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落日本的山西孤儿光俊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70余年，但是挑起战争的法西斯军国主义者给人类造成的巨大伤害，却仍然在隐隐作痛。一个山西孤儿在二战中坎坷而苦难的经历，犹如一首哀伤的歌，多少年来不时在人们耳边回响。

一

1943年6月底，侵华日军第37师团步兵227部队第七中队，在毗邻晋南垣曲的河南省济源县，袭击了从山西撤退下来的中国军队──国民革命军第27军。

在大雨滂沱、武器装备全被淋湿的不利情况下，27军官兵奋起抵抗。他们左冲右突，前仆后继，但最终还是未能摆脱日寇的魔爪。7月31日，此次战役结束。国民革命军1371余名官兵战死，4853多人被俘。10000多人突出重围后，南渡黄河，向洛阳方向转移。

参加扫荡的日军在清点俘虏时，发现在中国军人中，竟然有一名年纪约七八岁的操晋南口音的男孩子！

他从哪里来的？叫什么名字？怎么会在中国军队里？人们脑海里浮现起一个个疑团。

二

这个小孩叫俊明，这是养父为他起的名字，至于原来姓什么叫什么，他已经记不清楚了。

他出生在晋南农村，什么县什么乡他不清楚。对于生父，只记得在他五六岁时，从军去了。当时正值全民抗战，前线经常告急，需要补充兵源，年轻壮丁当兵赴前线抗日，是政府的命令，也是老百姓的义务。但是，父亲一走，他的家庭却失去了支柱，糊口度日也十分困难。母亲累死累活，也支撑不起这个家，于是只好把妹妹送给人家当养女。俊明记得：当来人要带走妹妹时，母亲搂着妹妹嚎啕大哭。妹妹连哭带喊：“我不走！我不走！”母亲呜咽着说：“妈也是为了你呀！去了你还有口饭吃，留下来咱们都得饿死啊！”

伯父不让母亲死守，一再逼迫母亲改嫁。他对母亲说：“我弟弟也许已经战死了，你再嫁人吧！”

俊明的第一个继父是个穷光棍，住着一孔空荡荡的破窑洞，而且债务累累。他非但没有能力养活妻儿，反而把俊明母子推向更加痛苦的深渊。一天夜里，继父为了躲债，携家人出逃了。一家3口讨吃要饭，四处流浪了两个来月，眼看日子越来越难熬了。有一天，妈妈趁男人不在场，悄悄对面黄肌瘦的儿子说：“这样下去不会有好结果。妈希望你能够进学校念书，咱们去找学校吧！”就这样，妈妈带着他离开了继父继续踏上流浪之路。夜漫漫，路茫茫，母亲一心“要把儿子拉扯成人”这个朴素而坚定的信念，犹如黑暗中的一团火光，鼓舞和指引着娘俩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行进……

在一个有一万来人口的集镇上，妈妈嫁给一个农民。开始时，第二个继父还遵守结婚时的诺言：供养子念书。可是不久，他便反悔了，经常同妈妈吵架。他认为：念书纯属浪费，种田耕地需要什么文化！矛盾一天比一天尖锐，可是妈妈一点也不退让，非让儿子上学不可！

镇子附近，驻扎着一支国民革命军，经常有官兵逛集镇或买东西。一次偶然的机会，母亲认识了一个姓郭的中尉。有一次，母亲把郭中尉请到家里，好酒好菜殷勤款待，最后提出一个请求，恳请郭中尉帮助俊明上学念书。郭中尉是个豪爽的人，痛快答应了。继父知晓这件事后，和母亲大吵一顿。但母亲是铁了心，坚持把儿子托付给了郭中尉。

从此，小孩的生活跟军队拴到了一起。郭中尉言而有信，买了一些学生文化用品，送小孩进了驻地附近的小学校。他还替小孩起了个名字──俊明，意思是希望他长大以后，成为一个英俊而聪明的人。部队转移了几次，俊明就读的学校也换了好几处。

跟着郭中尉，小俊明尝到了念书的乐趣。他学会了朗诵和写字，还会唱当时的国歌。在第3所学校念书时，他被推选为班长，掌握了学校唯一的一个哨子。每当他吹响哨子，同学们随着哨声迅速集中靠拢起来的时候，他心里充满着自信和自豪。他觉得，自己仿佛已经是大人了！

