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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的哥哥叶笃义

发布时间:2023-06-14 14:24:02 | 来源:网友投稿

我的哥哥叶笃义是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因病于2004年2月19日在北京逝世。

我们是一个有十几个兄弟姐妹的、非常和谐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他行三,我行九,他长我五岁。1934年,叶笃义在燕京大学毕业后,曾在天津一个政府部门工作。1935年爆发了“一二·九”运动。这时,笃义兄虽然不是在校的学生,但这个伟大的爱国运动对他的思想影响和政治触动还是很深远的。从这时起,他就立志忠心报国,矢志不移,全身心地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去。

从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到党的事业的追随者

笃义三哥是一天资聪颖、非常好学的人。1930年他在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被清华和燕京两所大学录取。他的自然科学功底很好,本来想到清华大学读物理系,如果去清华学自然科学,他将来肯定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科学家。但因我的一个表哥在燕京大学读书,在他的撺掇下,笃义兄到了燕京大学政治系读书。从此,改变了他终生的事业方向。

燕京大学是后来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并因毛泽东那篇《别了,司徒雷登》而在中国闻名的美国人司徒雷登创办的。虽然叶笃义在学校里学的是政治系,但那时却是个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埋头读书的好学生,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不过,这个专业的选择,使他对英美西方的政治制度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后能参与民盟的创建和工作,跟这样的学习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另外,因为叶笃义优秀的学业,得到了校长司徒雷登的赏识,这既为他以后充当国共和谈的协调人之一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祸根。

1934年,叶笃义大学毕业后,正是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在我的两个哥哥叶笃庄和叶笃廉(即叶方,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下,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思想上开始倾向于革命事业。1936年,他与几个弟弟一起创办了宣传进步爱国思想的“知识书店”,这个书店实际上是天津中共地下党的一个掩护机关。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特务机关要对书店下手,首先得到消息的叶笃义只好停业躲避,书店被迫匆匆关门了。

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我在北平大学念书,积极参加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并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叶笃义非常支持我的革命行动。1935年九、十月间,我因在电车上读一本革命书籍(华岗著《1925-1927大革命史》)被宪兵逮捕。为了保释我,他四处寻找保人,使我获得释放。当时,我和天津学联联系较多。天津学联要召开秘密会议,我找到叶笃义,希望他在我们家里提供开会的场所,他愉快地答应了。他在客厅里布置了麻将桌作掩护。天津学联的两次会议都是在他的掩护下召开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天津先后沦陷,平津进步学生要转移南下抗日,因我的六哥叶笃廉是中共党员,在天津我们家里召开一次会议。“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李昌、蒋南翔等人参加了这次会议,研究天津学生转移路线问题。叶笃义担负起掩护的责任。

如果说此前是出于对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同情,那么1938年秋,叶笃义通过张东荪介绍,则与中共地下党员接上了关系,从此就成为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热心追随者和参与者。

1938年秋天,叶笃义随张东荪来到北平,同在沦陷区的中共地下党合作,开展抗日救国的工作。1943年6月,叶笃义只身秘密前往山西太行解放区,与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参谋长滕代远会晤,共同商讨抗日救国合作事宜。7月7日,叶笃义代表张东荪和彭德怀共同签署了“七七抗日协定”。随后,按照党的安排,在沦陷区开展抗日救亡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叶笃义在重庆加入民盟,并任中央委员。在这期间,他与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成员一道,参与国共和平谈判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密切合作,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反对内战。

1946年5月,国民党挑起内战,进攻中原解放区,上海人民掀起了反内战的爱国高潮。6月23日,组成了以马叙伦为团长的“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到南京去要求面见各方代表呼吁和平。国民党当局得知后,采取各种办法进行阻拦。叶笃义代表民盟到南京下关车站欢迎代表团。

进入车站发现异样后,尽管中共代表范长江劝他离开,但他坚决拒绝了。当火车到达车站,和平代表们一下车,立刻遭到埋伏在旁的大批特务围困在车站附近的一个房间。叶笃义和和平代表一起,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连续毒打,叶笃义被打昏过去,后来才送往医院救治。这就是有名的“下关惨案”。

“下关惨案”发生后,周恩来闻讯随即和董必武、李维汉、滕代远、邓颖超、王炳南等赶赴医院慰问受伤人员。当周恩来来看望叶笃义时,叶感动地说:“谢谢,看来和平民主道路还是很艰难的。”周恩来说:“道路艰难,我们有信心争取到民主和平。”

国共和平谈判破裂后,国民党当局在昆明杀害了民盟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政治形势更加恶化。叶笃义不顾个人安危,义无反顾地与民盟先驱张澜、黄炎培、史良等一道,捍卫民盟的尊严,投入到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去。

