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政党政治”与中国的未来选择

全球政治的代表性危机

当代政治的“代表性断裂”蕴含着不同以往的、多重的政治危机。首先是政党政治的危机。政党政治成型于19世纪的欧洲，而在中国则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创新。辛亥革命前后的政党政治试图师法欧洲宪政框架下的多党--议会体制，但在国家分裂、帝制复辟和共和危机的背景下，革命党人和许多政治精英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发生了变化。形成现代中国独特的政党政治有三个条件：第一，民国建立后，地方分离、武装割据与党人活动相关联，如何形成新的全国性政治，成为民国初期政治思考的一个重要脉络。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各政党纷纷加入国家的民族主义动员，成为欧洲战争的政治动力，以至战后欧洲思想界对于传统政治模式的反思达到高潮，中国政党政治的重组就发生在这个对于政党政治的反思氛围之中。第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爆发了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体制也被一部分革命者视为超越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政治模式。（关于布尔什维克及其政党模式的争论和思考，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展开，这里不能赘述）换句话说，占据这一革命世纪政治中心的政党体制恰是政党政治危机和失败的产物。就其与危机中的政党体制的关系而言，这一深受俄国革命影响的新型政党体制具有“超级政党”和“超政党”的双重要素。所谓“超级政党”是指竞争中的国共两党均不以形成议会框架下的竞争型政党政治为宗旨，而以形成霸权性政党（或称领导性政党）体制为目标。所谓“超政党”是指两者的代表性政治并不同于议会框架下的多党或两党政治。它们更接近于葛兰西所谓能够代表未来的“新君主”。在不同的阶级政治的基础上，以无产阶级、工农联盟、民族解放的统一战线为政治代表性内含的共产党击败了日渐疏离于农民运动及大众政治的、以国家政治为中心的国民党。

无论是西方的多党制还是中国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政党的代表性都是越来越不清楚。就中国而言，伴随着无产阶级、工农联盟、统一战线等范畴日渐模糊，政党的代表性及其政治也发生了大转变。关于“代表性断裂”——即政治体制与社会形式的脱节——我曾在不同的场合讨论过。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失》中，我集中探讨了去政治化的政治的问题；在《代表性断裂：再问“什么的平等”》中，我解释了平等危机的不同形式及其与代表性危机的关系。在我看来，代表性断裂或上述脱节正是去政治化的后果，其重要的症候是政党国家化。政党国家化是指政党日益服从于国家的逻辑，不但其职能而且其组织形态，逐渐地与国家机器同构，从而丧失了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的特征。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有联系却不尽相同的政党国家化的形态：一种形态是前改革时期的政党官僚化，另一种是在市场化过程伴随政府公司化的趋势而产生的政党与资本的联姻。就政党而言，“代表性断裂”集中表现为政党一方面超越先前的阶级范畴，宣称其普遍代表性，另一方面却与大众、尤其是处于底层的大众更加疏远。我们可以找到对于工人和农民的保护性政策，却难以发现工人与农民的政治与政党政治之间的有机关联。

政治体制与社会形式的脱节不仅发生在社会主义或后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也发生在欧美及以欧美议会政党体制为框架的政治制度之中；中国的政党与其阶级基础的关系日渐模糊，西方政党的左右区分也同样如此。当代政党代表性断裂的深度让人觉得19～20世纪意义上的政党政治不复存在或只是局部地存在，正在或已经转化为国党政治，即成为国家权力的结构。在当代政党政治中，已经很难发现19世纪或20世纪上半叶的那种目标清晰的政治运动。政党规模的扩大和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垄断常被诠释为政党的扩张，但如果认真追问到底是政党控制国家，还是国家的逻辑支配了政党，答案很可能是后者。政党和国家的边界越来越不清楚，二者之间趋于同构的结果恰恰是政治代表性的丧失，其结果是政治领域的权力关系不但不能有助于平衡、降低社会--经济领域的不平等，反而为不平等创造了制度条件。在代表性断裂的条件下，政客们的修辞多半沦为博取权力的表演，技术官僚的位置势必大规模上升。在西方的多党或两党制模式下，政党起到的作用基本上是以选举为中轴而展开的四年或五年一次的社会动员，它更像是更换领导人的国家机器。中国的超级政党原本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维系这个政治性的是严密的组织、清晰的价值方向以及通过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有力互动而展开的大众性运动。但在今天的政党模式下，党的组织形同行政组织，政党成为管理机器的一部分，其动员和监督的职能日益与国家机制同构，官僚体制的特点越来越清楚，政治性却越来越减弱或不清晰。政党政治的代表性危机并不仅仅是执政党的危机，也包括非执政党的危机。在中国，民主党派的代表性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模糊。

