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开展宣传工作的艺术特色

摘要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策动了百万国民党军起义(包括和平改编)，大大缩短了解放战争的进程，甚至有学者把这一现象称为解放战争的第三条路线。透过现象看本质，中共不仅在军事战场上采取了适宜的战略战术，而且宣传工作也体现了极高的艺术特色和时代魅力。主要表现在：宣传主体方面，依托健全的宣传组织机构，以严肃科学态度开展宣传工作；宣传内容方面，根据形势发展变化，适时调整宣传策略及方针，体现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宣传渠道和载体方面，以报刊、广播为主体，其他宣传形式为补充，辐射扩大自身影响；此外，宣传对象方面，通过树立榜样，以点带面，发挥示范效应。

关键词　解放战争时期，宣传工作，艺术特色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1)04-0021-07

何谓“宣传”?宣传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其含义不断演变。1997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的宣传词条是这样解释的：“宣传是指系统性地通过符号方式(词语、动作、旗号、纪念物、标志、音乐、服装、发式、对硬币及邮票的设计等等)操纵他人的信仰、态度或行为。故意性以及对操纵的格外强调使宣传区别于随便的谈话和自由的意见交换。”

本文中，宣传是指中共(即宣传的主体)通过报纸、刊物、广播、电台、传单、标语、书信等有效传播途径，运用适当多样化的方法和手段，卓有成效地对宣传对象(本文侧重于国民党军队)开展传播自身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的工作，在以理服人的过程中，达到传播其意识形态的最佳效果。可见，宣传过程包括宣传者、宣传内容、宣传渠道和宣传对象四种要素，每一要素都与宣传效果有着直接的联系。

何谓“宣传艺术特色?”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艺术”一词是指“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方法”。“特色”即特点，独特或特有的不一样的地方。因此“宣传艺术特色”即指为了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在传播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创意、技巧和智慧。它不仅包括宣传的内容和形式，而且也包括一些策略性的做法。具体来说，为了达到传播意识形态的最佳效果，宣传者把一定的宣传内容经宣传渠道传递给宣传对象，在宣传过程中表现出极高的创意、技巧、做法和智慧。

1945年9月到1950年6月，中共策动了国民党军118万人起义(包括和平改编)，将原来预想解放的时间大大缩短，甚至有学者把这一现象称为解放战争的第三条路线。透过现象看本质，笔者认为中共不仅在军事上采取了适宜的战略战术，促进了战争胜利进程；而且其宣传工作也体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有效配合了军事战场和形势需要，其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视。因此，笔者希望通过史实的梳理，总结这一时期中共开展宣传工作的艺术特色，拓宽党史研究的思路和视角，提升党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一、宣传主体——依托健全的宣传组织机构，以严肃科学态度开展宣传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已经建立起健全的宣传组织机构，以此为核心，本着严肃科学态度开展宣传工作。具体表现在：以宣传委员会(后改为宣传会议)为核心领导，下辖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中央党校、中央文委及出版局委员会等各司其职的宣传机构。同时，在健全宣传机构的基础上，为提高宣传工作的效率，避免出现重大失误，强调党委负责制，反对个人包办。

众所周知，自中共成立起，就开始注重宣传工作。中共一大《党纲》规定，选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委员三人组成，其分工为：书记陈独秀负责全党工作，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但中共当时刚刚成立，还没有条件成立一个系统的宣传机构。随着中共发展，1923年，中共三大决定“中央局下设组织、宣传、妇女等各部门，毛泽东负责组织，蔡和森、罗章龙、瞿秋白负责宣传，向警予负责妇女”。此时，中共虽明确表示要成立宣传机构，但由于各种原因，直到1924年5月的中共三届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才正式成立组织、宣传、妇女各部，当时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是罗章龙，其职责是“在党报上加重党内教育的工作，并且指导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政治宣传亦急于有全国的进行规划”。至此，中共的宣传机构正式成立，并明确了自己的职责。由于初创时期中共力量的薄弱和政治的不成熟，其宣传手段和方法也较单一，主要是通过报刊和文艺、公开发表演讲等手段进行宣传。1928年中共六大期间，中共通过了《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从煽动、宣传、刊物三个方面进行了规定，宣传工作取得初步进展。

