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大业》在影视艺术中的新探索

[摘 要] 《建国大业》作为新中国建国六十周年的献礼片,获得了空前火爆的社会反响和观众的好评。影片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在演出模式、内容结构和拍摄技巧等方面,都有一些创新探索与艺术观念的进步性变革。影片的选题内涵,更具有历史哲理的启示性。

[关键词] 演出模式;大体扫描与细节刻画;拍摄技巧;哲理启示

《建国大业》作为新中国建国六十周年的献礼片,在全国各地的电影院都获得了观众的热情关注,在放映初期甚至形成了一票难求的局面,其火爆的程度,较之以往的各类国产、进口大片均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不仅对经历过建国历程的老人和政治阅历较多的中老年人具有启动历史回味的吸引力,对“80后”“90后”的青年人也有扩展眼界、加深认识及提高其精神向往和心理情趣的艺术魅力。因而,放映一开始,观众就趋之若鹜。这在我国主旋律影片的发展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笔者认为,除了建国60周年大庆的节庆气氛对影片发行具有烘染抬升的作用以外,影片本身在演出模式、内容结构和拍摄技巧等各方面,都有一些进步性的创新探索,应该被看作是影片成功的主要原因。这里,我想把影片的几个特点,分述如下:

一、“明星讲历史”的演出模式,是一种创新探索

我国的电影艺术,过去是长期在主旋律导向下发展的,涉及政治的主题,不能不特别严谨。因此,艺术创新的风险往往使人瞻前顾后、举步游移。可从90年代中期以后,在对外开放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形势推动下,我国陆续从国外引进了一系列娱乐性的商品文化大片。它们一方面丰富了老百姓的生活情趣,满足了社会娱乐的精神需求;一方面,也使得国产影片的票房价值受到了相当严重的冲击。同时,电影观众的艺术情趣和价值取向也不能不在外片的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某些影响。一时间,这类影片中所蕴含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甚至追求个人名利与享受的冒险思想、敢死精神,都渐次在人们心中快速传播,对我国主旋律影片的核心价值观与传统道德观念,都产生了抗衡与立异的作用。在青少年中,偶尔出现因模仿电影人物行为而导致犯罪的现象,更不得不引起社会的隐忧。

由于过去曾经一度风行的老牌国产影片(如《地雷战》《地道战》《林海雪原》等)拍摄时间很早、受当时条件限制,影片的视觉效应不强,人物形象与青年观众之间存在时代隔膜,难以产生心理共鸣,大多只能在中老年观众中拥有既定的好评。而难以收获广泛的票房价值与持续的政治效应。

所以,为了达到既叫座也能使人在艺术上叫好的双重效应,《建国大业》在演员选择上,果断地选择了近20年来受到观众热爱的各年龄段的著名影星。有唐国强、张国立、刘劲、李连杰、成龙、甄子丹、陈道明、陈凯歌、冯小刚这样的大牌演员,也有刘烨、陈坤、黄晓明这样的实力派新秀,构成了170多位影星联袂演出的豪华阵营,自然地吸引了各个不同文化层次与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赏兴趣。这样一来,充分利用明星效应产生的票房号召力,就成为使《建国大业》这样的主旋律影片,获得空前成功的一个妙招。

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经验。因为一部电影能够吸引大量观众,并不只是收获了票房经济价值,实际上,它更重要的是扩大了影片的社会效应。例如,它能吸引青年一代大量涌进电影院去看《建国大业》,这种效应的价值就是不可低估的。无论那些走进影院的青年人,其初始动机是追星也好,是好奇也好,是凑热闹也好,在影片的观赏过程中,毕竟都看到了建国的艰辛,革命战争的辉煌与残酷,人民力量的不可战胜,民主精神在各民主党派与国民党起义军官中的强大精神感召力,从而直观地看到了一段历史的影像,听到了一次由明星讲解的历史课,受到了一次革命民主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熏陶。这样一种以艺术形象为教材的历史大课堂,是一般政治课的口头宣教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应该肯定:这种“明星讲历史”的演出模式,是使《建国大业》获得成功的一次创新探索。