1947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悍然下令解散民盟总部,叶笃义冒着被杀害的危险坚持留在上海,与民盟盟员一起转入地下斗争,继续为党、为民盟作力所能及的工作。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才被迫秘密转赴香港,8月回到北平,作为候补代表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坚定的爱国情怀

叶笃义生于1912年,在他成长过程中,承接了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的追求,以及反帝爱国的优良传统。他和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具有坚定的爱国情怀。

1934年,叶笃义大学毕业后,由于成绩优秀,1935年,不经意间得到了官费留学法国的一个名额。但是,当录取通知书和船票送给他后,他却毅然放弃了。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呢?他淡淡地说,当时国家在那样危难的时刻,日本人都到了家门口了,连学生都在为国家的命运抗争(他指我置身其间的一二·九运动),我出去干嘛?还不如留在国内为国家民族做点事。

叶笃义因为在燕京大学的优异成绩,深得校长司徒雷登的青睐。由于这一层关系,在有美国参与的国共两党和谈时,他作为民盟的代言人与已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多有沟通。1946年国共和谈破裂、民盟被迫解散后,司徒雷登力劝他到美国去,并表示,愿意推荐他到联合国去工作。他表示坚决拒绝。

1948年七八月间,国统区学生举行大规模反美示威运动。司徒雷登发表一个声明,威胁说学生们要“自食恶果”。叶笃义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对司徒雷登的声明表示不满。尽管司徒雷登是他的老师,但他也要提出批评。他在上海《展望》刊物上以“陈光”的笔名发表《不要打破温度计———警告司徒雷登先生》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借用司徒雷登讲过的一个比喻———学生运动是代表社会舆论的温度计,镇压学生运动如同不愿见到温度改变而打破温度计那样愚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这个比喻来批评司徒雷登的做法。同时,叶笃义代表民盟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向司徒雷登递交一封抗议的信。他同时把自己的这篇文章也交给司徒雷登,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

1949年5月,叶笃义到香港后,为了得知被羁押在上海的张澜和罗隆基的消息,经常与美国一位副领事联系,打探消息。当得知张、罗二人脱险后,叶笃义想立刻返回上海。为此,他找这位副领事帮忙买船票。不料,这位副领事竟向叶打探中共内部事务,他拒绝回答。临走时,这位美国副领事居然想到要用钱来收买他,被他一口回绝。

这些事情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虽然叶笃义说起来都是很平淡的,但我能理解他的内心情怀。一个人在决定政治走向的紧要关头,何去何从总是他的最基本的感情。叶笃义从来没有空唱爱国的高调。但是,在几个重要政治关头,他总是恪守一个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的良心。这良心,就是他坚定的爱国情怀的体现。

虽九死其犹未悔

1993年,年过八十的叶笃义经过几度请求,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选择,不为一些人所理解,但我能理解他。叶笃义一生命运坎坷,但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信念却从未改变过,用他自己的话说“虽九死其犹未悔”。

1957年,党中央开始整风运动。整风开始后,确有个别人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散布了某些煽动性的言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5月15日毛泽东在写给党内的指示中(这一点是后来才知道的)提出了“引蛇出洞”的策略,使报纸版面上一时全是反面意见,在群众中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这反过来又引起中共领导人的不安,对形势发展和阶级斗争作了错误的估计。

当时,担任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的叶笃义,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他不但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会议上做过多次发言,而且参加了著名的“六教授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他都坦诚地对党的各项工作提出了有益的批评和建议。当整风转为反右时,这些都成为他的罪状了。理所当然地他被错划成右派了。

叶笃义被划为右派后,处分很重,从行政八级降到十三级,职务也全被撤销了。我去看他,他自己虽然思想不通,但他并没有埋怨党,而老是自责,说自己不该那样讲话。我也是想不通的,这样一个忠诚的爱国者为何被打成反党的右派呢!?我那时已是有近20年党龄的老党员,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劝慰他。

1960年叶笃义摘掉右派帽子,虽然仍保留了民盟中央候补委员的头衔,但基本上无事可做。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翻译工作上。那几年我常常见他捧着厚厚的外文书看。后来,才知道,他把一套四本的《美国外交史》和《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的有名著作都翻译出来了。我想,做这样的工作也是他心中的一种解脱吧。

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叶笃义的命运又一次陷入了悲惨境地。

叶笃义与张东荪关系密切,而那时张东荪已经被定为里通外国的“特务”了,他又是司徒雷登所赏识的学生,而那时司徒雷登则被视为美国在中国的“特务头子”。这样复杂的关系,使他在1968年4月就被民盟中央的造反派实行“革命专政”,被拘留审查,要他交代与这些特务的关系,硬要他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

