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清中共“一大”密探之谜（上）

密探究竟是谁？

1921年7月30日晚上，当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 （今黄陂南路）上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秘密举行闭幕式的时候，突然闯入一个陌生男子。出席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经验，他意识到来者不善，一拍桌子，立即决定散会。

那幢石库门房子，人称“李公馆”——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在此居住。李书城的弟弟李汉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他和李达一起负责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李汉俊说，他家房子大，可供开会之用。这样，中共“一大”就在“李公馆”底楼的餐厅里举行。

那天，代表们按照马林的紧急决定刚刚散去，那个陌生男子就带着一群法国巡捕前来搜查。这表明马林当机立断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那个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陌生人确实是密探。

翌日，会议转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中共“一大”在南湖的游船上顺利闭幕。

这个密探，差一点使中共“一大”的代表们被一网打尽。

这个密探，改变了中共“一大”的进程，会议不得不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举行。

这个密探的出现，是中共“一大”的一个重大事件。

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在查找：这个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密探，究竟是谁？

当时，出席中共“一大”闭幕式的总共有14人：其中中共“一大”代表12人 （周佛海因病没有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2人。

当事人后来在各自的回忆录中是这样回忆那个密探的形象的：

李达说是“不速之客”；

张国焘说是“陌生人”；

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

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

包惠僧回忆那个密探是“穿灰色竹布长褂”；

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这便是留存在当时目击者们脑海中的印象。此外，再也没有更详尽的文字记录了。

由于没有详细的线索，多少年来一直没有查清这个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密探。

我在创作 《红色的起点》 的时候，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得以查清了这一历史谜案。我的查证，得到了许多中共党史专家的认可。

《红色的起点》一书的全名是 《紅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在这本书里，我详细记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历程，内中涉及那个突然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密探。

密探为什么会突然闯入中共“一大”会场呢？

经过查证，是出席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引起了密探的注意！

因为马林早已处于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之中，所以在7月23日晚当马林来到上海“李公馆”出席中共“一大”开幕式，便使“李公馆”引起了密探的注意。

也正因为这样，当7月30日马林再度来到“李公馆”，出席中共“一大”闭幕式，密探就突然闯入“李公馆”……

传奇老人讲述历史秘辛

那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这曾是一个历史之谜。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破解这个历史之谜的重要线索。

1990年暑日，我的长子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家里做客。中叔皇 （1925.7.14—2005.8.25）身材魁梧，曾经是著名演员，主演过《渡江侦察记》 《独立大队》 《兵临城下》 等电影。

我的长子去中叔皇家玩，有双重关系：一是中叔皇的夫人是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副所长，我的长子在这个研究所里做毕业论文；二是中叔皇的女儿跟我的长子是同班同学。

中叔皇问我的长子：“你爸爸最近在写什么？”长子看过我的纪实长篇 《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 的手稿，答道：“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书。”长子说及书中描述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举行的情形，中叔皇便说：“你回去告诉你爸爸，薛畊莘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熟悉法租界的情况，可以去采访一下。”

于是，中叔皇在一张纸头上，写下薛畊莘的名字、电话号码以及住址。

依照中叔皇的提示，1990年8月9日，我前往年已耄耋的薛畊莘先生家中拜访。

当时薛先生已经八十有六 （他生于1904年10月22日），看上去却只有六十来岁的样子。他前庭开阔，戴一副墨镜，一件白绸香港衫，正坐在藤椅上看书。知道我的来意，热情予以接待。

薛畊莘先生说起他的传奇经历：

他是混血儿，父亲中国人，母亲英国人。1904年10月22日出生在上海浦东陆家嘴。父亲薛仲江是陆家嘴英商鸿源纱厂棉花部主任。母亲孙美莉 （Mart Samgster） 是侨居上海的英国人，出生在英国一个大户人家。

