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理性的政治考量

摘要：从政治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和评价技术理性的作用：技术理性为政治制度发展提供动力，为维持社会秩序提供新的统治方式，为政治低成本高效率运作提供组织形式，为实现中国政治制度化与规范化提供手段。

关键词：技术理性；宪政；意识形态；官僚制；非理性

中图分类号：B151；D03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1.05.024

技术理性是以科学技术为核心和载体的一种实践理性，是以有效为目标，通过计算来预见、支配和建构事物的能力和活动。与传统理性或启蒙理性相比，它的突出特征是追求手段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程序的合理性和规范性。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技术理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哲学和社会学领域内，本文则着力从政治发展的角度对技术理性进行分析评价，以揭示技术理性对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

一、技术理性为政治制度发生质变提供动力

宪政制度的建立是政治发展历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它使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从野蛮走向文明，从封建集权走向民主法治。而从宪政制度建构的过程和环节来看，现代宪政制度正是技术理性的产物。

现代宪政制度的明显特征是设计和建构。就现代宪政制度建立的过程来看，首先是创制宪法。宪法创制的直接目的是设计、筹划、安排制度结构，确定政治权力的边界和运作机制，确保政治活动的规范性和程序性，为宪政制度的建立提供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技术支持。纵观历史上任何一部真正的宪法，其价值目的无疑是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其核心和关键的内容无疑都是对“国家政权机关的组成、职权、活动原则与方法”的规定。因为只有具备这些可操作的、技术性的、手段性的、程序性的设计和规定，才能限制、规范政治权力，实现宪法的价值追求。因此，“对手段与目的计算的理智推断”是宪法产生的内在动力_2]。著名政治学家萨托利通过对宪法历史的研究揭示了宪法创制的技术理性特征及其工具性价值，他说18世纪“人们开始寻找一个词汇，以表示用以控制国家权力之运作的种种技术。美国人解决了这一争议，结果这个词就是‘宪法’。”“美国的整个传统是把‘宪法’理解为实现‘有限政府’的一种工具。”法学专家路易斯·亨金也认为美国宪法“是一部政府的成文宪章，代表着‘宪政’，其中蕴含着对政府的约束和对政治权威的限制。……它是一个联邦政府的蓝图”。由此可见，宪法创制本身就是技术理性的运用，宪法是技术理性在现实政治实践中的结晶。

建立现代宪政制度的第二步是建构制度。近两个世纪以来，众多的思想家、政治家进行了诸如“人民主权”、“代议制”、“法治”、“分权与制衡”等原理性设计以及具体的如选举制度、政党制度、议会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等各种内容的政制设计，建构了一套极为复杂的体制、规则和程序来限制政治权力，保障公民权利。

由上可知，现代宪政制度带有明显政治设计的特征。对政治设计颇有研究的学者秦德君认为：“人类的制度创制是一种工具理性行动，具有形式合理性”，而宪政设计是政治制度设计的典型形态，是“通过精密的理性计算技术”而实现的“近代以来人类政治探索与政治实践的重要表征”。而美国宪政研究专家索乌坦也指出：“当我们谈论从‘设计者的观点’看待制度时”，我们看起来似乎是“社会工程师，这种工程师在决定制度的形式时采用的方式如同其他工程师在设计桥梁和船舶时或者建筑师在设计建筑物时所采用的方式一样”，“关注于选择达到某种既定目标的最佳手段”。可见，宪政制度的建立是人们依据自己的知识，运用技术理性思考政治现象，设计政治制度，规范政治行为，预测政治未来，以及选择政治生活的理性活动，是技术理性的必然产物。

