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都大军溯长江西上

南京与重庆，虽同处长江流域，但隔山隔水，距离遥远。当时内迁的机构、人员、物资众多，用于内迁的交通工具又十分有限，加之受战事的纷扰，故其迁徙的过程十分艰难。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于1937年11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交通工具已极缺乏，待迁移之人员及文件又多，一旦迁都之令发出，不知要纷乱到何种地步。以前准备迁湘，兹已改为重庆。蜀道难，如何前往邪？”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由南京内迁者的心态。

当时迁往重庆者，主要通过水、陆、空3条道路前往。其中，作为内迁运输主体的水路，以长江干流为主，乘船逆长江而上，经九江、武汉、沙市、宜昌、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到达重庆；陆路则先由南京乘船到武汉，然后乘粤汉铁路或公路到长沙，再经桂林、贵阳到重庆；空中主要运输一些重要且有紧急事情需要处理的高级官员，其飞行路线为南京、武汉、宜昌、重庆。

昼行夜泊西迁路

1937年11月，南京已进入初冬时节，寒冷的天气，本已使人不寒而栗。自16日起，天空小雨下个不停，加之迁都决议公布后，南京大街小巷熙熙攘攘，到处是壅塞于途的人员与物资，更让即将不再成为“首都”的南京，显得凄凉悲惨。

正是在此凄风苦雨与人心彷徨中，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国民政府直属的文官、主计、参军三处的部分人员，于11月16日晚上秘密赶往停泊在下关码头的“永庆舰”夜宿，并于第二天早上起碇西上，向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长江上游——重庆驶去，从而揭开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一序幕。

11月17日，林森率领一支庞大的队伍，共有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及随员800余人离开南京。抵达沙市后，又改乘“永绥舰”到宜昌，并计划到达后，如果水位高，就乘原舰直驶重庆，否则就改乘民生公司的“民风轮”和“民贵轮”。21日到达宜昌后，一方面因时值长江冬季枯水季节，川江水浅，“永绥舰”吃水过深不能上行；另一方面又因川江航道本身狭窄险峻，为了安全，林森一行不得不在宜昌逗留一天，等待换乘“民风轮”。22日下午5点，林森率国民政府文官、主计、参军三处部分高级职员16人，改乘“民风轮”，于23日晨6点半启程西上。其余人员和物资，改乘“民贵轮”随后跟进。两轮一前一后，昼行夜泊，向重庆驶去。

就在林森一行内迁途中，沿长江的四川各县，已接奉四川省政府要求各地党政军最高长官“统率全体官吏军民，于林主席到达时，整队恭迎”的电令，从而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欢迎仪式。23日傍晚，林森一行抵达四川巫山（今重庆市巫山县）。巫山县县长等3人上船恭迎，林森派参军长吕超负责接待，叙谈片刻即去。24日晨，“民风轮”继续上驶，经过奉节、云阳两县时，两县的党政负责人及市民、学生，均伫立江岸，整队恭迎。林森、吕超等也立于三楼的船尾，挥手答礼。

万县是长江上游仅次于重庆的重要港口，又是四川省第九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因此，当第九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接到四川省政府欢迎林森的电令后，不仅与党部联合发文，通知当地的各机关法团，到时参加欢迎。而且还饬“全市商店居民，悬挂国旗，张贴标语，在杨家街口及万安桥上，各赶扎彩色柏枝牌坊一座”，从而营造出“全县充满欢腾气象，十足表现民众对元首之崇敬”的氛围。

11月24日正午稍过，四川省第九行政督察專员公署就接到奉节县政府的电话，告知林森一行的专轮已过奉节，正向上游驶来。此时万县党政军商各界代表均齐集码头等候，自行参加欢迎的学生与民众多达3万余人。全体军警更是一齐出动，沿街站岗警戒。第九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程懋型、万县驻军司令刘光瑜等高级长官，则集中在万县码头的民生公司囤船上等候。下午4点45分，搭载国民政府移驻重庆首批人员的“民风轮”抵达万县杨家街口民生码头，受到万县数万人的热烈欢迎。当时的报纸记载其盛况称：

民风抵岸，礼炮二十一响，军乐齐鸣，欢迎民众，齐呼口号，程专员复登轮晋谒林主席致敬，请林主席登岸休息。主席以长途疲劳，辞未登陆，随即垂询政务甚详，训勉督率部属民众，在此民族存亡之际，努力生产建设，积极工作。主席为答谢沿岸民众热烈之欢迎，步出船沿，频频点首，岸上民众，全体鞠躬致敬礼，并高呼‘林主席万岁’。主席遂派吕超参军长登岸代表训词，对各界民众慰勉有加，晓以大义，共起救亡，尽我神圣天职。词意诚挚，听者无不动容。

当晚，林森一行宿“民风轮”。11月25日早上6点，林森一行乘船离开万县，继续西上。离开时，程懋型、刘光瑜等以及各界代表、学生数千人，齐集杨家街码头送行，并专门派有宪兵一排护送。25日晚6点，“民风轮”抵达离涪陵20里的黄桷嘴过夜。26日晨6点，继续启碇西行，于8点抵达涪陵。船未靠岸，也未停留，继续西上重庆。虽然如此，但涪陵党政军首长及各界民众3万余人，仍到岸边欢迎欢送，其情形也是“热烈空前”。

