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下的忧患

一

18世纪的中国在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步入了前所未有的“盛世”。从传统的意义来看，所谓“盛世”，包括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权威秩序得以确认和强化，铲除地方割据势力，吏治相对清明；通过对外用兵拓展疆域、巩固边疆，加强边远少数民族对清朝的认同感、归附感；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士人在科举体制内获得对知识、权力的满足，异端情绪逐渐平息；经济发展，商业繁荣，人口增长，农民生活相对富足。这些条件到乾隆年间都已具备。好大喜功的康熙、乾隆两帝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远超历代君主，事实上他们在位的时间也最长，几乎跨越18世纪。中国历代的疆域版图之广以乾隆朝为最。毫无疑问，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此，戴逸先生中肯地指出：“直到18世纪，当时正处在清朝的康雍乾盛世，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大大巩固。如果只把它和汉、唐、元、明作纵向比较，而不进行世界的横向比较，中国封建社会看起来仍具有活力，仍在继续发展。18世纪的中国确有值得称道的巨大成就。”（戴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页）

与此相适应，18世纪的北京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具国际性意义的都市。北京不仅是东方世界的交流中心，周边的朝鲜、日本、琉球、安南、吕宋、暹罗、缅甸、汶莱等国，以及东南亚、中亚、西亚诸国保持着与清朝的传统往来关系，而且是与欧洲各国交往最为频繁的东方都城。欧洲通过传教士、外交使节、贸易往来三条途径与北京保持密切的交往关系。据统计，18世纪耶稣会派往北京或游历过北京的传教士达到115名（参见拙作《十八世纪法国耶稣会士的“北京经验”》，载《中国文化》第三十四期，2011年秋季号）；迄至1840年，遣使会派往北京的传教士至少有18名（迄今对遣使会研究的中文成果甚为缺乏，遣使会在耶稣会被解散后，取而代替耶稣会在北京的角色，同时大力发展华人主教、司铎，成为19世纪在北京传教举足轻重的势力）；方济各会在北京设立了教区。从1716年到1860年，俄罗斯东正教向北京派出布道团十三届，约有130多名神职人员；这些传教士常驻北京，集传教、外交、研究与搜集情报于一身。平心而论，这些西来的传教士大力发展西方汉学，在世界范围内架起了一座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极大地满足了西方了解中国、将中国文化带往西方的欲望，引发了18世纪欧洲的“中国潮”、“中国风”；同时将西方的宗教、文化、科技带到中国。另一方面，西方传教士也是向东方殖民开拓的先行者。他们因长驻北京，有的甚至充当西方获取中国情报的“坐探”。在18世纪，欧洲各国派遣赴京的使团或使节，俄罗斯有伊兹玛依洛夫使团（1720—1721）、萨瓦使团（1726—1727），葡萄牙有裴拉理使团（1720—1721）、麦德乐使团（1727）、巴哲格使团（1753），英国有马戛尔尼使团（1793），荷兰有德胜、范罢览使团（1795），教廷有多罗使团（1705）、嘉乐使团（1720—1721），中欧外交继续保持往来。《皇清职贡图》卷一曾对来往的欧洲使节加以描绘，内中涉及俄罗斯、英吉利、法兰西、荷兰等国。在商贸方面，来自北方的俄罗斯商队在北京展开活动，北京成为中俄贸易的主要场所；传教士、欧洲其他国家使节、使团随身携带的物品、礼品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城。可以说，北京与欧洲的来往保持相当开放的局面。从整体来说，18世纪的中国仍然维持封闭的状态，但从局部诸如北京、广州这些城市来说，却与外部保持频繁的联系。北京是当时世界上与外部交往最为频繁的都城，北京有足够的渠道了解外部世界。

与18世纪欧洲的代表性城市巴黎、伦敦、莫斯科、罗马相比，在城市规模、人口数量、财富积聚、文化含量等方面，北京都具有无可比拟的明显优势。这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秩序给北京带来的丰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资源密切相关。

二

不过，中欧之间的交流（特别是信息交流）并不对称。在中西互相对望、互相对话、互相认识的18世纪，欧洲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超过中国对西方了解的程度，西方从中国获取的资讯和灵感远远超过中国从西方所得到的一切。中西之间的这一差距在19世纪得到应验。中国因对西方了解甚少，或根本不了解而屡受战争挫辱，反过来被迫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

通过长达两三百年与中国的接触，特别是驻节北京的亲身经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从外部到内部、从表层到深入、从地方到中央，有了极大的发展。西方对中国基本国情包括历史、地理、人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的了解不能说已了如指掌，但大体不差，法国耶稣会士的三大汉学名著和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报告可谓明证。神秘的紫禁城对于那些频频出入宫廷的传教士来说其实已经熟悉，由于担任中欧交往之间的翻译，清廷的外交秘辛完全为传教士们所知晓。从利玛窦以来，北京作为帝都始终是耶稣会士工作的主要目标和重心所在，耶稣会士从适应策略——知识传教——上层传教，逐渐形成一套系统的行之有效的传教策略，这样一种传教策略对后来的西方对华战略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西方通过长期的、各种途径的接触，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皇帝是国家重心之所在，故其远征中国的战略，逐渐从沿海骚扰发展到打入京城，“擒贼先擒王”的“斩首”策略。面对辽阔的中华大地，西欧列强和俄罗斯采取的是不同殖民战略：俄罗斯寻求向东、向南扩张领土，对宗教传播兴趣不大；英、法、葡、意等国主要是在东南沿海骚扰和活动，对宗教远征和商贸往来怀抱浓厚的兴趣。“北京经验”在西人的“中国经验”中可谓重中之重，称得上是其精粹之所在。

来京的西方人士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对中国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科技水平、军事实力进行评估。关于政治制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卷第6章《中国的政府机构》对明朝的政府机构及其职能加以介绍。安文思的《中国新史》从第12章到第16章，用了五章的篇幅介绍清初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机构和京兆机构，基本上符合清廷实情。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第9封信为《致红衣主教德斯泰大人：论中国政治及政府》。杜赫德编辑《中华帝国志》第二卷大篇幅地评述了清朝的宫廷礼仪、政治制度。约翰·巴罗的《中国旅行记》第七章专门讨论了“政府一法律一地租和赋税一岁人一文官、武官，及文武机构”这些政治问题。《马戛尔尼勋爵私人日志》则评述了清朝政府、司法、文武官员的等级和制度等问题。这些文献不断充实西方对中国政治内情的了解，更新他们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认识。在西方没有发展出近代意义的文官制度以前，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和官僚制度所呈现的规范、有序和完备的体系给西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庞大的帝国体系和精密的官僚制度是令西人着迷且精研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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