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侨王宋大在最高权力机关为侨服务
他是泰国归侨,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毅然选择与祖国在一起。
他热心侨务,历史遗留的“华侨农场”经他牵头,十几年不遗余力奔走呼号,终得解决。
年逾古稀,他仍活跃在工作第一线,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侨务工作尽心竭力。
在华侨界,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王宋大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他为侨务工作20年,归侨、熟悉侨乡等特殊经历,让他在多个侨务工作岗位游刃有余。所有见过王宋大的人,都惊讶于他的年轻,年逾古稀,他仍旧两眼炯炯有神,谈起他热心的侨务工作,更是滔滔不绝,言谈话语中尽透对侨务工作的独到见解和睿智思辨。
奔走十余年,华侨农场问题终得解决
2003年,王宋大当选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凭借自己在人大常委会时做过10年议案组组长和人大信访办所积累的经验,和熟悉侨乡方言、习俗的优势,王宋大可以说是这个岗位的不二人选。
全国人大华侨委的工作,一方面进行相关立法,一方面进行外联活动。几年间,王宋大带领侨委同志出访几十个国家进行调研,在国内走访提出建议的人大代表,对提案整理汇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我国外交工作的推进也助一臂之力。任上5年,王宋大带领人大华侨委法案组开展的工作每年都有几十件,其中很多都是重大事件,掷地有声。其中,最为国人瞩目的,是对华侨农场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
2007年,国务院[2007]6号文件出台,一时间引起广泛关注。这份名为《国务院关于推进华侨农场改革和发展的意见》(简称“6号文件”)的文件,是专为解决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几十家华侨农场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发布的。文件中对华侨农场人员就业培训、劳动关系处理、解决相关历史遗留问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等相关问题的解决都进行了具体的安排。
看到这份6号文件,王宋大感慨万千。华侨农场作为我国华侨事务中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的来龙去脉,在他心里逐一浮现。上世纪50年代,由于以东南沿海国家为主一些国家大量排华,导致很多华侨(其中大部分是难侨)短期内大量回国。华侨农场就是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国家为安置被迫回乡的大批归难侨设立的国有农业企业。“他们归国的时候可以说是两手空空。国家把很多国有农场来安排归国华侨,当年,这还是周总理亲自关照下为他们安排的。”王宋大回忆说,1986年之前,全国华侨农场全部为国务院侨办管理,属于国有事业编制。然而随着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变革,后期华侨农场的编制也出现了很大变化。1986年,随着国务院下令将华侨农场转为地方所有,在市场经济不断冲击下,华侨农场开始呈现一系列问题。
王宋大最早了解到归侨代表关于华侨农场问题的提案是1989年。他知道这些薄薄几张纸厚度的建议背后,是农场归侨们对国家的信任和期待。他从此开始不懈关注华侨农场的安置问题,“华侨农场涉及广东、广西、福建、云南、海南、江西和吉林7个省、自治区,一共84个,归侨几十万人。其中广东省最多,有23个。”针对不少华侨农场存在管理体制不完善、经营机制不健全、社会负担沉重和华侨农场土地权属不明确、承包期短、没有继承权等问题,王宋大和侨委的工作人员一次次深入广东等地的华侨农场。上世纪70年代末从越南回国定居的一位福建老归侨,动情地对王宋大讲述了所在农场20多年的历史变迁,王宋大看到那里破旧的草房,农场的归侨没钱看病,子女没钱读书,很多地方至今不能保证饮水安全,他的心一次次被深深刺痛,“解决华侨农场的历史遗留问题刻不容缓。”
在全国人大侨委的牵头努力下,将近10年的不懈努力在2006年看到了结果。华侨农场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全面解决。然而王宋大并没有因此放松,2007年,他带领人大侨委法案组成员持续跟踪督察,截至目前,除海南省4个和福建省1个华侨农场仍由省侨办管理外,中国84个华侨农场中已有79个被划归市、县,即94%实现了属地管理。“现在,华侨农场已纳入地方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有的华侨农场还成为地方经济新的增长点。”一向低调的王宋大,也将华侨农场问题的解决称为历史性的大事。