抗战时期，中共宣传机构已经基本成型。在延安整风期间，中共中央开始实行机构调整与精简，也就是著名的精兵简政。在这次机构调整改革中，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两个委员会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四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管理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中央党校、中央文委及出版局委员会。1945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又将中央宣传委员会改为宣传会议，由毛泽东任主任。但原来宣传委员会所辖的中共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中央党校、文委仍不变动，只是将出版局归中央宣传部领导。但宣传会议这一组织机构并未维持多久，至1945年下半年实际上已经停止，下设各机关又重新直属中共中央管理，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通过这些改革，进一步明确了中央领导宣传部门的关系。同时，各地方党组织也开始设立宣传部门，在中央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具体表现在：1941年6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宣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该《提纲》要求“各级党的组织都应设立宣传部(科或股)，统一同级党的一切宣传鼓动工作。凡关于国民教育、党内教育、文化工作、群众鼓动、对敌伪宣传、出版发行、通讯广播等工作均应受宣传部的直接领导。各级党部应依各地不同情况，在宣传部内设立必需的不同的部门”，“全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必须统一在中央总的宣传政策领导之下”。

解放战争时期，在继承上述优点的基础上，中共对于宣传鼓动工作的任务与范围、宣传鼓动工作的特点、宣传与鼓动的相互关系、宣传鼓动的原则、宣传鼓动的方法、党内教育工作、群众鼓动工作及报纸、刊物、通讯社及出版工作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宣传组织机构更加成熟规范，职责清晰。同时，这一时期，中共特别强调宣传工作也要体现党委负责制，反对个人包办决定。1948年9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重要制度，今后从中央局到地委，从前委到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

执行。”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在开展宣传工作方面，强调宣传的内容必须经过集体讨论，讨论通过后，个人负责。当时陆定一是宣传部长，由他具体负责宣传工作。

中共强调以严肃科学的态度对待宣传工作，认为其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避免偏重军事忽视宣传的弊端。解放战争时期，包括许多领导同志思想观念存在一个误区，即重视军事战场的正面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新闻宣传，认为与军事战场相比，宣传工作可有可无，甚至更为严重的是，在宣传工作中出现许多错误。为纠正上述错误思想，1948年6月3日，毛泽东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1948年5月30日关于一年来办报情况给中宣部的报告写的批语，强调指出：“各地领导机关(包括中央局、区党委两级)对于报纸、通讯社等极端重要的宣传机关放弃领导责任，或者虽未放弃领导，但是抓得不紧，听任许多错误观点广泛流行，宣传工作极不严肃。此种状况，必须坚决改正。改正方法之一，是中央局(分局)及区党委(省委)对于自己的报纸，必须于每天出版之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大样看一遍，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出版。各地领导同志，必须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宣传工作。”此外，如何生动鲜明地开展宣传工作，毛泽东也提出了若干具体意见，这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文中也有所体现。

可见，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依托健全的宣传组织机构，以严肃科学的态度对待宣传工作，这是宣传工作取得理想效果的特色之一。

二、宣传内容——适应形势变化，调整宣传策略及宣传方针，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

从1945年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解放战争时期大致经历四个阶段：全面内战前，1946年6月开始的战争防御阶段，1947年7月开始的战略进攻及1948年8月战略决战阶段。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每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和主要矛盾有所不同，而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往往决定事物发展的性质。根据战争发展阶段的变化，中共相应的调整了宣传策略及宣传方针。表现为：暂停播摩擦消息，力争和平；揭蒋阴谋，丢掉幻想，树立必胜信心；打蒋到底，夺取胜利。

