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野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在《编辑之友》2016年第7期刊发的《关系：移动互联时代传统媒体转型的逻辑起点》一文中认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被充分赋能，传统媒体与受众的传统线性模式被打破，以用户为中心的新关系生态正在形成。传统媒体转型，首先要面对的正是这种关系逻辑，并需适应互联网移动、社交、视觉的特征，进行“强关系”的内容变革和“弱连接优势”下的渠道更新。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沈国麟、教授李良荣在2016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的《政府应善于进行网络理政》一文中认为：网络理政并非就是把网络作为手段进行理政那么简单，而是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涉及政府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决策、多主体协同治理以及个性化便民服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它在理念上强调民主、开放、参与和协商，通过多方参与治理的方式来解决治理中遇到的问题，实现政府与公众良性互动。网络理政要求建立服务型数字政府，使政府依托数字信息技术进行决策、管理和服务。建设开放、透明、负责任的数字政府，可以大幅度提高行政效率，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实践中，建设数字政府、进行网络理政，需要在机制上进行一系列创新。

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黎海波在《理论月刊》2016年第7期刊发的《抗战时期中共侨务对外传播的路径、方式与经验》一文中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与黄薇以及陈嘉庚等华侨华人的人际传播以及相应的大众传播方式，通过一级传播以及二级传播路径，进行了早期的侨务对外传播尝试，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与拉扎斯菲尔德等构建的两级传播模式不同的是，抗战时期中共侨务对外传播中的两级传播采取的是人际传播—意见领袖—大众传播—一般受众的模式。其成功的经验既有与西方两级传播模式相同的地方，如在受众选择上注重以意见领袖作为传播的重点和中介，注重把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结合起来等；也有其不同的地方，这主要体现于：中共侨务对外传播成功的核心并不是取决于初级群体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传播“故事”的真实性与进步性。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阎学通在《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4期刊发的《政治领导与大国崛起安全》一文中认为：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争取国际支持对于崛起国实现崛起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由于任何大国崛起都会天然地遭到反对，因此崛起国的安全战略首先要注重减小国际反对力量，然后以此为基础尽可能多地争取国际支持。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小崛起阻力，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崛起国需要以拓展在新兴领域的利益为战略方向，而且应根据每个领域中自身实力的变化及时调整对外战略。由于提高国际战略信誉有利于崛起，因此，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崛起国要防范“假大空”对外交政策的干扰，以免削弱自身的国际战略信誉。崛起国能否制定出有利于实现崛起的对外战略，主要取决于该国的政治领导，当该国政府能提供一个不断改革开放的政治领导时，该国缩小与主导国实力差距的速度就加快，崛起的速度也就加快。道义现实主义研究了历史上道义在崛起国成败中的经验和教训，认为历史上崛起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对中国今天的崛起更有警示意义。

@旗帜 ：【美国对外文化战略手段】通过文化援助，美国的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被传播到海外。曾任负责对外文化关系工作的助理国务卿威廉？本顿直言不讳地表示：“从长远看，培养外国留学生是一种最有前景，一本万利的推销美国思想文化的有效方式。”（2016年7月15日14：30）

@学习中国 ：【在“知行合一”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崔向升：“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愿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2016年7月15日13：30 ）

@求是： #红旗文稿#【高度重视新媒体空间国家形象的“攻防战”】路璐：大国网络安全博弈，不单是技术博弈，还是理念博弈、话语权博弈。秉持“博弈”视角，厘清新的“话语战场”，探索新的“话语战术”，建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打赢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的关键。（2016年7月16日08：10）

@察哈尔学会 ：#察哈尔声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钟新：在“一带一路”公共外交中，我国需要调动中外合作高校参与“‘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积极性，多建成本低的孔子学堂，多利用“走进来”项目鼓励学生前来交流学习，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孔子学院的教育外交作用。（2016年7月19日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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