王宋大在人大侨委5年,处理各类议案几百件。仅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现行《对归侨、侨眷的权益保护法》进行了16年以来的第一次执法检查;2007年,又在修改《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制定《华侨投资保护法》、受理出台《华侨捐赠法》议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所作为。
全国人大信访办的“王青天”
2003年,王宋大任全国人大信访办主任。在信访办,他有一个充满敬意的称谓“王青天”。其实,熟悉王宋大的人都知道,这是他一直以来的风范。
早在王宋大任湖南湘潭市副市长期间,就曾经给自己“约法三章”:一、秉公办事,不谋私利,不违法违纪;二、切实联系群众,倾听人民的呼声,体察民情,当好人民的公仆;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脱离实际。这三条章法,王宋大在工作中一直恪守至今。在湘潭时,他还三次挽救一个失足青年,终于使他浪子回头,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好工人。这件事还被拍成专题片《市长与小偷》,在当地引起了强烈反响。
1993年,王宋大当选全国人大常委、兼任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不久,他开始分管信访工作。上任伊始,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曹志对王宋大既诙谐又严肃地说:“信访工作没有莺歌燕舞,不是一片绿洲。它披露的主要是社会的阴暗面,也是人们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是一个众目睽睽的窗口。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精神。”
在王宋大心里,秘书长的话似有千钧重量,句句敲击心头。他心神领会,信访部门的存在,是中国民主和法制建设中的一个特定产物,而全国人大的上访案又多是案情复杂、牵涉面广、历经波折、悬而未决、久拖未办的案件。王宋大知道随着中国民主与法制的不断进步与完善,信访部门也将完成其历史使命,但是这是一个艰难、曲折的漫长过程,他深感重任在肩,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他将为之奋力一搏。
每年,王宋大都要处理由信访办筛选出的重大案件几百起。他经常夜以继日地审查归类,组织有关部门调查审理,经共同研究决定后,交给相关部门逐一办理,做到件件有着落。1995年秋天,王宋大接到这样一起冤案。1983年,家住重庆农村的李裕芬年仅24岁的独生儿子范李,因3吨水泥发生民事纠纷后,惨死在派出所里。凶手系派出所民警和联防队员,但是在层层庇护下,嫌疑犯一直逍遥法外。李裕芬早年丧父,现在又中年丧子,悲痛欲绝的她从此踏上了15年的上访路。她先后卖掉了自家的地和房子,衣食无着,后来卖血筹措路费,从黑发告到自发,仍在告状路上。后来,案件由《民主与法制》杂志刊登,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这一冤案最终转到人大信访办王宋大手上。详尽
地审阅之后,王宋大拍案而起:“人命关天,对人民的枉死麻木不仁,就是极大的犯罪!”
他当即指示时任信访局局长李铁流,李裕芬为儿子10余年奔走,绝不是百姓小事,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必须有根本的保障,才能有国家安定、社会和谐的基础。一定要排除一切干扰,为民做主,将此案一查到底。为此,王宋大专门召开由人大办公厅、信访局等部门有关同志参加的协调会,对范李案做具体部署;他派出李铁流、章远游等同志亲赴重庆调查此案,顶着各种压力和阻力,使案情在扑朔迷离中获得进展。历经几年努力,在王宋大和信访局的干预和督促下,范李案最终得以真相大白。凶手受到了应有的惩处,李裕芬的生活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主管人大信访工作的9年,王宋大为民伸张正义之事不胜枚举,他也因此得到“王青天”的赞誉,而一贯低调的王宋大,则总是谦虚地说自己只是做了一个人大常委委员应该做的事。9个春秋,王宋大深有感触:“人大监督工作要上一个台阶,必须做到有法可依,必须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因此,制定一部切实可行的《监督法》至关重要。面对平民百姓包含泪水和血汗的申诉,信访干部应有忧国忧民之心,为民排忧解难。作为一名人大干部,更应该大公无私,无所畏惧,维护法律的尊严,替百姓说话,不负重托。”
心系侨务的致公党党魁