1943年6月，郭中尉所在的27军奉命向南转移。战事吃紧，俊明不得不中止学习，跟随部队一起行动。经过多日的跋涉，他们来到可以听见黄河水涛声的地方（后来知道这是河南省济源县）。夜间，在大雨中宿营，他们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勉强入睡。第二天早晨，部队正准备渡河时，日本兵已经像蝗虫一般铺天盖地地猛扑上来。于是，一场恶战展开了。

就这样，俊明随着其他中国军人成了日军的俘虏。而郭中尉，一个曾爱护他、帮助他的中国军人，则生死不明。俊明意识到：可能已永远失去了这位好人。

三

战争，左右了俊明的命运。

孤儿兼战俘的俊明，被日军带着四处奔走。当时，日本军士们曾请示高桥中队长：“如何处置这个中国男孩？”高桥望着剃着光头、一副憨厚模样的俊明，想了想说：“没办法，先带着他一起走吧！”

日本兵有些开始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小“战俘”了。大家都叫他“光少年”，因为他经常剃光了头，“光”于是便成了他的新姓。新姓名“光俊明”日语发音为“托西阿奇”。从此，再没有人叫他俊民，而是叫他“托西阿奇”，他也就适应了日语环境，学会了日语。

济源战役结束以后，日军第37师团步兵227部队第七中队奉命取道晋南南下。光俊明被日军带着一起行动，经东镇、运城等地一路行动，越来越远地离开自己的故乡。他再看不到熟悉的黄土地、梯田、窑洞、杨树枣树柿子树……听不到亲切的乡音。

1945年6月，光俊明跟随日军到达越南西贡。这时，战局已经大变，日军已经像秋后的蚂蚱，再也威风不起来了。当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告正式接受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了！

这一回，战败国的军队成了俘虏。然而，令人哀叹的是：无辜的光俊明又一次成为俘虏！第一次，他跟随中国军队当了日军的战俘，第二次，他跟随日军当了盟军的战俘。小小年纪的光俊明，当然不理解这到底是为什么，他只知道，世上只要发生了战争，就有人要家破人亡，人的命运就由不得自己主宰。

光俊明同投降的日军一起，被盟军收容，安置在设于泰国的一个战俘收容所。

“如何处置这个中国男孩？”这个问题再一次被提出来。日本军医加地正隆表示愿意领养光俊明，中国方面见他举目无亲，不再坚持引渡。为了慎重起见，也为了对光俊明负责，当时盟军驻万象第18方面军司令部长官、英军布伦斯基将军和日军佐藤师团的代表下村氏，专門签订了一份《少年同伴请愿书》，对加地正隆领养光俊明的关系予以正式确认，从此，加地正隆成了光俊明的“养父”。

四

1946年5月，光俊明随着被遣送回国的日本军人，从老挝的首都万象出发，踏上去日本的路程。当轮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时，船上的日本兵摆脱了武士道精神的禁锢和纪律的约束，个个显得自在和轻松：有的在讲述自己惊险的经历，为自己的幸存感到欣慰；有的在怀念死去的伙伴，对悲剧的制造者表示愤懑；有的在想象家乡的现状，对家人的处境充满了担忧；有的开始筹划今后的职业，对新生活满怀期盼……

战争结束的同时也注定了光俊明的命运：到另一个国度去生活。“养父”加地正隆军医一面关照光俊明的饮食起居，一面滔滔不绝地介绍故乡熊本县的山山水水和风俗民情。他对光俊明说：“熊本是个很好很好的地方，你一定会适应那里的生活。”

光俊明也对自己说：“我一定会适应那里的生活。”黄土地造就了山西人坚韧刚毅的性格，能忍能受，什么环境也能适应和生存。而且，此时光俊明已经是11岁的少年了，特殊环境的磨炼，使他成熟得更早一些，多一些老练，少一些稚拙；多一些深沉，少一些活泼，特别是同龄人的天真娇气在他身上已没有痕迹了。

