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党微观逻辑

摘要：当前，市场化、全球化与网络化成为推动基层党建发展的社会逻辑力量，而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推动基层党建发展的政治逻辑力量。基于社会结构的转型与群众生存方式的多元化，作为政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基层党建发展必须以巩固党的群众基础与提高党的领导的有效性作为根本政治诉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构建复合型党群关系，打造党组织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而无论是构建复合型党群关系还是打造党组织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都要求基层党组织建构枢纽型组织形态来予以承载。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为枢纽型党组织形态的构建提供了技术条件，探索运用信息技术来推进基层党建发展的尝试实际上是为全面推动党组织适应网络社会的组织形态转型与升级提供经验。

关键词：基层党建；国家治理；基层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03-0067-06

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发展。是在中国自身发展和人类现代化这两个历史逻辑共同演绎下实现的。鸦片战争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中国自身发展逻辑一直跟不上人类现代化逻辑，中国的发展不断受到了现代化逻辑的逼迫。建国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发展的主体性不断形成，然而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认识不清，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遭遇了挫折。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中国自身发展逻辑与人类社会现代化逻辑之间的契合性开始形成。这种契合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与时代发展要求相同步；二是中国共产党以及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中国政治结构，能够不断根据时代精神与现代化发展要求，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保持着对时代与社会的自觉与有效的引领。

这种契合性不仅体现在宏观层面，而且也体现在微观层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与信息革命的发展，人们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结构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革。为了适应这一转变，并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承担起领导使命，中国共产党将党的建设上升到“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高度来认识。由于基层党组织直接嵌入社会之中，因此推动基层党建创新与发展就成为“新的伟大工程”中的基础性内容之一。不论是从社会变革来看还是从政治发展来看，对于基层党建来说，当前都是一个关键时期，一个新的起点。从社会变革方面来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球化的加剧和网络社会的生成，新的交往方式与新的社会结构基本呈现，并处于加速发展状态。从政治发展来看，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标志着基于顶层设计而对既有体制和机制进行整体性再造的开始。由于基层党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深度变革之间有效连接与有机互动的重要机制，因此基层党建能否遵循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深度变革的逻辑进行自我创新与发展，将深刻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社会自身治理的有效性。

一、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基层党建发展的时代力量

党建国家的历史逻辑使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不仅具有政治功能，而且还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其中，政治功能以社会功能为基础。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基层党建发展都必须与基层社会治理方式结合起来考虑。同时，基层党组织是政党组织网络嵌入社会并实现与社会直接互动的终端，成为了政治体系与基层社会之间的一个中介，其发展受到政治逻辑和社会逻辑的双重影响。当前，中国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社会发展情况来看，市场化、全球化与网络化使社会结构与人们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政治发展来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中国政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由此，这两方面就成为推动基层党建发展的逻辑力量。

（一）市场化、全球化与网络化的加剧：推动基层党建发展的社会逻辑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先后经历了两场基于不同逻辑所带来的社会变革与社会转型：一场是由改革开放所引起的基于制度变迁而导致的。改革开放从两方面对社会产生影响：一是对内改革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与单位社会体制退出，人们生存形态开始从依附单位的单位化向依据契约的原子化转变，市场替代基层党组织成为经济领域的组织化力量，市场经济也使人们在国内空间内的流动成为了制度性可能；二是对外开放使人们的活动空间从国内向国际延伸，同时，现代化程度较深的国家和社会的观念与经验开始对我们产生影响，国际规则开始对我们产生规范作用。另一场是由网络普及所引起的基于技术革命而导致的。互联网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全面和深刻的，其中有三个方面是比较明显的：一是对人们的交往方式产生了根本冲击，人们可以快速地实现跨区域、即时性、去中心化和自组织化的交往；二是对人们关于空间的理解产生了冲击，互联网的出现生成了新的虚拟空间；三是对传统政治和社会运行机制的技术限制的突破，自媒体、大数据以及其他信息技术手段使社会运动以及政治活动等出现了新的形态，同时也使政治互动方式发生了变化。总之，市场化、全球化和网络化，使人们的交往方式、生存形态、活动空间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对党组织的运行方式与领导的有效性产生了冲击：一是使战争年代与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党的领导体制与机制产生了不适应；二是使工业化时代形成的政党运行模式产生了不适应。再加上，制度性因素与技术性因素几乎是同时产生影响，因此这种冲击的烈度就呈叠加状态。由于基层党组织是党组织直接嵌入社会并产生互动的部分，因此社会的快速变化对其影响就显得尤为明显。

