确定到主义的形成，再到明确主题、探讨主张，这一系列的进程要涉及的关节、经历的步骤、处理的各种程序和关系，都只有研究者本人才清楚，其研究过程遇到的各种麻烦和困难，得到的经验和教训，通过反思和总结，这就是方法。从主体到主义、主题、主张，有一以贯之的内核，也只有在道的层面能始终清晰立场，才能克服研究进程中的种种困难，不至于走偏，得出与主义不相符的主张。在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苏联的例子，苏联是最先取得社会主义运动成就的国家，然而在“苏联模式”下建立的公有制，一直只是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它在强调国家和集体所有的时候否认了劳动者的个人利益，行政集权大大破坏了民主自由，最终滋生出了利用体制和组织的与社会主义相悖的势力，国家的公仆变成了实际上的主人。可以说苏联一开始提出的道是正确的，在后来执行的过程中，由于没有法对道的正确贯彻，没有成功的改革，反而演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内在破坏力量，导致了苏联的解体。道与法的坚持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改革中是至关重要的矛和盾，在一国经济矛盾的主体、主义、主题、主张中，形成主义，是法的作用所在，明确主题，是法展开发挥作用的过程，主张是法作用发挥的结果，这些主张若能够最终贯彻道的主义，就是一套在当下完善适用的方法论。

（四）明道立法在历史上的见证

其实，经济学的道法术技并不是在刘永佶教授建立中国政治经济学矛盾体系时才有的，自经济科学形成以来，人们对道、法、术、技四个层次都进行了探讨，而且不同阶段不同主体分别有所侧重。

经济学是随着资本的形成而形成的，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却反过来得益于经济学的发展。重商主义是欧洲君主专制取代封建领主制时期所推行的经济政策，是首次出现的以资本关系为对象的经济学说。重商主义的研究集中反映了商业资本家的利益，由于当时他们是在强大的专制统治势力下进行的最初的研究，就不可能像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直言不讳地维护和论证资本主义的发展，违背了封建宗教的重商主义者之所以能够发表言论，在当时得益于国王与封建领主割据的矛盾，国王要统一需要大量的金钱，生财之道来源于商业资本家。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奇里梯安在系统提出重商主义理论时他的文章就以《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为题目，在方法上，重商主义者则采取“就事论事”的经验总结法以避开与基督教在原则上的冲突。在国王与资本家一来二去的合作與让利中，渐渐出现了早期的商业帝国，资本主义成功萌芽。

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里，这一时期产业资本逐渐占主导，魁奈、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注重资本的主义与制度及其取代封建与专制制度的论证。最有代表性的是政治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二重法，一方面，他运用抽象法比较全面地看到了经济运动的总体联系，比较深刻地揭示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矛盾。另一方面，他利用现象描述法，通过表面的联系来说明经济矛盾，虽然没有在本质上更深入，却使得其理论更有条理。后来的人们几乎是各执一端地继承了斯密的这两种方法，但不论哪一方，他们的做法实则都是从法的层次寻求对“资本主义”道的规定和论证。

从19世纪末开始，庸俗经济学家认为其所维护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巩固，便不再于道和法的层次为主论证和辩护，从而将重心转向术的层次，探讨资本结构、经营管理和国家的经济政策。再后，则扩展至技的层次，试图以所谓的“数学化”打造科学的具體技能，为资本所有者、经营者和政府服务。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方法论在从制度到体制、结构、经营管理的展开，所呈现的方法论是围绕着资本主义这一核心动态的、不断更新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在资本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已经没有意义的道和法两个层次，又在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劳动社会主义者这里得到了高度重视。即当研究的主体发生了改变，对经济的研究则需要回过头来从道法的层面重新开始建立体系，重新以法的层次寻求对道的规定论证。前面的研究者代表和概括的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意识，马克思站在代表全人类的立场上看到了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趋势，在道的层面，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在法的层面，确立了系统抽象法。如果说重商主义的出现是抓住了当时国王需要大量资本这一契机，社会主义的出现则没有这么幸运的机会，马克思的理论在当时是超前的，所以他对道的论证首先是从对旧制度的批判开始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伟大成就绝不仅仅是向我们证明了剩余价值的存在和被剥削，虽然马克思本人没有就方法论进行过专门探讨，这部著作却完美地展现了什么是系统抽象法、什么是概念运动。

三、当前我国经济研究的道和法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规定，国家的主体是人民。社会主义从一出现就被赋予了概括劳动者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成劳动者为主体的主义，论证劳动者的主义与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任务。从苏联的失败教训中可以得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还需要正确的方法的跟进，也正因如此，在现实中社会主义可以分阶段，国家和集体所有制是初级社会主义的过渡，如果将社会主义的道变成了简单的口号，这个主义最终会亡于初级阶段。当前我们发展充实社会主义，仍需要在道和法的两个层次探讨，进一步概括主体阶级利益和意识，揭示现实经济矛盾，论证制度、体制变革的趋势和途径。这在法的层面要求我们坚持并推进实践辩证法，这是唯一与主义相统一的中国的经济学方法论。

参考文献：

[1]刘永佶.经济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8

[3]刘永佶.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 主义 主题 主张.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

李思捷（1994.2-），女，汉族，陕西人，硕士，中央民族大学，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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