重庆方面隆重迎接

1937年11月，重庆已进入冬天雾季，但各界仍对沿途进行了精心的布置，对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举表示热烈欢迎。当时媒体对此描写道：

昨日气候阴沉，白雾迷天，一若象征当前之国难；而国旗飘扬，人心激奋，则又为数年来所未有。晨6时起，公共汽车驶进市内，车首均悬小国旗，缀彩花，由朝天门、小什字经都邮街、七星岗、两路口至大溪沟之各大冲要地带，均扎有松柏五彩牌坊及“欢迎国民政府林主席”之红字横幅、白布标语。

因事前与载送林森一行的“民风轮”时有沟通，重庆方面已得知专轮将于11月26日午后1点左右抵达。故26日上午11点，即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总务处处长率领该处第一科科长庞秉训、川江船务管理处处长何北衡等，乘“民选轮”赴离重庆数十里的长江下游唐家沱恭迎，并预为布置更换“民风轮”领江事宜。

与此同时，负责警戒的重庆军警宪各部队以及各大中学校的军训学生队、童子军等，也先后齐集储奇门码头，“由河岸起，延亘至三牌坊一带，行伍整齐，精神奋发”。到了12点，重庆市党政军学商各机关法团少校以上军阶的官员六七百人，也齐集江边，并在宪兵第3团团长袁家佩的指挥下，排队恭候。下午2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代主任贺国光、川康绥靖公署及四川省政府特派代表王陵基、重庆市市长李宏锟、重庆行营总参议夏斗寅、驻重庆的国民革命军第161师师长许绍宗、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四川省立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院长高显鉴以及重庆士绅朱叔痴、傅用平等先后乘车赶到储奇门码头，并立即登上停泊在码头、已升火待发的“民律轮”，然后向重庆下游缓缓驶去，前往迎接林森一行。

当林森一行乘坐的“民风轮”驶入长江江北嘴时，重庆驻军按事前约定，鸣礼炮21响致敬。“民风轮”继续上行，于太平门羊角滩与下行迎接的“民律轮”相遇，“民律轮”鸣笛3下，以示敬意，随即掉头，引领“民风轮”上驶。至人和码头时，两轮相靠，贺国光等随即登上“民风轮”，谒见林森并表达敬意，同时欢迎林森、吕超一行16人换乘“民律轮”（当时重庆为冬季，长江水位过浅，民风轮不能直接驶抵储奇门码头——作者注）。当时情形，随行的重庆《国民公报》记者作了报道：

民律轮高悬万国旗，船身遍扎彩花，张贴恭迎林主席标语。于船舱中，估设茶座。林主席登民律轮后，逐一接见各代表，入座后与贺国光接谈，次即与朱叔痴点首为礼，复垂询罗校长中大全部迁竣否？

下午3点15分，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声，缀满彩花的“民律轮”，缓缓停泊在长江北岸靠重庆市区的储奇门码头。在悠扬的军铄声中，全体欢迎人员肃立致敬。此时，林森缓步走出船舱，只见他“着青色呢斗蓬及国礼服，持黄色手杖，美髯斑白，精神矍铄，态度和穆而严肃，目光前视，默然无语，忧国之情，溢于眉宇间，频频以右手举至胸前答礼”。上岸后，林森乘重庆行营专门为其特备的、贴有“国府”二字的专车——“4103”号，在2辆警车的引导下入城，参军长吕超，乘“4147”号随后。其余随林森首批抵达重庆的10余人（包括参军王右瑜、科长林叔向、秘书邓亚瑰、吴国权、李筱亭，书记官段琪湘、科员陈天元等），分乘汽车16辆殿后。

在车辆所经过的储奇门至新丰街、打铜街、小樑子、都邮街、售珠市，出通远门一线，沿途戒备森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而立于街道两旁致敬欢迎的市民，则不下10万人。以致车行极为缓慢，直到下午5点15分，林森所乘汽车才抵达离重庆市区5里之外的李子坝，入住原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的私邸。吕超、王右瑜、林叔向等高级官员，移驻四川饭店。其他一般随行人员，住新川饭店。

机构纷纷择地办公

1937年11月29日，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主计长陈其采等，亦率其所属人员，乘“民贵轮”抵达重庆。至此，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作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首批人员，溯长江西上，顺利迁抵重庆，并在这个西部内陆城市、中国的战时首都，开始了新的工作与生活。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各机关及其所属职员，除其最高长官留南京主持工作外，其余也均于林森撤离南京后，开始陆续离开南京，或转赴武漢，或远奔重庆。

12月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知各省市政府及西康建省委员会、威海卫管理公署等，并要求他们转电所属，称：“本院依照中央决议，兹经移渝办公。”同一天，国民政府也宣布在重庆简陋的新址正式办公。12月6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联合致电国民政府及其所属五院以及各方，宣布：“本会经决议迁移重庆，兹于本月六日在渝开始办公。特电达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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