（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基层党建发展的政治逻辑力量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的机理，不仅反映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推动或阻碍上，而且还体现为上层建筑的发展具有相对自主性，并按照自身发展逻辑演绎着。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与经济基础互动最直接的部分，基层党组织以及以其为核心而形成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发展，不仅要受到作为经济基础变化的表现形式的社会变革的影响，而且还为上层建筑自身发展的逻辑所决定。在改革开放推进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共同作用下，现代国家治理要素不断生成，但也存在着现代化程度不足的现象，为此，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这标志着中国政治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政党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部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意味着党的建设也必须遵照新的政治发展逻辑予以创新与发展，为此。中共中央提出了党的建设制度创新的命题。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组织网络的最末端，是与国家治理体系其他部分互动最直接的部分，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治理模式更是直接感受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紧迫性，因此推动基层党建发展就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与基层党建发展：基于政党发展视角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职能包括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两方面的内容。政治统治以社会管理为基础，而社会管理的实现形式必须根据社会的变化与政治发展要求的变化而发展。其中，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又由经济管理与社会治理组成，这就意味着经济管理与社会治理必须根据社会发展而创新。在中国发展历史逻辑与现代政治发展逻辑的共同作用下，党建国家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历史选择，这一特点使中国共产党不仅负有建设国家的使命，而且还承担着建设社会的任务。为了克服社会的分散性与现代化建设的组织化诉求之间的矛盾。建国之后中国共产党选择以党的组织网络为基础来构建社会，由此形成了单位社会体制，从而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组织化基础。然而，这一社会治理模式能够为现代化建设奠定组织化基础，却不能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持续的内在动力，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由此市场成为了经济领域的组织化力量。同时，随着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社会多元主体开始生成，特别是网络社会的崛起，使社会自主化现象开始出现。于是，将新兴社会力量进行有效整合，并使之转化为社会治理的建设性因素，以及使既有的各种社会治理力量与这些新兴治理力量实现有效合作，就成为新时期国家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面对着上述社会治理的新任务，在政治上处于领导地位以及在社会上曾经起到核心作用的基层党组织必须迅速作出反应，推动自身创新与发展，在有效整合社会新兴治理力量的过程中构建政党主导、多元合作的社会治理模式，进而达到党的有效领导与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有机统一的目的。

二、巩固党的群众基础与提高党对社会领导的有效性：新时期基层党建发展的政治诉求

作为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政治功能与社会功能，而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保证国家职能的有效实现，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也必须具有与国家职能相匹配的政治职能与社会职能。不论是作为政党还是作为执政党，都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必须实现有效领导，在社会上必须推动有效治理。后者必须服务于前者，前者必须以后者为基础。

（一）巩固群众基础与实现有效领导：社会变革对政党发展的两大挑战

作为现代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政治组织，政党基于价值、利益以及交往方式等，在社会成员认同基础上，通过对分化了的社会成员的有效整合，达到影响和掌握国家政权的目的，因此获得群众认同以及实现对群众的有效领导和整合，是政党领导和执政的重要政治基础。然而，价值内容、利益关系和交往方式可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这就导致政党领导和执政的政治基础需要不断维护，并通过政党的意识形态与组织形态的发展而实现。随着市场化、全球化与网络化的加剧，中国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利益诉求与交往方式的多元化倾向也越发严重，由此，巩固党的群众基础以及实现党的有效领导这两大政治基础也面临着考验。这就要求，党组织必须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在意识形态与组织形态上进行创新与调整。基于研究主题的要求，本文仅对党的组织形态创新与调整进行研究。

（二）建构复合型党群关系与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创新基层党建以适应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规定

任何创新都必须遵循相应规律进行，同样，政党组织形态创新必须根据政党组织自身发展的逻辑与机理而展开。所谓组织实际上就是权力关系的集合体，因此政党组织实际上是党内权力关系以及政党对外权力关系的有机统一。其中，实现对社会与国家的领导，即对外权力关系的实现，是党内权力关系设置与创新的重要根据与条件。而对外权力关系要得到有效实现，也必须根据政党权力作用对象的结构和现状而进行不断调整。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要对国家和社会实现有效领导，就必须根据国家建设与社会结构的变化进行创新。

