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六六会议”始末

1957年6月6日上午10时在北京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副主席章伯钧召集六位大学教授和其他几个人，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6月6日六教授，故称为“六六六会议”。这六位大学教授是：

曾昭掄，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钱伟长，清华大学副校长、教授；

费孝通，原清华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教授；

陶大镛，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教授、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

吴景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黄药眠，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参加会议的还有民盟办公厅主任叶笃义。此外，还邀请民盟副主席史良、民盟秘书长胡愈之、民盟中央常委闵刚侯、金若年出席了会议。胡愈之在会议开始前即离开会场。

反右派斗争发起之后，闵刚侯写了一篇题为《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的揭发文章，对这次会议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追述。尽管闵刚侯在文章的开头写道：“这的确是一次紧张的集会，许多人激昂慷慨地发了言，这些发言不像是人民内部的共同语言，因之给我的感受极其深刻，不易磨灭。”但事隔近一个月，个人的追述与实际的发言内容难免要有所出入，特别是反右派斗争如火如荼的气氛，对闵刚侯的措词不能不有所影响。因此，我们还必须参考一下其他人的有关回忆材料，才能比较准确地了解这次会议的真实情况。

章伯钧等人举行这次会议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闵刚侯断言，“章伯钧这个右派野心分子就是想通过和罗隆基的联盟（参加这次会的曾昭掄、费孝通和吴景超等都是罗隆基的小组织人物），点上火在学校里烧起来企图威胁党，以达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狂妄目的。”

闵刚侯的这个论断——实际上也就是中共中央对此所作的结论——是很值得我们重新研究一番的。

果真是章罗结盟的会议吗？闵刚侯下这个断语时，显然忽略了民盟副主席史良一贯的政治态度。众所周知，史良一贯是站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立场上说话的，在整风运动刚刚发动的时候，史良就坚决反对罗隆基的观点，表示要和他争鸣一番。那么，如果“六六六会议”有任何结盟反党的迹象，史良不会觉察不到，也不会不表示反对的。事实是，史良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并建议，他们几个人一同去向共产党的负责同志反映情况，这说明，“六六六”会议根本不可能是章罗结盟的会议。

果真是一次“点火”的会议吗？这个结论也错了。恰恰相反，这是一次“灭火”会议。章伯钧后来交代说：

6月5日下午，曾昭掄、钱伟长、费孝通、胡愈之四个人在民盟的‘科学规划’工作组开会后到家里来找我，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钱伟长讲了清华大学学生的情况，他说：“现在是放，还是收？清华大学党委已不能维持了，如果继续放我们不管，要收我们就来收。”费孝通也谈了一下民族学院的情况。曾昭掄也说了，他说：“现在的情况是全国各地都搞起来了，上海的学生闹很厉害，今天上午，杨秀峰（时任高教部部长——笔者）到上海去处理问题，情况很严重，学生有可能上街，市民也不满意，学生同市民结合起来就是匈牙利事件”。当时，我同意他们的见解，对形势的估计是这样严峻。当天我们决定：第二天再多找几个人谈谈，并由我告诉周总理。当天晚间，我曾给习仲勋、李维汉打电话，但是没有接上头。

章伯钧等人一再指出局势的严重性，无非是强调“收”的必要性。他们认为如果继续“放”，民盟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但如果要“收”，共产党就不能离开民盟的帮助。在他们看来，局势已经严重到一触即发的程度，而这正是民盟发挥作用的时候。

第二天会议的发言，更加清楚地表明了他们主张“灭火”的动机。费孝通回忆说：中午章约史良、胡愈之、叶笃义、黄药眠……和我十二人在文化俱乐部吃午饭座谈，除胡、闵、金没有发言外，大家都谈了。在情况估计上，除吴景超觉得正常之外，都认为是紧张和严重的，有人说这是匈牙利事件前夕，所不同的就是学生还没有找到头儿，教师们和学生一联起来，上了街，就会闹大了。