1988年,王宋大高票当选致公党副主席,从此开始长达20年的侨务工作历程。王宋大时常谈起自己从事侨务工作的感受:“侨务工作首先要保证热心,不管分内工作还是分外之事,都要尽心去做。”这是王宋大作为一个侨务工作者的感受,更是作为一个少年归国的华侨的心声,一路走来,他深深理解华侨对祖国的至深之情。
王宋大1935年出生在泰国清迈河边的万彬镇,祖籍广东普宁。父亲少时家贫,无奈16岁背井离乡来到泰国。几经奋斗,到王宋大出生的时候,家境已十分富裕。然而,父亲总是教育他永不改变中国心,“我们的根在中国,炎黄子孙要读中国的书,有朝一日,你要回到祖国,报效祖国。”这些话,王宋大一直牢记在心。
11岁那年,王宋大回国读书,从此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连在一起。1962年秋,王宋大以优异的成绩从浙江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湘潭电机厂设计科,成为一名技术员,他豪情满怀,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身上没有一丝一毫知识分子的清高,更没有富家子弟的优越感,天天与工人打成一片,大家都说他是“工人的贴心人”。
正当王宋大大展宏图之际,磨难降临。“文革”期间,王宋大的归侨身份也曾让他深受其苦,他不被信任,被下放车间,然而他从未改变过自己对祖国的一片赤诚。父亲几次来信让他回国,或去日本留学,都被他一一谢绝,执意留在祖国,完成学业,他坚信阴霾终将消散,自己报效祖国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1979年,10年浩劫终于结束,王宋大参加设计的矿山电铲挖掘机试制成功,填补了我国矿山机械的一个空白。1980年,他作为一机部组织的首批工程技术人员赴美,这是我国第一次派工程技术人员出访美国。飞机在太平洋上空飞翔,王宋大的心像潮水一样波涛汹涌。他情不自禁地吟诵屈原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美国,王宋大以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技术考察中,如饥似渴地学习先进经验。归国后,他和同事们马不停蹄地投入了大型电铲的设计工作,仅用了11个月的时间,就设计出我国第一台12立方米大型电铲。
在自己的祖国,王宋大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这让他走上致公党领导岗位之后,更加努力凝聚各界侨民,作华侨表率,为祖国的繁荣和富强奉献自己的爱心和真情。1993年,时任泰国总理他信访华,王宋大受邀参加晚宴,与其他3位部长一同作陪泰方的部长级官员。初时气氛十分拘谨,王宋大随即用自己的身份作了开场,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很多问题在餐桌上就初步达成了共识。
在泰国,王宋大出生时的木屋还保留着,他很怀念自己的出生之地。然而,他仅在1986年因私回到泰国,回到自己的出生地看望家人,此后数次出访都难以抽出时间,只能尽量多地安排家人到自己的住地小聚。
1989年底,王宋大当选第七届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全国侨联副主席时,旅居泰国的潮汕华侨中的知名人士林僧、林传锐、林宝才、林仲杰、陈浩波、林宏、吴政孝、张长华、卢一雄、陈金炮、王焕景等发来贺电,并在泰国《星邏日报》上刊登志庆贺词“湖侨沾光……学优则仕”。在他们看来,这是莫大的荣耀。王宋大,是他们心中值得信赖的侨领。王宋大每次出访,都充分利用自己熟悉侨务的有利身份,尽可能多地接触侨民,凝聚人心。每到一地,他都喜欢深入当地侨民家中,同他们闲聊谈心,在很多侨民眼里,他是一位杰出可信赖的侨领,而不是什么大领导。他时常说,侨务工作就是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心换心、以理同理,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侨务工作20多年,王宋大每时每刻都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祖国的拳拳之心。一生为官多年,王宋大总结出“三不为”发人深省:不为钱所累,不为名所累,不为权所累。“为官不能为钱,为钱就不要当官。岳飞说,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财,则天下太平。贪官之所以贪得无厌,就是以追求金钱为目的。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之财不能取。”闲暇之时,王宋大爱演奏扬琴,爱书法,和爱人在悠扬的琴声和幽幽墨香中卸去繁杂,探寻豁达之境。王宋大说,自己的人生追求就是“淡泊名利身外物,只求一生坦荡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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