全面内战爆发前，中共以宽容态度和诚意，在宣传策略上采取了“暂停播摩擦消息，力争和平”方针。内战爆发前的一个月，毛泽东给新华社、《解放日报》代社长兼总编辑余光生的信中指出：“从二十三日起，摩擦消息暂时停止广播，唯报上仍可登载一部分。对马歇尔声明如写评论，请送我一阅为盼。”为什么要暂停播摩擦消息呢?因为当时美国方面派来了马歇尔来华调停军事，为了“顺应”马歇尔，蒋介石宣布东北停战一周(后延续半月、四个月)，这又给人们一线和平希望。毛泽东的这封信就是适应形势、顺应民意而做出的调整。这不仅体现了我党的和平主张，而且向人民表达了我党忍让宽容态度。从这封信到解放战争开始的一个月，中共宣传策略的重点是，宣传全国人民要求和平、要求美国政府撤军(当时美军在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秦皇岛等地有九万之多)并停止援蒋内战的呼声，宣传我党我军严守各项协议的事实，同时宣传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给人们以警惕。这样，中共在政治上取得了攻势，在人民群众中得到了同情和支持，在舆论宣传上处于十分有理、有利的地位。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中共制定了揭蒋阴谋，丢掉幻想，树立必胜信心的宣传策略。6月30日，毛泽东致信新华社代社长余光生：“从现时起，凡各地蒋军向我进攻之消息，均请发表，并广播；因蒋口头说停战，实际在作战，我应发表新闻予以揭穿。”这封信是部署解放战争新闻宣传工作的第一份文稿。随着战争进程发展，毛泽东致信胡乔木：“请写一篇号召解放区军民起来粉碎反动派进攻的社论。目前亟须这样一篇社论，以利公开动员。”胡乔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起草的社论《全解放区人民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8月16日在《解放日报》发表。内战爆发时，由于国共双方军事力量严重悬殊。国民党军总兵力约430万，并拥有大量的美、日现代化武器装备和相当数量的飞机和军舰。而中共领导的军队总兵力约127万，武器装备以小米加步枪为主。面对敌强我弱的现实，很多人产生了恐惧心理，害怕共产党不能坚持太长时间，不能取得战争胜利。这时堠，毛泽东要宣传部长陆定一组织一批阐述我军必胜条件的文章。于是，陆定一亲自动手写了社论《蒋军必败》。毛泽东看后在给陆定一回复信的末尾写道：“不但澄清对美幻想，主要澄清悲观思想，指出必胜前途，这是目前的中心问题。”这时，中共的宣传策略重点已经从揭穿蒋介石阴谋转移到丢掉幻想，树立必胜信心上来。后来，为了再次强调这一策略思想，毛泽东又给陆定一写了一封较长的信，这封信成为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宣传策略的指导思想。“定一同志：文章的写法宜改变，因为在解放区军民中，目前的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每遇一次胜利，即写一篇社论鼓励之，证明之；每失一重要地方即写一短文解释之，说只要歼敌，将来可以恢复。”此外，为了帮助大家树立必胜信心，毛泽东指出，蒋介石的崩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失败的命运不可避免。1947年7月2日，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陕北观察家痛斥蒋介石的评论《蒋政府又一次穷极无聊的尝试》。毛泽东对评论加写了一段话：“观察家说：一年来蒋介石采取了许多步骤，召集‘国大’、制定‘宪法’、‘改组政府’、驱逐中共代表，占领延安。现在又有所谓‘通缉’中共领袖，其目的都是为着打击中共及一切民主力量的威信，并将他们孤立起来。但其结果却是完全相反，致命地打击了蒋介石自己在人民中残存的一点威信，并把他自己完全孤立起来。蒋介石的崩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1947年7月，战争进入到战略进攻阶段。根据斗争的发展需要，中共宣传策略的重点是打蒋到底，夺取战争的全面胜利。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公布，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这个宣言第一次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称，第一次以宣言形式郑重向中外宣布“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948年8月起，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毛泽东多次撰写广播稿，再次重申了这一主导思想。

从暂停播摩擦消息，力争和平；到揭蒋阴谋，丢掉幻想，树立必胜信心；最后到打蒋到底，夺取胜利。每一阶段宣传策略和方针的调整都是根据军事战场及当时形势需要，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注重分析和解决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展示了高超的宣传艺术特色。

三、宣传渠道和载体——以报刊、广播为宣传的主体，其他宣传形式为补充，辐射扩大自身影响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主要通过报纸、刊物、广播电台、传单、标语等有效宣传载体，运用并创造

了灵活多样的方法和手段，卓有成效地开展宣传工作，辐射扩大了自身影响，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渠道和载体一：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为主要载体，进行报刊宣传。