二、技术理性为维持社会秩序提供有效而文明的统治方式

秩序无疑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政治权力提供的公共服务之一正是维持秩序。政治权力就是调节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维护、规定和管理社会秩序的行为、技术或工具。然而，政治权力并不是维持秩序的唯一手段，也不是维持秩序的最好方法。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意识形态与国家统治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换言之，每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要利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维护对国家的统治秩序。法国著名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的阿尔都塞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著名概念。“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和“镇压性国家机器并立而存”的非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前者“包括政府、行政机构、警察、法庭、监狱等”，后者包括宗教的、教育的、家庭的、法律的、工会的、传播的、文化的等；镇压性国家机器完全属于公共领域，而绝大部分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私人领域的组成部分；“镇压性国家机器‘运用暴力’发挥功能，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即意识形态发挥社会职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潜移默化性、无意识性”。阿尔都塞断言：“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在掌握政权的同时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在这套机器中行使其领导权的话，那么它的政权就不会持久。”颇为巧合的是，与阿尔都塞相同，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从另一角度提出了与“硬力量”相对应的“软力量”的概念，他认为，软力量依靠价值观、文化、政策的吸引力使人们能想你所想，硬力量则依靠恐吓、武力、胁迫、镇压、制裁等强制性手段来达己所愿。由此可见，软力量就是类似于意识形态的力量。与硬力量相比，软力量能在更广的范围内和更深的层次上发挥更持久的征服功能。

而技术理性在当代西方工业社会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化。马尔库塞对这一问题曾做过专门研究，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合理性不仅保护了统治的合法性，而且本身变成了一个统治体系，技术理性的实质就是充当意识形态，维护统治的合理性。他说：“技术理性这个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不仅是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技术总是一种历史社会的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因此，“今天的意识形态就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之中”。“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工业化的技术是政治的技术”。“对技术的服从成了对统治本身的服从；形式的技术合理性转变成了物质的政治合理性。”显然，政治的社会规范控制已变为技术理性的内在控制，技术理性已取代了传统的神话与宗教而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在富裕和自由掩盖下的统治就扩展到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一切领域，从而使一切真正的对立一体化，使一切不

同的抉择同化。技术的合理性展示出它的政治特性，因为它变成更有效统治的得力工具”，成为维持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的新形式。

由此可见，意识形态教化和政权强制性压迫共同构成现代社会“恩威并治”的严密的社会网络，技术理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强制性的政治权力相比，无疑是保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更为温和、文明且有效的方式。

三、技术理性为政治低成本高效率运作提供组织形式

自从布坎南、诺斯等公共选择理论学者和新制度主义学者将经济学中的效率概念运用于政治学研究之后，政治效率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最大程度地实现政治目标，已成为人们区别不同政治系统的重要标准之一。正如亨廷顿所言：“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

技术理性的功效性、可操作性、标准化和规范性特征，扩展到政治领域便是促使社会建立起合理化的组织，而合理的组织形式与组织结构是提高组织效率的关键。韦伯认为，科层制就是排除任何个性化特征，只讲专业化技术与机器般效率的合理的社会组织。韦伯描述道：它“在技术上优于其他管理形式，就像机器生产优于非机械手段一样。在精确性，速度，明确性，文件记录的知识，慎重性，运作一致性，从属体系以及减少摩擦等方面，官僚制(科层制)都胜过荣誉性的和非专业化的行政制度”。在现代科层制中，每个职位的权力和义务都有明确的规定，员工按职业专业化进行分工。政治组织内的各个职位，按照等级原则进行法定安排，形成自上而下的等级系统。人员的任用完全根据职务的要求，通过正式考试和训练来确定。组织中人员之间的关系完全以理性准则为指导，只是职位关系而不受个人情感的影响。这种高度结构化、规范化、非人格化的正式组织体系是达到目标和提高效率的最有效形式，它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它组织体系。由此可见，科层政治组织不仅把技术理性的可计算性特征社会化，实现了政治活动的制度化与规范化，从而使政治组织成为满足现代社会复杂而有序的经济需要的最有效的方式；更为重要的是，以此为基础，科层制把技术理性的效率最大化原则普遍化，实现了政治组织的效能和社会潜能最大化，使之成为效率最高的政治组织形式。正如韦伯研究专家施路赫特所说：“科层式组织的行为倾向是以效率以及绩效强化为首要标准，亦即‘在两者可替换的方案中，若成本相同，则选择能将组织目标充分达成之方案；而在两个可以使组织目标获得同样程度之实现的方案中，选择其成本最低者。’”同时，科层官僚制也是最具政治效率的政治组织形式。施路赫特说：“任何一种支配现世的策略中都蕴含了朝向提高绩效的价值尺度，而科层官僚支配是在制度上最能够契合于这种价值的一种发明。”韦伯也认为：“到处的经验都显示，纯粹官僚型的行政机构——一元化的官僚制——由纯技术的观点来看，可能获得最高度的效率。”