与上述过程相互呼应的，是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机制（在西方是议会，在中国是两会）越来越缺乏代表性。在议会民主制下，议会的议席常常是以政党为中心的。议会到底是国家的一部分还是包含了某种公共领域的体制化，在理论上有不同的看法，但伴随政党国家化的过程，议会与社会之间的关联日渐疏离。我在印度访问时，发现草根性的社会运动具有较强的活力，但由于议会权力为政党垄断，即便是富于活力的运动仍然难以在公共政策领域发挥相应的作用。相对而言，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实行代表比例制，从理论上看，距离政党中心的议会体制更远一点，但这一制度的实际运行需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的支撑，一旦这一政治衰落或转型，不但人民代表的产生过程，而且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都会产生名实不符的局面。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人们对于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比例提出许多批评，例如工人和农民的比例太低；他们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声音与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贡献不成比例。代表性机制与社会权力关系的同构性正是代表性政治发生危机的症候。

典型的公共领域如媒体同样产生了公共性危机。媒体的大规模扩张伴随着公共空间的萎缩，其表现是媒体产业的自由替代了公民言论自由，媒体与资本、权力之间的关系不仅空前紧密，而且试图取代原先由政党等政治组织承担的角色。在意大利，贝卢斯科尼的媒体集团所传播的价值观甚至可以使这个犯罪嫌疑人在票选政治中一再当选。与其说媒体——尤其是大规模的媒体性集团（不论是私有还是国有）——是公民言论和公共意见的自由载体，毋宁说是以公共形式出现的利益网络。媒体势力渗透政治领域和其他公共领域的过程不能被理解为民主化，而只能被理解为对于这些领域的殖民。在表象上，我们可以说媒体为政治控制，而实际上政治领域也日益被媒体殖民，政治人物哗众取宠，其语言日益地遵循媒体的逻辑已经不是偶发的现象。1990年代以降，中国媒体的产业化和集团化是政党为适应市场化而制定的新的政治经济战略的结果，但伴随着政党国家化、政府公司化以及媒体政党化的多重发展，媒体与政党的关系正在发展为两种相互纠缠的利益之间的博弈。这些博弈不是诉诸民主、自由，就是诉诸稳定、法治或大局等名目，但其内核与其说是公共意见与国家的对抗，毋宁说是两种假借公共需求而产生的纠缠与对抗。换句话说，这是当代权力重组中的对抗，对抗的双方存在利益的区分，但其政治话语近于一致。在当代中国，新闻检查制度带来的问题由来已久，公共言论领域亟待真正的变革，但按照现在的格局，这一变革只是假借新闻自由的名目而产生的权力斗争。在今天，压制公民言论自由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媒体权力也常常是压抑性的机制之一。在这场斗争中，呼之欲出的是政党化的媒体与滋生这一媒体权力的传统政党之间的政治竞争，如果说前者比后者更具有政治的能量和特点，那么后者就更像是一个丧失了意识形态功能的、左支右绌的权力机器，但两者实际上是连体的，它们用相互间的博弈取代和遮盖了公民言论自由和政治辩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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