基于本文研究对象，我们认为党组织特别是基层党组织要实现对社会的领导，必须根据群众的情况进行调整。马克思认为，对社会形态的分析可以有两种标准：一是以所有制归属为基础的阶级。二是以人们交往方式为基础的生存形态。如果根据后者，我们认为，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依附于单位，而单位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因此单位化社会成员与党组织之间有着较高的利益相关度，党组织只要做好党建工作，不愁群众不接受党的领导。在市场经济初期，市场的契约原则使社会成员处于原子化状态，同时所有制多元化导致单位社会衰微，党群关系所依附的传统社会基础和利益关系发生了变化，这就使党群关系构建的逻辑与原则需要调整与创新，与原子化社会成员关系的建立成为党群关系建构的重点。随着市场化、全球化与网络化的加剧，社会开始出现自我组织化力量，社会成员中单位化、原子化与自组织化三种生存形态并存，而处于不同形态下的社会成员的行动逻辑具有较大差异，基层党组织要与这三种生存形态下的社会成员之间建立密切关系就必须采取差异化方式，我们将以此为原则而建立起来的党群关系称为复合型党群关系。我们认为，构建复合型党群关系是目前基层党组织各方面工作创新的根本依据。也是创新基层党组织以适应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规定。

（三）打造党组织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与增强党对社会领导的有效性：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发展基层党建的现实选择

党组织要构建复合型党群关系，必须在与社会互动与推动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去实现，并在此过程中不断调整自身。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中必须扮演核心领导作用。一方面，中国社会建设与发展需要党组织发挥作用，同时，党组织也具有社会治理功能。另一方面。党组织必须在社会治理中起到领导作用。同时，党组织的领导还必须具有有效性。综合上述两方面，我们认为，党组织必须针对社会成员生存形态差异化的需求，将既有的与新兴的社会治理力量都充分调动起来，并建立新的具有包容性的框架与模式，使它们能够在党组织领导下实现有机合作，从而达到社会有效治理与政党有效领导相统一的目的。同时，构建党组织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也是实现党对社会的有效领导的重要手段。

从我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有机政治建设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现代政治结构要素主体的党、国家与社会之间，能够基于整体政治发展而形成相互反应、相互支持的关系，达到各要素功能都得到充分发挥，且政治整体功能得到有效体现的有机状态，即政党强、国家强和社会强的“三强”状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政党能够按照法治化国家建设与相对自主的社会建设的要求调整自身，并在此过程中不仅获得领导有效性，而且还能使国家核心能力得到提升与巩固。对于有机政治建构来说，上述两方面内容不仅要体现在整个政治建设方面，而且还要体现在政治建设的各个层面。其中，在微观层面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能够做到党组织、政府与社会三方面力量能够有机互动，形成有效治理；二是能够使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起到主导作用。我们认为，党组织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就是上述两方面内容统一的具体体现。

三、建构枢纽型组织形态：适应基层党建发展政治诉求的基层党建组织形态创新

对于新时期的基层党建来说，构建复合型党群关系是其内在的政治诉求与本质规定，而打造党组织主导的多元社会治理模式是其外在的社会目的与实现方式。然而，不论是实现内在诉求还是达到外在目的，都要求基层党组织建构枢纽型组织形态来予以承载。

（一）构建基层党建的枢纽型组织形态：党组织内在和外在权力关系有效衔接的要求

所谓组织形态是指政党组织中以权力关系为基础的包括组织权力、组织结构、组织过程以及组织价值等内容的组织内政治生活的总和。从权力关系角度来看，复合型党群关系是指党组织与不同形态群众之间所形成的密切与有效的权力关系，而党组织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是复合型党群关系在社会治理中的体现。这两方面内容都只涉及党组织外在的权力关系。而要使外在权力关系得到有效实现，就要求与之相关联的党组织内在的权力关系与其形成有效衔接。这就必须通过构建枢纽型组织形态，使基层党建能够适应外在权力关系的变化与发展。概括起来说，要达到这一目的，基层党组织必须从以支配性为诉求的单维权力运行模式的平面化的同心型组织形态，向以引领性为诉求的多维权力运行模式的立体化的枢纽型组织形态转变。这就要求党组织必须在组织权力、组织结构、组织过程与组织价值等方面加以重新再造。通过枢纽型组织形态构建，党组织可以使各种社会治理资源通过其所建立的各类机制与网络，在不同对象之间实现有效对接，一方面可以达到党组织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得以构建的目的，从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另一方面还可以达到党组织的领导有效性提升的目的，从而使复合型党群关系得以构建。

（二）打破体制内组织区隔与打破组织的体制区隔：构建基层党建枢纽型组织形态的关键

基层党组织构建枢纽型组织形态涉及对组织内部权力关系的再造和与组织外部权力关系的对接。这两方面内容都非常复杂，受篇幅限制，本文无法详细展开。这里我们将对其中关键权力关系的构建问题进行说明。

