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侨委

中侨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的简称。“文化大革命”前，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下，中侨委积极开展海内外侨务工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左”的错误的发展，中侨委领导侨务工作也开始“突出政治”。“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侨委的领导被揪斗，中侨委陷于瘫痪状态，无法正常运转，侨务工作遭受重大损失。

侨务政策趋向“革命化”

1966年初的侨务工作方针是，坚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全面贯彻侨务政策，加强归侨、侨眷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政治思想教育;组织归侨、侨眷学习毛主席著作，树立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观点;搞好与海外华侨的关系，积极地开展与侨居地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鼓励华侨积极参与发展当地的民族经济，支持当地人民的进步事业;同时要求国内有华侨关系的干部和党团员都要积极做好同海外亲人的通讯联系工作。

中侨委主任廖承志在1966年元旦对海外华侨广播词中希望广大侨胞“团结爱国，互助互济，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指出，“对待华侨中的某些人，要根据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原则，不管他们过去做了多少这样或者那样的事，只要他们现在不再搞祸害华侨和祸害祖国的勾当，不再做破坏有利于祖国的事情，我们都应该团结他们。海外华侨要共同促进团结爱国事业的发展”。他同时强调，海外华侨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应该和当地人民一起，做出自己的贡献。”受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影响，侨务工作在舆论导向上日趋意识形态化，强调要“突出政治”，“必须把侨务工作放在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要早打、要大打的基点上”。

1966年2月初，中侨委副主任方方、林一心等视察福建侨务工作时，就侨务工作的任务做出指示：一、针对国际阶级斗争的形势和发展，必须把侨务工作的任务放在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要早打、要大打的基础上，因此勉励归侨、侨眷要突出政治，促进思想革命化。二、强调1966年国内侨务工作的中心是要大力引导归侨、侨眷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使归侨、侨眷争取做到自食其力，有侨汇收入，生活可以更好，万一将来侨汇断了，也不要国家救济。要鼓励帮助归侨、侨眷养成劳动习惯，逐步提高生产技术;教育归侨、侨眷认识参加劳动就是干革命。三、动员归侨、侨眷青年积极参加机关、学校、工厂、农场、公社的民兵组织，把华侨农场、华侨学校的民兵组织好、锻炼好以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世界持久和平。四、加紧教育年青的一代，认真做好归侨学生的升学就业工作，把下一代培养成能文能武、又红又专的人才。五、要继续做好侨汇工作，提倡勤俭持家，留有后备，教育归侨、侨眷要移风易俗，从六亿人民出发，不要过分特殊化，不向国家提过分的要求;同时做好凭侨汇证增加物资供应的照顾政策;此外，对于华侨在家乡兴办公益事业，要引导其为农业生产服务。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侨务工作正在逐渐改变对华侨的照顾政策，开始强调“参加劳动”，强调“突出政治”，但还没有完全脱离20世纪60年代初期制定的比较务实的侨务政策。

1966年5月，正当“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时候，中侨委召开了全国侨务政治工作会议。会议对“文化大革命”做出积极表态：指出这是意识形态领域内极其尖锐的一场兴无灭资的斗争，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和世界革命前途的头等大事。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会议认为：近年来，在侨务战线上坚持了党的政治方向，但在突出政治上和先进单位相比，还有着很大的差距。最根本的是对突出政治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对突出政治要落实到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上认识不足，跟不上形势发展的要求。会议提出：必须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抓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积极引导归国华侨和华侨眷属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促进侨务干部和归国华侨、华侨眷属的思想革命化。会议要求：侨务工作必须遵循毛主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教导，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为此，必须进一步掀起归国华侨、华侨眷属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热潮，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他们的头脑;积极引导归国华侨、华侨眷属学习雷锋、王杰、焦裕禄、麦贤得，树立不怕苦、不怕死、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革命、一切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世界观。

会议还对侨务部门的领导班子实现革命化提出五点要求：一、突出政治，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头头抓、抓头头，头头学，头头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思想，改进作风，改进工作;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下乡、下场蹲点，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三、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真正做到平等待人，虚心听取群众的不同意见，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四、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坚持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五、大胆培养、提拔忠实于毛泽东思想，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能够团结多数人一道工作，有民主作风和自我批评精神的年轻干部，充实领导班子。

从会议的主要精神来看，中侨委试图努力跟上“文化大革命”的步伐，但是，他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基本条件就是打碎既有的社会秩序;因此，中侨委也就不自觉地充当了“革命”的阻力，成为“革命”的对象。