薛畊莘先生说，他名畊莘，字仰衡，法文名为约瑟夫·薛。只是因为“畊”生僻，晚年他改用“耕”字。他的户籍上的名字也写薛畊莘。

本文尊重他的原名，仍写薛畊莘。

1908年，薛畊莘4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为了让他受到良好的教育，送他到比利时读书。薛畊莘颇有语言天赋，在比利时读书学会英语和法语。

1917年，薛畊莘13岁，母亲病重。薛畊莘接到电报，从比利时赶回上海，见了母亲最后一面。母亲嘱咐他：“你爸爸是中国人，你要热爱中国。”

此后薛畊莘入上海徐汇公学，毕业后曾在松江邱家湾圣心教会学校任法语教师，后来在上海《法文日报》 社任翻译。

1929年，25岁的薛畊莘参加了上海法租界工部局的招聘考试，由于法语流利，被法租界巡捕房录取，先是做巡警，1930年进入政治处社会股任翻译。在法租界任职期间，经巡捕房保荐，他在上海震旦大学法律系半工半读。1935年毕业，获法国巴黎大学签署的法律硕士学位证书。

1938年，薛畊莘任法租界巡捕房探长。1939年升为一等督察长，年底升任特级督察长并享受外籍待遇。

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期间，薛畊莘周旋于法国人、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既要执行法国总领事的命令，也为国共两党都做了些好事。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薛畊莘在1945年8月任国民党上海行动总指挥部特警组组长。

1946年薛畊莘调任军统驻北平办事处，接着又调至东北保安司令部长官部任督察处上校参议。当薛畊莘在国民党军统步步高升之际，1946年6月6日国民党军统以“通共”之罪把他逮捕，押回上海。这是因为薛畊莘身在国民党军统，却又与共产党情报机关负责人潘汉年暗中联系。

1948年，薛畊莘经法国驻沪领事萨拉特及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顾祝同保释出狱之后，程子卿作为结拜弟兄以大哥的身份在南京路新雅大酒楼为薛畊莘设宴庆贺。

薛畊莘获释之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奉潘汉年之命，留在上海。

新中国成立后，薛畊莘奉命赴香港，采购当时被帝国主义封锁禁运的物资。他的亲友为他办理了定居香港手续。薛畊莘在完成采购任务之后却无意滞留香港，返回上海。

令薛畊莘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回到上海之后，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于1951年4月29日被捕入狱。

薛畊莘被捕时，家中有6个孩子。薛畊莘说，抄出来的金条有二十多根，美元有十几万。遵照当时人民革命军事委員会情报部部长李克农的指示，这些财物没有抄走，而是留给薛畊莘夫人作为养家以及抚养6个孩子之用。

1951年9月18日，法院判决：“薛畊莘勾结帝国主义反动派，罪大恶极，本应处死。姑念该犯对于革命工作不无有功，奉军管会特准，改判死刑为无期徒刑。”

薛畊莘先是关押在上海提篮桥，后来关押在内蒙，直到1975年12月中国政府特赦战犯，薛畊莘获赦。他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25年。

1976年1月，薛畊莘回到上海。

1981年5月，薛畊莘案获得彻底平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薛畊莘一案作出“原判不当，应予撤销”的裁决。

薛畊莘获得彻底平反，有两个重要原因：

一是1931年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被捕叛变，设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危在旦夕。6月22日薛畊莘通过同学、法租界巡捕房翻译曹炳生，把这一重要消息告诉了地下工作者黄定慧，使周恩来、邓颖超、蔡畅等12人免遭逮捕。