在拘留期间,审完了他以后,又要他交代同别人的“特务关系”。后来得知,当时审查重点,是要他交代同徐冰(文革前,徐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的“特务关系”。他也因此被关进秦城监狱。

“文革”期间,中央统战部为什么把徐冰打成“美国特务”?徐冰案件的情况,我不清楚,但这个案件却牵连到我的两个哥哥,一个是三哥叶笃义,一个是五哥叶笃庄。这里先说说叶笃庄的情况。

叶笃庄是搞农业的专家,他很早就参加了民盟,曾被选为中央委员,1957年也被划为右派。随后又被抓进了北京的一所监狱。我当时很不解,因为右派一般是不关进监狱的。1962年6月,他被从监狱放出来,我就去看他,问抓他的原因,他不敢讲。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看望他,他才说:“抓我的原因是说我是美国特务。我被放出来时,监管人员对我讲,你出去不向别人说你的案情,就没有事了。所以我不敢说。”他告诉我,他被定为“美特”主要是两件事:一是1945年他在民盟时曾受周新民(当时是民盟的一位负责人,是一个老的地下党员,解放后曾任长春市长)的指示,到美国驻中国的军队中当翻译。再一件事是,1946年,叶笃庄到北平,国民党高树勋部在晋冀鲁豫地区起义了,民盟就想在这支部队里建立支部。正好有一个美国进步记者要到晋冀鲁豫采访,民盟就让他以给这个记者做翻译的名义,到那里去建立民盟支部。当时徐冰在北平军调部任我方代表。叶笃庄在北平与徐冰相识,经请示徐冰,徐冰同意,并给刘伯承、邓小平发了电报,刘邓接见了叶笃庄和这位美国记者。

我听后说:这两件事都有党内高级干部作证明人,不会成什么问题的。我当时就想通过新华社的党组织去找周新民和徐冰来作证明。但是,八届十中全会开过后,阶级斗争这根弦又绷紧了,叶笃庄在出狱一个月后,又被法院收监,而且立即开庭,以“美特”罪名判处10年徒刑。“文革”前他被安置在安徽的一个劳改农场作渔工,不料想1968年又被押解到北京,关进秦城监狱,主要是要他交代和徐冰的特务关系。

在叶笃庄被抓回去之前,叶笃义就在秦城监狱中为这个问题没完没了地交代。在严刑逼供下,他被迫捏造说,自己和徐冰是特务关系,徐冰通过他给司徒雷登送情报。但是,每次审讯完毕后,毫无根据地捏造别人的罪行又使他感觉良心不安,他就又翻供。接着又是一轮严厉的逼供,他只好又被迫承认。如此反复,他在秦城监狱里一直关了4年半。

他曾经给我看过在秦城监狱中所写的几首诗,既描述了所受到的非人待遇,也抒发了自己的信念。他在狱中度过六十周岁生日时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已矣六十载,往事如云烟。

投入囹圄后,倏忽近四年。

追昔时似煎,抚今日如年。

日进嗟来食,衣寝灯光前。

日日受煎熬,时时如倒悬。

不堪逼供信,被迫作假言。

居易以艾命,一年复一年。

梦与家人会,醒来泪满颜。

影与形相吊,苦楚有谁怜。

荣辱何足论,功过盖棺言。

自古谁无死,不愧对青天。

1978年,中央统战部给叶笃义彻底平反(我的另一个哥哥叶笃庄的冤案也获得平反)。

平反以后,叶笃义以“俱往矣”的心态看待所受过的磨难,把全部精力又投入到党的统战工作中去。1981年,他得了结肠癌后,预感到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又一次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但统战部考虑到他在民盟担任中央副主席,批准入党有诸多不便。此后,他又奇迹般地活下来了。直到他80岁时,再一次强烈提出了这一要求,最后获得了党组织的批准,在他耄耋之年,终于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应该说,不管遭受多少磨难,历尽多少坎坷,叶笃义对党对革命的信念始终未曾改变。晚年他写下了发行量很大的《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书,简略地讲述了自己一生的经历。在“前言”中他写道:

将一个爱国善良的灵魂扭曲到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的反动,这里有社会的悲剧,也有自身的脆弱。在良知复苏的今天,我们该如何写下这一段历史呢?拂去历史的尘埃重新追忆个人的一生,我已没有精力;将过去的自我批判来个反批判?我缺乏这种水平。我以为最简单又最安心的办法倒是将自己后半生最多的作品———检查稿,搜集起来,整理成书,较完整地奉献给读者。

这寥寥数语,透出叶笃义对历史的洞察力,也使我们能看到他“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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