侨务界批判方方和廖承志

在侨务界的“造反”浪潮中，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中侨委副主任、党组书记方方。1966年6月底，中侨委的大院里贴了许多攻击方方的大字报，给方方横加莫须有的罪名。中侨委主任廖承志立即以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身份，向政治部工作组做出指示，说方方主要是在广东工作时对组织上的处理有意见，“是老资格包袱问题，能保就保”。方方此时身处逆境，心情沉重，廖承志安慰他说：“你的问题研究过了，主要是老资格包袱问题。”并示意方方写检查，以便过关。方方的检查写好后，廖承志与外事办政治部主任王屏商量，由王屏在群众大会上表扬说，方方的检查态度诚恳，认识深刻。同年7月，廖承志向陈毅汇报说，方方主要是老资格包袱问题，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8月27日，北京归侨“造反派”在中侨委召开“炮轰中侨委”的大会，要求立即召开全市性的“革命归侨”大会，由中侨委主任廖承志“引火烧身”，同时继续炮打方方。9月，廖承志不顾“造反派”的叫嚣，安排方方担任接侨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并安排方方出席周恩来主持的、华侨参加的国庆宴会，同时指示要让方方的名字见报，以对“造反派”炮打方方的行径进行反击。

1966年秋，中央文革小组指示批判“文革”前的华侨政策。在广东的一次华侨工作会议上，江青、张春桥宣布过去的华侨政策是“反动的”，并声称“特务”已渗透到归侨之中。他们指责“文革”前鼓励海外华侨在侨居地和睦相处，安分守己，遵守侨居地法律，尊重侨居地风俗习惯等有利于华侨生存和发展的政策是“放弃了阶级斗争”，是“国外侨务工作中的投降主义”;还强调过去的华侨政策削弱了海外华侨的“革命性”，等等。

1966年10月28日，“造反派”再次冲击中侨委，包围了办公楼。廖承志被迫承认这种行为是“革命行动”。11月，方方所受的冲击越来越大。廖承志针锋相对，在会上严词警告某些“造反派”的头目：“你们不要耍小动作，不要挑动副主任斗副主任，挑动司长斗司长！”并在讲话中称方方是“老同志”“老朋友”，继续让他抓业务。12月18日，江青、张春桥、戚本禹接见了首都归侨红卫兵代表，表态支持他们的“革命造反”行动。此后不久，方方被“停职反省”。但是，廖承志在会上仍然称方方为同志，当有人对此称呼表示异议时，廖承志说：“方方在未被开除党籍之前还是同志！”廖承志竭力保护方方的言行，也是后来造反派“油炸廖承志”的原因之一。

1966年底，方方遭到公开批判。他拒不承认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也不承认侨务工作执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即使用火烧他的脸和眉毛，用皮鞭抽打，他仍斩钉截铁地说：“就是烧死我，我也不承认强加给我的罪名！我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犯有许多错误和缺点！”他被关押五年之久，受尽了折磨，但始终坚持原则，对来看望的老战友魏金水说：“只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能胜利，我个人算不了什么，纵然死了也甘心！”1971年9月，方方被迫害致死。

1967年1月3日，全国归侨夺取侨务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召开。会议提出“打倒中侨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中侨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周恩来出席会议并讲话。他除了对会议提出的上述要求表示同意外，还谈道：红卫兵要提倡三个精神，即革命精神、科学精神和组织纪律性。要认真学习解放军的组织纪律性，要大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学“三八作风”。中侨委委员徐四民（缅甸归国华侨）曾参加了侨务界的批斗会。他在回忆录中说：

一九六六年年底，“文化大革命”的热潮狂涛刚刚掀起不久。在北京王府井南口到东单之间，东长安街南面的墙壁上就贴满了“火烧中侨委头号走资派廖承志”、“揪出廖承志，解放中侨委”之类的大字报。对于廖公的“炮轰”，“油炸”，以及大量不实事求是的揭发材料，使当时在北京的归侨感到不安，顿时人们愁眉苦脸，忧心忡忡。

……

最初，我被安排参加“全国侨联”和“中侨委”的批斗会，参观两个单位的内部大字报，眼界为之大开。但同时也在诧异之外，感到触目惊心。我不仅看到揭发廖承志、方方的大字报，而且我过去一向认为体现中共正确路线的侨务政策，如今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既然这条路线“黑”了，并且是和“无产阶级司令部”背道而驰的，那么对于那些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人们自然要“炮打”、“火烧”，甚至要“油炸”、“打翻在地上再踩千万只脚”了。