民盟应当怎么办，做工作是应当的，但是这里关键是在动向问题，我在会上提出，民盟的领导在帮助党整风运动中曾否和党联系过。民盟的方针只是解除顾虑，有啥说啥，是不够了。章回答是没有联系过。……当时，大家都要几位副主席赶紧找党的负责同志谈一谈，其中也包含了错误的看法，就是对党中央是否已掌握了各校实际情况有怀疑。章说可以找周总理、李部长（李维汉）、康生、彭市长（彭真）。史良副主席主张在座的人一起见党的负责同志，问我们是不是愿意像会上一样都说出来，我们都说愿意。她说晚上要遇见总理，如果总理同意，当晚就可以召集大家谈，各人留下电话，由叶笃义联系。

费孝通所谈的情况和章伯钧的交代是一致的。章伯钧回忆说：

6日上午，我们又在政协文化俱乐部见面了。……大家又把头一天的情况说了一下，吴景超估计的形势没有那样严峻。会后，史良的意见是请示领导，找周总理谈，并且说下午和周总理见面时说一下。

7日，国务院开会。史良对我说，前一天晚上已和周总理谈了，总理未置可否，她叫我们再和总理谈一谈。在会上，我写了条子给总理，说情况很严重，谈话的人的态度颇为诚恳等等。总理也未表示可否。

想必中央已经决定了大规模反击右派的方针，周恩来不便于表态，只能“未置可否”了。

将“六六六”会议定为“点火”会议，显然难以解释这样一个问题：章伯钧等人为什么急于同周恩来等中共负责人谈谈？特别是史良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出了相当大的积极性。如果是为了“点火”，如果是为了把事情闹大以迫使共产党下台，章伯钧等人就会在这“匈牙利事件前夕”下到基层，去“呼风唤雨，推涛作浪”，而不是急于同中共的负责人取得联系。答案只能是：章伯钧等人急于向中共负责人反映局势的严重性，以促使中共下定“收”的决心，并赋予民盟更多的政治责任。所以我们说，“六六六”会议不是“点火”会议，而是“灭火”会议；把这个会议定为“章罗联盟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顶点”，也属不实之词。

应该说，这次会议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错误。

第一、一部分人过分夸大了局势的严重性。如章伯钧在会上说，“交通部在汉口的学校，学生要请愿，其他地方也有学生罢课，形势十分严峻。”“共产党内部问题也大，计委差不多都是党员，但撤换李富春的大字报贴在李的门口；这是估计不到的。”又说“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事情就难办了。”还有的人认为，当时的情况很像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前夕。后来章伯钧承认，他所说的计委门口贴大字报的事，是道听途说，不符合事实的。

第二、一部分人过分夸大了共产党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如章伯钧在会上分析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被批判了，各国共产党员所遵循的唯一的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共党史也要修改，现在已没有一个理论和实践标准了。他说，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对派，另一个是中国的毛公继承了列宁主义。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想来总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也不好，放也不好。还有的人认为，从运动中揭露出来的问题看，情况十分严重，主要是制度造成的，而不是个人作风问题。

第三、由于对形势以及党所犯错误的不切实际估计，使一些人过分夸大了民盟的政治作用。有的人说：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要收也容易，只要民主党派站出来说话就可以。现在民主党派说话是有力量的。学生到处找自己的领袖，希望我们能站出来说话。

章伯钧说：在共产党进退失措、没有办法收的时候，民盟有责任要帮助党。他认为，民盟现在大有搞头，主张民主党派要大大发展，同时还要深入到县一级，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监督作用。他建议费孝通去掉专家局、民族学院和民委会的职务，多花时间搞民盟的工作。在他们看来，局势的发展超出了共产党的估计，共产党已经陷入困境，现在只有民盟站出来说话，才能控制住局势。这也是他们急于同中共负责人取得联系的根本原因。这种过分夸大民盟政治作用的观点，不仅容易在实践中产生忽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倾向，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章伯钧等人利用“危机”迫使中共给民主党派更大权力的政治野心。至于这种野心膨胀到何种程度，是否已严重到从根本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要取共产党而代之的程度，当然是应该分析的。

（选自《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萧冬连 谢春涛 朱地 乔继宁 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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