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华外国记者的关注与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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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华外国记者是一个特殊的传播群体，身处中国、报道中国，却又立足本国、服务本国。他们是中国信息经筛选后流向国外的第一道“滤网”。与我国媒体对外报道相比，他们的报道更直接地迎合并影响着国外各界人士对中国的关注与认知，参与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塑造，间接左右着中国的国际关系发展。截至2012年1月，共有58个国家的421家新闻机构向中国派出常驻记者，人数突破700名。①这一数字无论相对于中国人口，还是中国记者人数都显得微不足道，但在报道中国和塑造中国国际形象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值得关注。

有关驻华外国记者的研究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对驻华外国记者的历史研究，重点在他们视域下的中国形象，或突出对华友好的外国记者事迹；另一类是对驻华外国记者现状的研究，偏重他们的新闻实践与中国观，该类研究近年来逐渐增多，对外传播的实用与针对程度更强。《金融时报》中文网的“有色眼镜——外国记者看中国”栏目则为了解和研究驻华外国记者工作现状提供了一个机遇。

“有色眼镜”本是带有偏见的新闻报道的代名词，但《金融时报》中文网却将其解读为外国驻华记者观察中国的不同维度。自2012年5月推出第一期节目后，至12月 28日，“有色眼镜”共制作并上线12期驻华记者的访谈视频，每期通常10-15分钟，详见下表。

本研究对“有色眼镜”受访者的谈话进行汇总，分析其关注点，了解其工作困惑，提出借力驻华记者改善对外传播的建议。

驻华外国记者的关注点

（一）中国政治人物及政治话题热度不减。

“有色眼镜”在节目最后设立了固定问答环节，其中一个问题是在中国最想采访的人是谁。尽管有像NHK的道传爱子回答最想采访北京的老大妈，但更多记者的回答都主要集中在习近平、胡锦涛、温家宝，甚至毛泽东等。一方面，中国政治领袖具有较高新闻价值，是驻外记者在驻在国受重视程度和人脉关系的证明，对记者们极具吸引力。另一方面也说明，驻华外国记者在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没有降低他们对中国政治的好奇与关心。大部分驻华记者坦承，他们经常看的中国媒体是《人民日报》。路透社林洸耀在其他访谈中曾说，在他几十年的驻华经历中，每天都坚持研读《人民日报》，特别是头版，从字里行间揣摩中国政治的变动，从侧面证明驻华记者对中国政治关注热情不减。

（二）以来源国为参照，关注中国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之一，这让很多驻华外国记者叹为观止。但他们对中国建设成就的报道往往以其来源国情况作为参照。如《印度斯坦时报》李学华在访谈中说，北京城市规模的庞大在他看来与印度的新德里等大都市没什么差别，但是北京轨道交通的使用人数之多、运行的准时和管理的高效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也就更容易成为报道题目。德国《世界报》的埃林有过在前东德生活的经历，因此他对中国的观察总是与民主德国进行比较，他更关注社会变迁下文化之根的守护与延续问题。在谈及对中国发展的印象时，既有《纽约客》的欧逸文感叹中国人的勤劳、真诚和务实，又有路透社前总编史进德对环境污染、拜金主义兴起的担忧，这些关注也多源自对其国家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反思。

（三）人性话题永恒，激发人生思考。

在访谈中，当被问及最令其记忆深刻的中国报道是什么，《金融时报》的吉密欧和《联合早报》的韩咏红不约而同回答是对2008年汶川地震的采访与报道。吉密欧说，尽管已经看到了很多尸体，但是看到家长第一次看到他们去世的孩子时，那个场面让他受不了，他至今偶尔还会有噩梦。但他也看到灾难中，不同的人团结起来救灾，所以他既看到了最惨的事情，也看到了人性最美的一面。韩咏红说，当她徒步进入汶川震区后，看到灾难中的人们还是很有尊严的生活，还懂得与他人去分享物资，促使她对人生看法有一个改变，尊严与人性相对于物质更为重要。因此，对中国报道不仅仅是驻华记者去履行职务，也包含着他们自我的思考和感悟。

驻华外国记者的困惑

（一）中国官方新闻供给的利与弊。

日本经济新闻记者森安健说，中国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每次都配有英文翻译，记者除了用中文提问还可以用英文提问，这在日本都是没有的。中国外交部自2012年起，将每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提高为五次，在其网站上为外国记者安排了各类采访路线，通过官方途径为他们提供便利。但受访的外国记者在肯定中国新闻发布制度的改进与官方服务完善的同时，也提出了他们希望改进的方面。对于埃林来说，采访中国领导人是件很矛盾的事情，因为官方安排采访过程非常复杂，即便安排上了，与领导人不大可能谈很多轻松、个人的话题，报道回国内受众并不爱看。记者陷入了一种困境，一方面是获得采访权的极大荣誉和预留的大量版面，另一方面却是缺乏能够讨得本国受众欢心的内容。《韩国时报》李成贤则说，中国应该让外国人了解中国普通人、中国领导人的看法，但是目前除了官方渠道，能够实现这一目的的其他渠道还较少。