报刊宣传，是进行时事宣传最强有力和最经常的工具，也是开展宣传最基本的一个方法。由于中共从建党时就开始实施报刊宣传，到解放战争时已经形成了以中央报刊为指导，与各中央局、分局、各区党委下辖的党刊党报相结合的报刊宣传体系。当时比较有名的报纸有《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前者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早在1941年5月15日，中共发出《中央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五月十六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后者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大型机关报，也是抗战初期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的大型日报。同时，中共中央在延安还创办了《解放》和《共产党人》等党刊。除中共中央的报刊外，各中央局、分局，各区党委也都有自己的党刊党报，如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党的生活》和《新华日报》华北版，晋察冀分局的《晋察冀日报》，山东分局的《大众日报》和华中局的《江淮日报》等。笔者查阅了《毛泽东年谱》(下)发现：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发表了大量文章、社论、电文及答外国记者问。毛泽东曾经高度赞扬：“《新华日报》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又一支方面军。”同时，中共抓住有利时机，利用有限合法地位，展开宣传工作。从抗战胜利到全面内战爆发前，是解放战争的过渡阶段，蒋介石还不敢公开撕毁协议，明目张胆地发动战争。在这种背景和时代前提下，中共依托《新华日报》《解放报》《群众》杂志等可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有利条件，揭露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调动军队蚕食解放区的阴谋。通过对国民党内战阴谋的揭露，中共赢得了民心，使民众了解了事实的真相，达到了宣传的既定效果。此外，中共还通过其他传媒，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1945年9月5日，毛泽东在桂园接见《大公报》记者说，“目前尚未可能有确切结果以慰国人，我国政令军令的统一必需建于民主政治的基础之上。只有包括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代表人士的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是，民主统一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1949年6月16日，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光明日报》在北平创刊，毛泽东为该报题写祝词：“团结起来，光明在望，庆祝光明日报出版。”中共通过争取其他报刊宣传自身政治主张，为自己赢得战争胜利争取了时间，获得了广泛舆论同情和支持。

在进行报刊宣传的同时，毛泽东对于宣传的内容和形式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要求：注意“度”的把握，坚持宣传原则的坚定性与具体政策的灵活性相结合，做到以理服人。报刊宣传的最终目的是扩大自身影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如果某些人属于可以争取团结的范围，虽然在一定时期这些人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言论，对于这些错误言论当然是要批评，但批评不是目的，批评是为了教育说服他们认清事情的本质和真相，真正通过宣传使这部分人走到正确立场上来。如1948年1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上海局及各中央局电：“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说服性，要入情入理。”“对一切应当争取的中间派的错误观点，在报纸刊物上批评时，尤其要注意文章的说服性。”

从上述可以看出，中共对于报刊宣传这块阵地极其重视，这与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的个人魅力是分不开的。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一个博览群书的政治家，青年时代就养成了读书看报习惯。深知报刊在促进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成及帮助大众及时了解当前局势所发挥的作用。早在重庆谈判时期，为夺取报刊宣传这块阵地，毛泽东指示尽快派人到上海等地办报。“上海《新华日报》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速出版。根据国民党法令，可以先出版后登记，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亏。”同时，毛泽东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渠道和载体二：以新华社为主要载体，进行广播宣传。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利用无线广播覆盖面广及影响范围大的特点，以新华社为主要载体，进行广播宣传。1940年，中共在延安建立了第一个广播电台，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改变了中共宣传无广播的历史，填补了宣传史的空白。1941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要求：“各地报纸的通讯社，应有专门同志负责接收与编辑(延安新华社广播)的工作，应同延安新华社直接发生通讯关系，并一律改为新华社某地分社。关于电台广播内容与广播办法等，应受延安新华社之直接领导。”这一指示的发布，统一了对外宣传的领导权。1944年8月，新华社又成立了英文广播部，从9月1日起对外播发电讯稿。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新华社已发展成为有100多人的总社和遍布各抗日根据地40多个分社的新闻通讯系统，成为中共的喉舌。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广播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的题材较多。主要内容有中共中央文件、重要报刊社论、重要论文、国际国内新闻，以及名人演讲、科学常识、文艺节目等。同时，以延安新华社为主体，在东北、华北等地又建立了一大批广播电台。这样，以延安为中心的无线广播在解放战争时期已经具有较大的规模。如解放战争时期，河北地区建立了张家口(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邯郸新华广播电台、承德新华广播电台、唐山新华广播电台。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就开办了《政治讲述》节目，1945年10月开始连续播出陈伯达的《谈中国之命运》，11月连续播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理论著作，让人民群众更深入地理解了中共的政策。傅作义将军就是通过张家口广播电台的节目，把握中共政策的政治取向和动态，最终走到人民的立场上来。