二、大体扫描与细节刻画相结合,是最佳艺术结构

《建国大业》的主题,是要艺术地再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历史过程。从1945年抗战胜利,直至1949年建国大典在北京举行,这一历史时期虽然不长,但其中所经历的事件却非常复杂。包括了重庆和谈,美国调停失败,蒋介石发动内战并公然宣布“戡乱”;解放战争开头和决定胜负的三大战役;民主党派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所作的艰险斗争;学生运动为争民主反内战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翻身农民对解放战争的全力支援;以及国民党内部的急剧分化;蒋介石匆匆扮演总统又狼狈隐退和南京政府垮台前蒋经国“上海打虎”的政治戏剧;北京和平解放与新政协会议为人民共和国催生,等等。当时解放战争与政治局势的每一演变,都是建国大业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之一环。现在,如果要把这一历史事件的方方面面、巨细无遗地全部表现出来,这在一部两个小时的影片中是难于做到的。因而,影片的脚本,只能采取对事件场景作轮廓化的大体扫描,而对人物活动及具体情节,则作有选择的细节刻画,即采取一种类似“远望长城”与“近描花蕊”相结合的艺术结构方式,以求对建国大业的历史风貌,能作出概略而不失真、简约而能传神的艺术表现。从《建国大业》的演出效果来看,影片脚本的这一结构方式,可以说是作出了最佳选择,基本上达到了脚本所预期的目的。

例如,就“重庆和谈”的大局来说,影片对国共双方的立场态度、基本策略,以及参与调停的美国特使和中国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活动,都只作了一次大体扫描,而对校场口事件中冯玉祥将军朝天开枪,制止国民党特务殴打民主人士,以及后来冯玉祥白天打灯笼去见蒋介石,以他的古怪行为去讽刺蒋介石的黑暗统治,则采取了细节刻画的手法。又如,对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只是用几个炮火喧天、人马杂沓的场景,一闪即逝地扫描过去,而对东北野战军在七天内神速入关,则采取了一个细节刻画的镜头:突击团的一个战士大声地喊:“报告团长!前面有一个大地主庄园,围墙很高,爬不上去,手榴弹都炸不开。”然后,团长在照明弹的帮助下用望远镜看过以后,才用电话向上级报告:“报告司令员。突击团已经到了北京城下。”类似这样的以“大体扫描”与“细节刻画”相结合的手法,就使得影片中的历史事件进程显得生动有趣。

虽然影片中个别情节不甚合理,如拍毛泽东在夜里登上屋顶去眺望锦州战场,显然是脚本的虚构,并使人感到有矫揉造作的意味。但这样一种“噱头”取笑的手法,虽然无足称道,也还是有一些调剂观众情绪的作用。

就整个影片的艺术结构来说,这种“大体扫描”与“细节刻画”相结合的结构方式,基本上是收到了良好效果的。

三、演员和拍摄的技巧,有打破老套的艺术创新

《建国大业》中参演的明星演员,虽然有些人对所扮演的历史人物不够熟悉,在角色的形象和言谈举止上,都不免有不尽人意的差距,但主要演员大都是演好了。而且,在演技上,有的人表现得相当成熟,也有个别地方,有大胆的打破老套的创新。例如,演民盟主席张澜的演员,把张澜作为一个民主党派领袖人物之刚正老练、稳健开明、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的性格气度,都拿捏得恰如其分,其声容举止都演得非常传神,这是很不容易的,可以说是这部影片中演得最成功的演员。又如,演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几位演员,在听到淮海战役大获全胜的消息以后,大家开怀畅饮,喝得醉醺醺的周恩来领头唱起了《国际歌》,并把自己和朱德、任弼时抱拢来,把额头和脸贴在一起,显得无拘无束的浪漫;而这时的毛泽东则歪歪地醉卧在靠墙的地下,脸带微笑,似乎大局已定,可以放心地睡一个好觉。这样的表演,完全摆脱了过去影片中把国家领导人一举一动都演得严肃庄重的老套,突破了“神化”模式,演出了人情味。应该说,这是演员在追求艺术真实性方面能解除陈旧观念束缚的进步表现,也是这部影片在艺术创新方面的一大成果。其他,如演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的演员,出场不多,而其迟重的声调与老辣的语气,却充分地表现了一个同盟会老革命家的风范,在演技上显示了角色的个性。演傅冬菊的演员,饰一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给自己担任华北剿总司令的父亲做统战工作,其演技在一言一笑之间都有独到的微妙之处,创造了一般青年演员难于达到的水平。这些,也都是这部影片在演技创新方面值得重视的纪录。