我还看到被列为“华侨资产阶级”的黄长水、王源兴、尤扬祖，以及关于香港工商知名人士王宽诚等的大字报，除去对这些人大加挞伐，“革命造反派”还对已故的华侨领袖陈嘉庚也痛加“鞭尸”，攻击他是“南洋华侨大吸血鬼”，是海外侨胞中最大的“剥削者”……就这样，我开始对于所谓“触及灵魂”有了一定的体会。

中侨委造反派的分裂与争斗

1967年1月20日，“首都归侨东方红公社”（主要成员是中侨委下属的三所学校北京归侨灭资兴无学校、北京外国语专科学校、华侨大学艺术系的学生）宣布夺了中侨委的权。1月25日，“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委员会”（简称“联夺”）也宣布对中侨委“夺权”，由中侨委一位党委副书记出面签字“承认夺权”。1967年1月初，北京卫戍区派出部队组成军训团进驻中侨委下属的三所学校进行军训。1月25日，即“联夺”宣布“夺权”的同一天，军训团宣布支持“首都归侨东方红公社”以及与其持同样观点的“中侨委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简称“总指挥部”）。2月13日，“联夺”组织了100多人到北京卫戍区门口抗议。从此，中侨委的两派“造反”组织开始了激烈的争斗。

1967年3月2日，“总指挥部”查抄了“联夺”的总部，抢走部分材料。3月5日，“联夺”发出《关于恢复业务领导权问题的通告》，宣布：

一、恢复党委业务领导权。除方方、苏惠、张帆、肖泽宽以外，各党委委员恢复工作。

二、恢复各单位业务领导权问题，由各单位革命造反派根据情况区别对待，具体规定执行。

三、我夺委会对党委业务领导工作，各单位革命造反派对各单位的业务领导工作，实行监督。

四、我夺委会与各单位革命造反派继续对我委和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领导。

从这个通告可以看出，“联夺”表面上拥护当时中共中央提出的“夺权”的范围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夺监督权，实际上是借这个机会独自夺取中侨委的权力，把“总指挥部”一派排除在外。这一点立即被“总指挥部”看破，双方围绕中侨委党委是否是黑党委的问题展开激烈争斗。

陈毅代表中央宣布“各地归侨组织的联络站要撤出中侨委”之后，“首都归侨东方红公社”等外单位的组织于1967年3月7日宣布退出中侨委，同时宣布坚决支持“总指挥部”。此后不久，“联夺”打出“中侨委红旗兵团”（简称“红旗兵团”）的旗号，继续与“总指挥部”争斗。

双方争斗的主要方式就是看谁批判中侨委的领导更坚决，火力更猛，力度更大。4月6日，“总指挥部”召开“炮轰陈毅火烧廖承志誓师大会”。“文化大革命”期间，“火烧”并不表示要“打倒”，而是指“烧掉缺点”，某种程度上有保护的意思。4月12日，“红旗兵团”及与其观点相同的组织发表《关于打倒廖承志的严正声明》，声称“中侨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处在是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的关键时刻。关键的关键又是对待廖承志的态度。十个月来的事实表明，不打倒廖承志，就不能将中侨委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并含沙射影地说“中侨委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一直死保廖承志，但迫于形势，也不得不假‘炮轰’一下。”4月19日，“红旗兵团”组织“首都归侨揪廖纵队”，到国务院外办门前揪廖承志，这种行为持续了24个昼夜。从5月15日起，“首都归侨东方红公社”连续三天到中南海递交决心书，要求“把廖承志从中南海揪出来示众”。5月29日，“总指挥部”所属的“中侨委革命造反公社”也发表《坚决打倒廖承志的郑重声明》。同日，“红旗兵团”进入国务院外办揪廖承志。周恩来派出联络员责令他们马上回去。6月3日，“红旗兵团”撤出国务院外办。

1967年8月，中南海外的“揪刘火线”开始撤除之后，“中侨委革命造反公社”“华侨服务社革命造反大队”及“首都归侨东方红公社”等组织于8月11日晚在中南海北门外安营扎寨，辟出了“揪廖火线”，召开了“揪斗党内走资派廖承志誓师大会”。8月16日，周恩来接见了“中侨委革命造反公社”“中侨委红旗兵团”“首都归侨东方红公社”等组织的代表，要求中侨委的两派要联合。对廖承志和方方的批判要先开小会，后开大会。周恩来说：方方身体不大好……每次斗争会开四个钟头。中侨委双方达成协议，安排好次序，大中小会相结合，如果方方身体的确不好，也可以推迟几天。廖承志现在身体那么坏，我并不反对他现在出去接受群众批判，但是两派开会一冲一斗，管保冲垮，还是先搞小型会，赞成让外办发起，几方面联合召开，否则，各方面都来一冲就垮。廖承志有心脏病，心绞痛就会昏过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以廖、方“身体不好”为由，拖延批判大会的举行，控制批判大会的规模和时长，是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廖、方的一种保护。实际上，廖承志一直被周恩来以各种形式保护。但此后，中侨委两派再起纷争，双方都选择周恩来说的对自己一派有利的内容在自己的小报上发表，互相攻击，纷争不已。