我们认为，在组织内部权力关系的构建上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是打破体制内组织区隔。目前在有效整合社会方面，体制内最大障碍之一就是党组织内部各部门之间以及党组织与群团组织之间，基于部门利益以及条块体制等形成了工作上的区隔，无法形成合力，特别是相对弱势的群团组织在工作资源以及重视程度上都受到了严重削弱。然而，在新的条件下，社会治理中群团组织的作用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显得重要，如果无法得到基层党组织的有力支持，将会严重影响到党的领导的有效性。因此，打破体制内组织区隔应该作为枢纽型组织形态建设的重点，具体来说应该打破以下三方面的区隔：一是打破党组织部门之间的区隔，二是打破条块体制之间的区隔，三是打破党组织与群团组织之间的区隔。

在党组织外部权力关系的构建上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是打破组织的体制区隔。我们知道，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网络社会的生成，在社会中开始出现大量的社会组织，这标志着社会已经形成了自组织化的能力。因此，能否有效实现对这些社会组织的整合，不仅涉及社会治理问题，而且涉及党的政治领导问题。但是，由于偏见或对问题的实质认识不清等缘故，许多地方党组织对这些社会组织或者排斥，或者漠视，或者只是单纯将其当作社会治理资源，或者只是强调在其中建立党组织，而没有建立相应机制将其进行有效整合，并转化为党建资源。因此，在构建枢纽型组织形态时，我们应该通过构建相应机制，打破组织的体制区隔，将其转化为党建资源，不仅使其能够与党组织合作，还使其能够成为党服务群众的力量。

（三）流程再造与组织再造：构建基层党建枢纽型组织形态的内容

从本质上来说，之所以要构建基层党建枢纽型组织形态，是因为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变化，导致党组织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需要新的实现方式，即组织的外部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要求党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必须根据这一变化进行调整，使其能够与组织外部变化了的权力关系实现形式进行衔接。这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流程再造。二是组织再造。流程再造是对党整合社会的组织体系内部的部门和组织之间，为了更好实现对外整合与社会治理的需要，而对彼此合作与互动的机制和流程进行再造，即打破体制内组织区隔。组织再造是在组织流程再造基础上对整个组织进行再造，这涉及四方面的内容：一是党组织管理权限的调整与组织结构的变革；二是党员管理模式的变革；三是党组织边界的重新明确；四是组织功能实现形式的创新。这里既涉及打破体制内组织区隔的内容，也涉及打破组织的体制区隔问题。总而言之，枢纽型组织形态构建实际上就是打造基层党建升级版，不仅涉及作为一个系统过程的具体改造内容，而且涉及对政党作用在新的社会形态下的实现形式的理解。由于基层党建涉及的领域很多，我们这里只能对原理性内容进行阐述，而没有办法提出具体方案，这些方案的具体内容留待以后对各领域进行分析时再作详细说明。

四、网络重塑组织：基层党建枢纽型组织形态构建的技术逻辑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先后甚至可以说是同时经历了制度变迁逻辑与技术革命逻辑所导致的社会结构转型，其中后者的影响相对来说更为根本。这两方面都对人们的交往方式产生了根本性冲击，由此也要求与之互动的各类社会与政治组织必须发生转型。市场经济的到来，要求基层党建必须构建枢纽型组织形态才能实现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性作用，从而为复合型党群关系构建奠定组织基础。而网络社会的到来，使枢纽型组织形态构建突破了许多技术上的障碍，不仅能够支持流程再造，而且还为组织形态发展赋予了全新的内涵。

（一）政党如何适应网络社会：技术革命带来的命题

现代政党诞生于19世纪中叶。马克思认为，现代政党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能够诞生，除了社会和政治因素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条件使人们的快速聚集与组织成为可能。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这种技术因素的影响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火车的出现导致人口在空间上的流动速度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使人们快速聚集成为了可能。二是工厂化生产形式的出现使工人形成了组织化的个性和特征。这就意味着，从技术与社会角度来说，政党是诞生于工业化社会，适应工业化社会条件下人们交往方式的政治组织。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出现。人类进入了网络社会，互联网不仅建构了一个网络的虚拟空间，而且使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即时的跨区域的快速交往，能够基于价值、利益与兴趣而快速地进行自组织化。这就意味着，组织技术因素发生了根本性变迁，同时人们的交往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由此也就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诞生并适应于工业化社会的政党能否适应以及应该如何适应网络社会？这一问题，不仅中国共产党会遇到，而且是当今世界所有政党共同面临的问题，于是就有学者提出了一个学术性命题：政党究竟将衰落，还是将转型？