此外,从影片的拍摄技巧来看,也付出了不少求新求变的努力。如:为了解决这部影片场景转换频繁、闪烁跳动变异特多,因而与影片要求表现历史事件之整体连续性的矛盾,摄影工作采取了各种不同的转换方式。有的地方,通过“语言——联想”的蒙太奇作转换,如在傅作义将军回答女儿叫他考虑自己退路的问题时,说了句“李济深是党国元老……”电影镜头立即转换到李济深在与人下棋时有点“举棋不定”的场景,使观众通过“从听到李济深的名字”转到“看到李济深下棋”,而使不同的场景变成了感觉上的连续性。另外,有的地方则采取了“视线——投向”的蒙太奇转换,如在蒋介石由北平飞回南京的途中,当他从机窗中把视线投向地面的一刹,影片的画面立即转换成解放军在淮海战场胜利后迅速向江南进军的场景。像这样的场景转换,由于灵巧地运用了多种蒙太奇手法,几乎做到了转接无痕。是摄影技巧适时改进的新色。

尤其值得赞赏的是,这部影片的拍摄,有很鲜明的艺术观念上的提升。例如,在这部影片中对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形象,基本上没有作故意的丑化,而比较重视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比如,影片中对蒋经国“上海打虎”过程中的形象处理,就是一例。尽管那次“打虎”是失败的,影片中的演员面相与真实的蒋经国也并无相似之处,但影片中青年蒋经国当着宋美龄的面怒斥孔令侃的场面,却充分体现了他英气勃勃正气堂堂的性格与精神。这应该看作是影片脚本创作与摄影师素养能够与时俱进、扬弃旧的意识形态框范的表现,是一种从把影片作政治宣传品到把影片作影视艺术品的观念转变,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四、选题的视角与总体把握,有历史哲理的深度启示

作为建国六十周年的献礼片,影片的选题,没有选择改革开放30年来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而是选定共和国建国所经历的艰苦历程,初看起来,似乎这选题是出人意外的。但在影片的观赏过程中,大家却一步步深入地体会到,影片选题的视角,实际上是在60年辉煌历史的宏观视野中,选取了对国家发展前途最富于哲理性启示的历史场景来作艺术的再现。这是因为,建国历程的历史事实,是人民民主革命战胜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组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共同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历史。历史事实充分地展示了“人民创造历史”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真理。——这是这部影片最深刻的、最具有长远意义的哲理内涵,也是这部影片在总体把握影片精神内核与艺术重心方面的成功之处。

我们从影片中看到,当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时候,他拥有用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武装起来的300多万全副美式装备的陆海空军,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只不过100多万“小米加步枪”的人民解放军和民兵。当时,蒋介石的心腹将领陈诚曾经公开扬言“三个月消灭共产党”,其气势何等嚣张?但是,内战一开始就遭到人民的抵制。西南联大学生在昆明的“反内战”游行,揭开了全国学生运动的序幕。蒋介石派特务暗杀了李公朴先生和闻一多先生,以为杀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就可以钳制舆论,而结果却是人民“反独裁、反内战”的怒火愈烧愈旺。中国各民主党派在国共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并没有趋炎附势地倒向国民党政府,反而和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的共产党站在一边。解放区人民并没有被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大炮坦克车的进攻和残酷的烧杀所吓倒,反而愈战愈强,仅仅三年,就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主力,解放了全中国。影片中当一位记者向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张澜问到“内战为什么会是这样结局”的时候,张澜先生回答说:“中共顺应了民心,所以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成就!”——这是一位经历了辛亥革命、参与领导了四川保路起事的老革命家对“民心向背决定历史进程”的亲身领会,也是这部影片深层内涵的一个敞亮了的标志。

总的来说,《建国大业》的摄制,虽然由于各方面客观条件的难于完备,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上述的艺术创新与总体把握的经验,对于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是有里程碑意义的。

[作者简介] 袁珍琴(1957— ),女,重庆永川人,重庆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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