中侨委两派的争斗，是当时全国各单位群众组织之间争斗的缩影。这种争斗的实质，是对本单位权力的争夺。大权独揽是各个派别的终极目标，其他的所谓“原则分歧”都是形式和手段。

中侨委在困难环境中的工作和命运

中侨委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尽管处境艰难，但侨务工作并没有完全停止。1966年到1967年上半年，接待和安置归国难侨是这一阶段国内侨务工作的一项突出的工作。这次接待和安置主要是1965年10月以来印度尼西亚当局反华排华所造成的难侨。1966年5月，中国政府决定派船前往印尼接回自愿返国的受害华侨。9月，为接待和安置自愿返国的印尼难侨，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委员会，由中侨委主任廖承志任主任委员，中侨委副主任方方和中共广东、福建、广西、云南四省区的第一书记以及农垦部长等任副主任委员，各有关省区及各级侨区县、市也先后成立接待和安置归侨委员会或领导小组。从1966年9月至次年2月，中国政府先后三次派接侨船到棉兰接回难侨3158人。1967年3月中国政府第四次派船接运印尼难侨时遭到印尼右派势力的刁难和阻挠，接侨船迟迟不能起航。同时，中国政府派船接侨期间，印尼反华势力利用中国接侨的机会，蓄意扩大排华浪潮。1966年9月中国政府开始派船接侨时，棉兰难侨集中营里共有华侨4500人，但至1967年3月底，棉兰集中营里的难侨增至7000多人，给中国政府的接侨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5月，中国政府又两度派船至印尼接运难侨回国。1967年中期以后，随着中侨委和各级侨务机构受到严重冲击而陷入瘫痪，接侨工作受到直接影响，中侨委的其他工作也难以正常进行。

1967年下半年，华侨投资公司停止吸收华侨股金，1969年以后又撤销华侨投资公司，因而使华侨、外籍华人在华投资完全中止，也进而影响了侨汇业的发展。从1965年的1.81亿美元降至1966年的1.67亿美元，1967年和1968年更降至1.56亿美元和1.59亿美元。1968年1月20日，中侨委给国务院写了《关于处理侨户被查抄财物的请示》，提出：“侨汇是侨户的合法收入，对侨汇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仍应继续予以保护。”对查抄的侨汇包括侨汇现款、存折、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股票、领取的股息，除属于侨户中的地、富、反、坏、右或其他不法分子的按中央有关规定处理外，其他应一律退还本人。国务院批转了这个请示。由于侨汇是当时中国外汇的主要来源，此项工作也仍为中央重视，保护侨汇的工作在艰难的环境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

1969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中侨委被正式撤销。侨务工作归属外交部，中侨委设立留守处，由外交部代管。接着，各级侨务部门也相继被撤销。侨务机构撤销后，侨务工作由外交部领事司代管，其行政地位只是领事司下属的一个侨务处。当时侨务处的工作相当繁重，即使是夜以继日地工作，也顾及不过来堆积成山的各项侨务行政事务。特别是侨务部门作为相对独立的行政部门被撤销以后，侨务工作的政策性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保证。侨务干部也不能得到应有的理解，致使许多侨务干部得不到保护。有的被打成“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走资派”，有的被下放劳动，很多侨务干部都遭受到与归侨、侨眷同样的命运。

侨务机构被撤销后，从1950年到1960年期间，先后建立起来的北京、集美、广州、汕头，还有南宁、昆明、武昌等七所华侨学生补习学校，被迫停办。福建厦门大学、泉州华侨大学、广州暨南大学也相继停办。许多回国求学的学生无学可上，不少人被强制下乡插队。广东省下到农场的学生就有上千人，还有一部分学生被强制在农村落户。这些做法在海内外均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侨务机构被撤销后，1955年成立的侨务干校也随之停办。

1978年1月，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成立，经历了诸多磨难的侨务工作终于重新走上正轨。（编辑 潘 鹏）

（作者分别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助理研究员、华夏出版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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