（二）信息技术运用与组织再造：网络社会条件下基层党建发展的技术逻辑

对于上述命题，我们的答案是：政党将通过升级而实现转型。理由有二：一是从辩证法角度来说，新的条件的出现，可能会对既有事物产生冲击，但是对那些依然还符合社会基本条件并具有相应功能的事物，更多的是扬弃而不是取消。对于政党来说，网络社会的到来，对其更多的是产生改造作用。因为政党的功能依然还存在着。二是信息技术革命可以为政党有效发挥作用提供新的技术手段。在过去，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政党的许多功能必须通过自身实体的组织网络来实现，而在网络条件下，许多功能可以通过互联网络来实现，这就使政党组织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于基层党建来说，我们认为，互联网技术也同样是从两方面产生影响：一是网络社会使人们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变化，导致既有党组织许多管理方式与动员方式效果削弱，甚至失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适应网络社会，运用信息技术对流程进行再造，以及推动组织形态创新。二是大数据技术的出现，使党组织可以利用该技术实现党员管理与社会治理的革命性变革，从而使市场经济对党组织所产生的影响和冲击可以通过信息技术手段予以救济，乃至使党组织的组织形态与运行方式得以升级。

（三）跳出科层制思维：网络社会条件下基层党建发展的组织逻辑

传统政党组织形态是在适应工业化社会的过程中不断探索而形成的。在现代工业化社会条件下，政治领导与社会管理需要克服的一对重要矛盾就是超大规模社会管理与人的理性有限之间的冲突，为此，科层制就成为现代政治领导与社会管理的一个工具性模式。在政党中，科层制也通过党组织体系的建立而得以贯彻。因此。各级组织有各自的权限，并且对于地方与基层来说，不同组织之间边界明晰，组织网络隶属关系清楚。正是通过具有科层制特色的组织体系构建，政党实现了对国家与社会的有效领导。然而，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人们不仅生活在物理空间内，而且还活动于网络空间中，并且交往方式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去区域化、去中心化等特点明显，在组织建构上具有明显的扁平化特征。这就意味着，在网络社会条件下，组织改造以及组织活动空间应该跳出传统科层制思维，实现信息共享，以打破地域性与科层性的区隔。

（四）网络重塑组织：信息技术运用与基层党建枢纽型组织形态的实现

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目前所研究的问题，不是所谓简单运用信息技术实现党组织管理上某方面突破的问题，而是适应网络社会人们的交往方式以创造一种新的政党组织形态的努力。因此，我们必须对网络社会出现以来各类网络技术对政党建设以及社会治理所带来的问题进行认真盘点，同时也应该对信息技术的出现使政党组织形态的改造以及解决曾经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情况进行分析。在上述两方面工作基础上，我们还必须对信息技术发展趋势进行预判，分析这些技术的出现可能会对社会变革与政党建设产生哪些影响，以及政党可能可利用这些技术解决哪些根本性问题，而后未雨绸缪，提出全套推进基层党建枢纽型组织形态建设乃至整个政党建设的系统方案，以推动党的组织形态的转型与升级。

结语：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党微观逻辑

中国的发展是在人类现代化逻辑与中国自身发展逻辑共同演绎下实现的。市场化、全球化与网络化的深入作为人类现代化逻辑在当代的表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中国自身发展逻辑在当前所提出的命题也对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使中国的发展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并在此过程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因此，在上述两个逻辑中，前者决定了后者。

基层党建同样也受到了上述两个逻辑的影响，市场化、全球化与网络化成为推动其发展的社会逻辑力量，而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推动其发展的政治逻辑力量。在这两个逻辑力量的推动之下，基层党建内在地需要创新与发展。作为政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基层党建不仅有社会性诉求，而且还有政治性诉求。基于社会结构的转型与群众生存方式的多元化，基层党建发展必须以巩固党的群众基础与提高党的领导有效性作为根本政治诉求。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构建复合型党群关系，打造党组织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而无论是构建复合型党群关系还是打造党组织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都要求基层党组织建构枢纽型组织形态来予以承载。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一方面使传统基层党建模式受到了冲击，而另一方面也为枢纽型党组织形态的构建提供了技术条件。更为根本的是，网络社会的到来，使诞生于工业化社会条件下的政党组织形态受到了根本冲击，因此探索运用信息技术来推进基层党建发展的尝试。实际上是为全面推动党组织适应网络社会的组织形态转型与升级提供经验。

作者简介：郑长忠，男，1969年生，福建福清人，法学博士，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上海市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上海，200433。

（责任编辑 刘龙伏）

推荐访问:政党 微观 治理 逻辑 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