加地正隆一家对光俊明的确很好。念书，是他和母亲梦寐以求的愿望，在熊本得以实现。1946年11月，光俊明进入八代市代阳小学校上4年级。1949年4月，进入八代市第一中学。1955年4月，考上熊本商科大学。1959年3月，他大学毕业，进入神户市一家贸易公司工作。

1969年，34岁的光俊明同熊本县一位叫范子的姑娘缔结秦晋之好。光俊明，这颗来自山西的“种子”在日本土地上落地生根了。他的家庭和事业都蒸蒸日上。1986年，拥有一子二女的光俊明，在神户开始自己经营一家进出口公司。当年可怜巴巴的小战俘，现在成了人人刮目相看的大企业家。

“今天我生活得很好。”光俊明说，“但是，我非常思念在中国的妈妈和妹妹！”是啊，战争给他心灵上留下的创伤是难以抹去的。他不止一次地梦见童年的往事，经常哭叫着：“妈妈！妈妈！”

遥远的妈妈，你到底在哪里？遥远的妹妹，你到底在哪里？

五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许多二战中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纷纷回日本同自己的亲人团聚。而光俊明，一个因战争流落到日本的中国孤儿，却至今忍受着骨肉分离的煎熬！

上个世纪80年代，日籍华人光俊明曾向中国驻日机构提出申请，要求到山西晋南寻亲。经中国外交部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批准，光俊明和“养父”加地正隆，于1986年10月来到山西运城地区寻亲。

笔者曾任运城行署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于1985年4月调到山西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任职，因此没有参与光俊明寻亲之事。我的后任——运城行署外事侨务办公室的领导们十分重视，热情接待，并专门派员协助寻访；而我则密切关注此事的进展情况，因为光俊明作为日籍晋人，也是我们省侨办的工作对象和联谊对象。

其时，日本一家电视台专门组织一个摄制组随行。他们认为光俊明的传奇经历可以做成一部纪录片，进行周密的计划。摄制组可谓做足了“功课”。他们在日本时，就采访了光俊明先生，请他将儿时的记忆写成文字，画成地图，尽量还原当时的生活轨迹。同时采访了参加济源战役的日军步兵227部隊第七中队的有关人员，了解战役的具体经过。摄制组还查阅了日军第37师团纪事《十八夏太行作战》，了解济源战役及战后部队调动详情。在此基础上，他们写好了纪录片脚本，并起了个标题《遥远的妈妈》。摄制组对光俊明寻亲的结果抱比较乐观的态度，认为他找到母亲和妹妹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如愿以偿，那么《遥远的妈妈》必将成为成功之作。

在运城行署外事侨务办公室的支持配合下，光俊明一行在运城夏县某村，找到一个遭遇类似光俊明母亲的老妪。双方经过长时间的交谈，光俊明还是失望地否定了这位“母亲”。晋南是遭受日军铁蹄践踏和蹂躏的地区之一，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人民生命财产损失难计其数。亲人离散，便是罪恶战争带来的“后遗症”；光俊明寻亲无果，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运城行署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李天元同志及时向我反馈光俊明先生寻亲情况，并且送我一些资料。我也深受感动，特别对光俊明先生的曲折经历和寻亲愿望，发自内心表示同情和理解。

1995年，我在山西省公安厅内部刊物《警察世界》，发表了《八岁战俘》一文，配合一组照片，首次披露了光俊明先生的传奇经历，引起反响。一些读者纷纷来电来信要求认亲，多是听长辈的讲述和描述，称光俊明很像他们家在抗战中失散的亲人（“舅舅”之类），却拿不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尽管我有光俊明先生的详细地址，但未敢向双方反馈上述信息，怕因信息不确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据悉，光俊明先生的“养父”加地正隆已成为一名热爱和平的反战人士，一直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从1992年开始，他作为熊本加地医院的院长和熊本市马拉松协会的会长，不顾年事已高、工作繁忙，每年都要出资到中国桂林举办中日中老年马拉松大赛。他表示：生命不息，就要一直将此项比赛活动举办下去。

在运城地区寻亲无果之后，光俊明先生也就放弃了寻亲念头。如今，年逾耄耋的光俊明先生还是一遍又一遍地在祈祷：“战争啊，残酷无情的战争！但愿这种灾难永远不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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