二是1931年11月薛畊莘与法租界政治处特务班班长席能在上海巨籁达路 （今巨鹿路） 搜查一个名叫李嘉德的人的住所。当时国民党特务报告，李嘉德有着中共地下党员嫌疑。薛畊莘从皮包夹层里找到一张英国麦加利银行 （即渣打银行）的存折，存着27.4万银圆。事先，薛畊莘曾得到宋庆龄关照，希望他能够保护中共地下党员。薛畊莘便把这存折暗自收好。此后国民党大特务王兆槐、杨凤岐以及法租界的探长加勒带警员来到李嘉德住所进行搜查，薛畊莘没有把存折交出。一星期之后，李嘉德由于证据不足而获释，薛畊莘把存折奉还李嘉德。不久李嘉德约薛畊莘在霞飞路 （今淮海路）上海A字可的牛奶公司后面一幢旧式楼房内见面。薛畊莘去时，见到一位戴眼镜的年轻人，再三向他致谢。后来薛畊莘才知道，此人便是当时中共领导人秦邦宪 （博古），那27.4万银圆巨款是中共地下党一笔重要活动经费。

薛畊莘结识宋庆龄，是因为赵志游的关系。薛畊莘与江赛珍小姐在杭州举行婚礼时，赵志游是证婚人。赵志游是留法工程师，曾任杭州市市长。宋庆龄与赵志游的夫人、法国人玛格莉特有许多联系，也与赵志游常有交往，借助赵志游夫妇介绍，薛畊莘得以熟悉宋庆龄，而宋庆龄则借助于薛畊莘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特殊地位，关照他办一些营救中共被捕人士的工作。

薛畊莘在1981年5月平反之后，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1990年5月起，薛畊莘享受局级离休干部待遇。

他是一个乐观的人。尽管度过25年艰难的铁窗生涯，却一点也看不出苦难生活烙下的影子。他非常健谈，跟我一口气谈了三个多小时。

薛畊莘先生是在1929年才进入法租界巡捕房的，他不可能参与1921年搜查“李公馆”事件。我问及他是否了解法租界巡捕房在1921年搜查李公馆的情况？

令我兴奋的是，他说，他听上司程子卿讲起过。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程子卿其人。他拿起笔，在我的采访本上写下程子卿三个字。

密探程子卿其人其事

薛畊莘回忆说，那是20世纪30年代末的时候，程子卿跟他聊及，1921年曾往“李公馆”搜查——当时只知道一个外国的“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首先进入李公馆侦查的便是程子卿！

我连忙问起程子卿的情况。

薛畊莘说，程子卿是镇江人，生于1885年，读过三年私塾，后来在镇江米店当学徒。

在1900年前后，程子卿从镇江到上海谋生，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他在那里结识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 结拜为帮，人称“黄老大”（黄金荣）、“丁老二”（丁顺华）、“程老三”（程子卿）。又因为他的皮肤黝黑，绰号叫“黑皮子卿”，属青帮的“悟”字辈人物。

1911年经黄金荣的介绍，程子卿进入法国巡捕房当了巡捕。

程子卿连法语都不会讲，怎么会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呢？原来，在米店里不断地拎米包，他练就了过人的臂力，这正是巡捕捕人时所需的“基本功”。

程子卿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最初做巡捕，后来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这个政治组专门处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组长为法国人萨而礼。随着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断增多，这个政治组后来扩大为政治部，程子卿担任政治部主任。

薛畊莘先生给我看了一帧照片，那是他、程子卿和朱良弼 （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社会科探长）三人的合影，都穿着海军呢 （深蓝色） 制服。那是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拍摄的。薛和朱胸前挂着银牌，表明他俩在巡捕房工作满十个年头，而程子卿则挂着金牌——只有服务期在25年以上的巡捕才有资格佩金牌。可以看得出，程子卿相当壮实。

薛畊莘先生说及一个细节，程子卿日常喜欢穿蓝袍黑褂便衣，这细节正合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所忆那个密探“穿灰色竹布长褂”，陈潭秋所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薛先生有个习惯，凡重要的见闻，必定记录于笔记本。程子卿当时的谈话，亦被他记于本子上。新中国成立后，薛先生曾被捕入狱，笔记本被收缴。那个本子如今很可能仍在档案部门保存。如能找到，可查到当时谈话的原始记录，有助于弄清1921年搜查中共“一大”会场的详况。薛畊莘后来在他的法文版回忆录里说及，关于闯入会场的事情，程子卿对他说过很多遍，因此记忆非常清晰。