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重视通过新华社这一传播途径，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他经常率先垂范，亲自动手撰写社论，为《解放日报》、新华社提供“弹药”。他还要求各地党政军领导都要学会运用社论这一最重要的宣传手段，并能亲自动手写作社论。笔者查阅《毛泽东年谱》(下)发现，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新华社发表、审阅及修改的相关社论共计21篇；发表及审阅修改的新闻稿12篇；发表的评论8篇；发表及修改的时评2篇；发表的新年献词1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及审阅社论3篇。其中，我们最熟知的是毛泽东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写的广播稿，即《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此广播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堪称中共广播宣传的典范。此外，在西柏坡时，中共还抽调新华社骨干力量组成了小编辑部(总编室)，成员

包括范长江、陈克寒、石西民、梅益、吴冷西等。毛泽东经常为他们写范文，除《中原我军占南阳》外，还有《东北我军全线进攻，辽西蒋军五个军被我包围击溃》等。他还非常细心地为报纸、广播纠正字词错误和文字缺点，借以提高写作者的工作效能和业务水平。

当然，这里需要提醒注意的是，由于中共当时还不是执政党，并没有取得全国政权，无线广播的信号不可能覆盖全国，因此新华广播的范围是有局限性的。

渠道和载体三：其他形式的宣传。

除上述两种主要宣传手段外，中共还采取了其他形式的宣传，主要有：书信宣传、传单宣传、标语宣传、口号宣传、文艺作品宣传等。这一时期，以书信宣传为例，笔者查阅《毛泽东文集》(四)和《毛泽东文集》(五)，发现有多篇毛泽东与党外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的信件。

上述可见，中共以报刊、广播为主要载体，其他宣传形式为补充，传播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主张，扩大了自身的政治影响，取得了宣传的主动。

四、宣传对象——树立榜样，以点带面，发挥示范效应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开展宣传工作的又一艺术特色在于：通过树立榜样，以点带面，发挥示范效应，达到宣传的理想效果。

树立榜样，以点带面。主要表现在：对国民党起义军队和反正的原国民党官兵加大宣传力度，发挥其示范效应。如对高树勋和王克勤的宣传。中共于1945年11月12日发出了《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解放日报》于1946年12月11日发表《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社论，号召国民党官兵怠战、罢战或起义。据统计，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共策动了大约118万国民党官兵起义(包括和平改编)。从这一统计数字可以看出，中共除了正面战场的军事战争外，还进行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思想政治宣传战争。即通过宣传，树立国民党将领或士兵的典型，利用投诚过来的敌人向未放下武器的敌人现身说法，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这比直接去做宣传更有说服力，更能动摇敌人的军心。过去，在党史教学与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解放战争时期存在着两条战线，即解放区军民进行的革命战争，也就是第一条战线；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运动为先锋的人民民主运动，即第二条战线。对于这两条战线的存在、斗争表现及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学术界已经达成了共识。但现在也有学者提出，除了这两条战线外，解放战争时期还存在着第三条战线，即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起义。其依据在于，“1946年10月30，朱德在一次讲话中，将高树勋运动与解放区军民的抵抗、蒋管区人民的民主运动并列起来，看做是鼎足于全国人民革命斗争中的三足之一，是冲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三个潮流之一，共同推动革命走向胜利”。当然，也有学者质疑这一观点，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但无论如何，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如何通过宣传工作策动大批国民党军起义，已经成为党史界关注的一大热点，学术界已经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专著，涌现出许多理论成果。具代表性的有：阎明于2008年在《党史研究与教学》上发表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策反与国民党军起义》，季云飞于1996年在《南京社会科学》上发表的《论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瓦解敌军工作》，古琳晖、陈志勇于2006年在《南京政治学院学报》上发表的《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对敌舆论宣传述论》。诸如此类的文章还有很多。因此，关于这部分内容，笔者不再进行赘述。

上述可看出，通过树立典型，以榜样的力量教育人，感染人，能够较好地达到宣传的目的，取得理想的宣传效果，这也是中共开展宣传工作的又一艺术特色。

总之，解放战争时期，中共还没有成为执政党，其政治理论、意识形态及思想文化还没有成为主流，面对敌强我弱的国内形势和复杂的国际背景，如何做到以弱胜强，如何使其政治思想逐渐地被大众接受，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除军事战争的正面战争外，还必须采用恰当的方法和手段，加大对民众的宣传，使民众逐步接受其思想观念。因此，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的宣传工作体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和时代魅力，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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