（二）中国有自己观点、但论证不够。

受访外国记者大多都认为媒体应该反映不同的声音，但是如何表达，他们则有自己的看法。《韩国时报》李成贤说，中国经常提“和平崛起”，但是中国如何提是一回事，而国外如何看又是一回事，所以中国要想取得外界的理解，不能仅提一些概念，更要努力地解释一下，这样就更好了。此外，吉密欧的访谈还提到，让他在中国最不能接受的是，当他写了批评中国政策的文章后被说“你不了解中国”或“你不懂中国”。无独有偶，李成贤在自己的微博上也说，他最反感的事情也是被说不懂中国。中国有句俗语叫“对事不对人”，说这些“中国通”不懂中国显然冒犯了他们的职业尊严，简单而生硬，缺乏论据的批评无法让这些驻华记者心服口服。

“有色眼镜”的启示

（一）驻华外国记者的成见是常态，解释与说服是永久的工作。

在访谈当中，几乎所有记者都承认西方对中国的报道存有偏见，“有色眼镜”是存在的，但他们也都否认刻意对中国进行了不公正报道。有记者从技术层面说他们对中国的报道一定要有三个消息源，是严谨的。有记者从中国的国际地位说，一个大国应该可以承受带有偏见的报道。还有记者从注意力有限的角度认为，西方世界有自己的麻烦，没有精力和理由故意难为中国，最多也只是不了解中国。不论他们的说法是否有道理，国外媒体对中国带有成见的报道总会给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国际形象带来负面影响，不能听之任之。在目前传播全球化、信息渠道多元化的环境中，出于各种不同利益，带有成见的报道和观点将成为一种常态，我国相关部门应逐步适应这种情况，合理定位与外国记者的关系，与他们大多数的人既不会成为密友，也不会成为仇敌，跳出两极，将其视作需进行持续交流的对象，不断就他们提出的观点和问题进行解释、说服，甚至辩驳，要晓之以理，论之有据。

（二）关注驻华外国记者的职业工作与个人生活，合理助其发展。

从对驻华外国记者的访谈中可以看出，外国驻华记者观察与报道中国，既是为了完成工作，也是为了追求个人发展。从“有色眼镜”中可以看到他们往往在履行本职工作的同时，会有很多个人感悟。可能一次灾难报道会引发他们对生命的思考，也可能一次采访上的受阻令其不快，还有可能在新闻发布会上被批评“不懂中国”而愤愤不平，这些个人层面的波澜都会微妙地影响到其在华报道。相关部门可在工作上多了解他们，在生活上多关心他们，对其提供合理的帮助。例如，目前在中国的外国记者设有协会，但是没有得到我国相关部门的批准，一直以“自组织”形式存在与活动，没有固定场所，能否考虑在其组织方面提供合法的身份与场地等等。

（三）细分各类话题，努力推进共识，转换差异。

在人际交流的理论中，有一个“约哈里窗口”，根据双方已知与未知将交流内容分为开放区、盲目区、隐蔽区、未知区。②根据“有色眼镜”中记者们的反馈，本研究根据他们报道倾向与我国对外传播意愿的互动，提出新的“约哈里窗口”，如下图所示：

“共识区”内的话题如文化、人性等内容，双方都比较有传播兴趣，对于该区域内的话题应大力推进，促进国内各部门与外国驻华记者的合作，做大做强。

“敏感区”和“营销区”是双方中有一方不愿传播，而另一方则积极想进行传播的内容，作为互动的主动一方应根据自身需求对这两个区域的内容进行转化，使敏感区脱敏，营销区增趣，例如将一个政治话题转变为一个文化话题，或将一段文字内容转化为视频内容。热点问题将受到持续关注，因此将这两个区域内容冷却后推向“排除区”不如经转化后使之靠拢“共识区”。

“排除区”则是需要保持关注，但不必刻意触动的内容。通过“有色眼镜”的访谈，可以看到驻华外国记者的报道是受到其来源国、所在媒体及其个人利益影响的，不同层面的利益就为对四个区域进行调节提供了缓冲的空间，相关部分可利用好这些空间，提高与外国驻华记者交流过程中的“湿度”与弹性，争取创造有利于我国的对外传播环境。

「注释」

①新华网，数字微观2011年中国外交新闻发布和公共外交，2012年01月20日，http：// news.xinhuanet.com/zgjx/2012-01/20/c_131370511.htm 。

②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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