薛先生说，身为法租界的华人巡捕，程子卿跟他一样，处于法国领事馆、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势力的夹缝中。

薛先生说，程子卿由于是黄金荣的“帮弟”，跟国民党和蒋介石都有着密切关系。1927年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曾在龙华召见上海帮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程子卿亦在座。在“四一二”政变中，程子卿出了力。那時，蒋介石手下的两辆军用卡车以及车上六十多名卫兵在爱多亚路 （今延安东路） 受到法租界巡捕房拦阻，不许进入法租界。蒋介石的卫队长和法租界巡捕争了几句，那巡捕连车带人都扣下来，送到法租界巡捕房。经过程子卿周旋，蒋介石的卫队连同两辆卡车得以释放。事后经杨虎 （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 保举，国民政府颁发程子卿“青天白日”三等勋章。胡汉民、汪精卫还各赠他亲笔字轴一幅，程子卿把字轴挂在薛华立路 （今建国中路） 和平坊4号厢房会客室中，以为荣耀和自豪。当时，军事蒋介石、政治胡汉民、党务汪精卫，是国民党的三巨头。

薛畊莘回忆说，程子卿在法租界也为共产党、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激起了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不满。自1931至1936年间，程子卿曾先后收到七次匿名警告信，最后两次还附有子弹。程子卿曾在上海徐家汇路打浦桥附近遇刺未中。此后，程子卿上下班时，法租界巡捕房派员护送，前后达半年之久，直到抗战爆发，才得以平安度过。

我问及程子卿后来的情形。薛先生说，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卿意识到可能被捕，求助于宋庆龄。那是因为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时，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些中共党员被捕，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这样，宋庆龄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程子卿也就没有被捕。1956年 （叶永烈注：薛畊莘先生此处记忆有误，应是1961年） 他病逝于上海建国中路家中。

薛先生还说，因为他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熟悉那里的法文档案，例如政治性案件归在“S”类，捕人报告归在“R”类。关于搜查中共“一大”会场的情况，可能会在法租界巡捕房当年的“S”或“R”类档案中查到准确的原始记录。这些法文档案应当仍在上海，需要精通法文又熟知内情的人去查找。如果需要的话，薛先生愿尽微力，以求彻底查清这一重大的历史之谜。薛先生再一次重复母亲的遗训：“你应当爱你父亲的祖国。”能为祖国做点有益的事，虽已年迈，他仍在所不辞。

薛先生是一位传奇人物，在2006年102岁时还接受香港凤凰电视台“口述历史”节目的采访。2008年9月7日薛先生病逝，享年104岁。

补印在 《红色的起点》 书末

《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 完稿于1990年5月23日。由于1991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 被上海人民出版社列为重点书，决定在1991年初推出。在我采访薛畊莘先生的时候，《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 已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排版完毕，即将付印。

我把关于破解中共“一大”密探之谜告知责任编辑季永桂，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季永桂一听，立即意识到这是一重大发现，填补了70年来关于中共“一大”研究的空白。当时，还处于铅字排版的岁月，如果把这一发现补入 《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 的正文之中，全书要重排，影响出书进度。他与我商定，写一 《补记》，补印在全书之末。1990年9月20日，季永桂送来 《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清样。我在9月25日校毕，9月26日上午写出 《补记》，然后骑自行车到上海人民出版社，把清样交给责任编辑，并向编辑室主任金永华谈了情况。《补记》 被印在 《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 书末。

这篇 《补记》 首次披露了中共“一大”密探之谜，但是有一点不确之处：把程子卿病逝年份写作1956年，应为1961年。

《补记》 中写及的“一位重要人物”，当时没有披露其姓名，现在可以说了，那就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

（选自《世纪》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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