四、技术理性为实现中国政治的制度化与规范化提供手段

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非理性。韦伯曾详细分析了现代官僚制与中国传统家产官僚制的区别，他认为前者是理性的，而后者是非理性的。他明确指出：“家产之官僚集团相对于现代的官僚制度乃特别地‘非理性’。”这种非理性政治在现实中主要有两种表现：其一，缺乏对政治权力的理性设计和刚性约束，从而导致权力过分集中和膨胀，权力缺乏规范性和程序性的制度结构。其二，人治。个人或一部分人的权力凌驾于法律、组织和制度之上，导致政治决策的随意性、任意性、偶然性和神秘性，权力运行黑箱化。

中国传统政治的非理性特征，并没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生根本改变，原因有二：其一是历史原因。近代以来，中国在积贫积弱境况下还要抵御西方的殖民扩张，使得我们无暇顾及政治权力的理性设计；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的国情，以及保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稳定大局的时代要求，也使得这种政治的非理性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其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是更为深层的原因。如果说，技术理性是西方传统文化的必然产物，那么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与技术理性精神相背离的。张岱年先生曾深刻地分析道：“中国文化可以说是特重‘正德’，而西洋文化则特重‘利用’。或者说，中国注重内的改造，即心的改造；西洋注重外的改造，即物的改造。”中国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也说：“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我所说的正面的知识是指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中国哲学传统对于‘学’与‘道’是有所区别的。‘学’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正面知识，道则是心灵的提高。”可见，中西文化存在着“尚德”与“尚智”、“为道”与“为学”、“成人”与“成事”、重人伦与重事功的分野。这种分野决定了以手段的可操作性和程序的可计算性为特征，追求结果的客观性、精确性和最大功效性的技术理性是西方传统文化的内在产物，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却使之对科学知识和技术发明怀有一种本能的拒斥和鄙视，不仅把西方的科技发明蔑称为“奇技淫巧”，而且也缺乏技术理性所要求的以主体的自我中心化为特征的知识论框架，缺乏精确量化的思维方法，缺乏规范化、标准化、程式化的政治组织管理方式。正如韦伯所分析的那样：“中国虽然有过富足的经济和令人叹为观止的古代灿烂文化，这些都是中世纪以前西方诸国所无法媲美的。但是在进入近代以后，欧洲经历了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在社会生活理性化方面逐渐后来居上，相比之下，中国社会还踟蹰于传统主义归途而逐渐走入下坡路，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理性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未能在中国首先发生。”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支配下，不可能孕育出技术理性及理性政治。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以来缺乏技术理性的文化因子，中国政治长期以来受到非理性文化的浸润和培育。如果说西方技术理性对政治与社会的影响犹如马尔库塞、哈耶克、欧克肖特等学者所指出的，处于一种过度的失衡状态而需要遏制的话，那么中国政治却恰恰相反。在当代中国，制约政治发展的不是技术理性过度猖獗或泛滥，而是技术理性发展得严重不足。要促进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必须弘扬技术理性，用技术理性去克服我们传统文化与传统政治中根深蒂固的非理性的东西，通过技术理性手段，建立起正式的、非人格化的政治组织体系，实现政治活动的制度化与规范化，以高效的政治组织系统来维持政治秩序，保持社会稳定，实现政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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