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和他的一个世纪

80岁以后是王承绪的丰产期，出版有《比较教育学史》、《中外教育比较史纲》、独自翻译了《研究生教育的科研基础》、《探究的场所》、《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等。90岁以后，王承绪仍然到图书馆亲自查阅资料，了解国内外教育发展的最新动态，为研究生论文选题做好前期掌握动态的工作：批阅作业认真仔细，上课一丝不苟，乐在其中。

2010年春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访华，专门亲笔致信问候浙江大学终身教授王承绪先生。有幸目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6年在法国巴黎成立的人，大约只有王教授一人在世：他将满百岁。

1993年，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创办以来的100年里首次设立院士称号。共有3个人入选，其中埃尔文教授是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著名的老院长，毕业于剑桥大学，曾担任过牛津大学拉斯金学院院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局局长、英联邦教育联络委员会主席以及英国大学拨款委员会委员；另一位获奖人是功勋教师古尔德夫人，她曾任中学校长17年，由于贡献杰出，曾获得英帝国勋章；获奖的第三人就是王承绪教授。授予仪式来宾数百人，盛况空前。当时坐在台下前排的中国留学生汪利兵，记忆犹新。

王承绪1936年浙江大学教育系毕业后留校工作。1938年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英资格，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攻读教育，获伦敦大学教师证书和教育学硕士学位。1947年应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邀请回国，先后担任浙江大学教育系教授、系主任，浙江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系主任、副教务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合作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比较教育学科组评委等职务。他是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和研究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合作主编了新中国第一部《比较教育》教材，曾连续承担国家教委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六五”、“七五”、“八五”、“九五”重点课题。他合作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一书获得1999年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比较教育史》则获得1999年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为人师表与庚款留英

人常说“江南出才子”，也的确如此——江苏常州的青果巷出了赵元任和周有光两位语言学大师；江苏的江阴则出了王承绪和顾明远这两位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奠基人。王承绪是第一批庚款留英学教育的留学生，小他16岁的顾明远则是新中国的第一批留苏学生。这两位江阴学子，携手创建了比较教育学科。

1912年6月，王承绪出生于江苏江阴三甲里镇(现张家港市南沙镇)。王承绪6岁入私塾，熟读“四书”，后就读于殷念乔借慧宁庵毁家办学的小学。求学时，并不宽裕的家境不能支持他选择那些学费昂贵但“钱途”或仕途宽广的学科，甚至家里还希望身为长子的他去开布店的亲戚家工作。有强烈求学欲的王承绪，选择了师范科，原因是当时政府承诺大力发展小学教育，师范学校推出了免费教育政策，且毕业之后还有获得小学教职的就业保障。

王氏家族是江苏的“书香门第”：祖父参加过科举考试，伯父当过教师，父亲曾进私塾接受传统教育，母亲亦识字知书，一个弟弟是小学老师，可以说是一个“教育世家”。1928年王承绪进入师范学校，从此一生与教师职业结缘：“1931年我师范毕业当小学老师，后来出国学教育，回国后教书，都是教育，有70多年了，脑子里面就是教育，就是想着怎样把教师做好，把当教师的本领学好，把外国可以借鉴的东西都学好。”教育于王承绪来说是很神圣的事情。最初学教育是因为当时相信教育救国论，觉得教师这个职业很重要，“这个行业能为国家多作贡献，我是当教师的，我受培养是当教师，当教师就要当好教师。回顾过去，一闭眼就是很多优秀教师的形象。正如孟子说过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我真觉得是这样的。从在中学读师范时教民众夜校，到师范毕业后到实验小学教四年级的孩子，直到在浙大、浙师院、杭大教大学生和研究生，都深切地体会到孟子的‘三乐’。”

1932年，王承绪在无锡师范附小服务一年之后被保送至南京中央大学。但由于学潮，中央大学解散，于是借读于浙江大学。借读一年后，决定留在浙大学习，从而确定了一生的研究道路。浙大教育学系创建于1929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机构中设置最早的教育系科之一，原属浙江大学文理学院。王入学时正逢浙大教育学鼎盛时期。就师资来说，当时教育系里有一系列闪耀的教育学名教授：郑晓沧、孟宪承(华东师范大学首任校长)、俞子夷、庄泽宣(后任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部门)等，这一代学者的研究水平在当时的国际教育学界都是领先的。该系的图书资料在当时也颇为出众：伦敦大学的《教育年鉴》、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教育年鉴》及瑞士日内瓦国际教育研究所的《教育年鉴》都购置停当。就学习条件来说，王承绪宿舍的旁边是文理学院图书馆，于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图书馆的新书总能先睹为快”。勤奋的王承绪大学一年级时就开始向杂志投稿介绍国外新教育，而文章的不断发表也鼓舞了他从事教育的信心。浙江大学毕业后王承绪留校工作，他又旁听和自学了德文和法文。

抗日战争爆发时，王承绪刚刚大学毕业两年，那时在学生中兴起了一股“教育救国”的思潮、学习国外先进的思想文化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学生们的理想目标。但当时能够考到官费留学的学生屈指可数。众所周知，19331943年举办的六届庚款留美考试和1933～1947年举办的九届庚款留英考试是民国时期最著名的公费留学考试，两项庚款留学选派的是当时中国最出色的大学毕业生。六届留美和九届留英一共只录取了325人。两大考试竞争激烈，比如厦门大学仅一人被录取，即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武汉大学只考中两人，其中一人即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九届庚款留英考试在各项公费留学考试中竞争最激烈、录取比例最低，教育类一共只录取过5人。1938年，王承绪参加教育部举办的全国庚子赔款官费留英考试，这是中英庚子赔款第一次有教育类的留英考试。这一批全国仅有20个名额，其中只有外国史、法律、经济和教育4个专业招文科生，教育学只招一人。

考完试后，王承绪一边在中学教书，一边等待考试结果，还到光华大学听教育哲学讲课，同时准备去西迁到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任教。8月份考试结果出来，，他金榜题名，一时间万众瞩目。孟宪承教授亲临王承绪住所道喜，远在江西办学的郑晓沧教授则专门写了贺诗《喜闻门人王承绪中选赴英留学》一首：“忧时方鼎沸，吾子适遐征。入选原非易，一朝事竟成。天驹怀远略，云隼上前程。闻捷予心喜，寒门亦自荣。”

1938年9月，留学生集中在香港办理了出国手续，搭乘英国的远洋轮船离开了祖国。这一批出国的20人中，包括后来贡献巨大的“两弹一星元勋”王大

珩和彭桓武。四周后到达法国马赛，然后通过英吉利海峡到达伦敦多佛港。尽管身在国外，在那个年代的留学生对国家和人生都有远大的抱负，学成后都想回国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报效祖国。一年之后赵端瑛(王承绪夫人)也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身量修长的赵出身浙江海宁大户，舅父即是海宁大才子王国维，她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老师则是精神分析大家弗洛伊德之女安娜·弗洛伊德。

1941年，在英国留学3年后，王承绪获得了教师证书和硕士学位。但当时是二战期间，海上交通中断，无法回国。为了对国内抗战工作尽一分力量，在英国的一部分中国留学生参与了宣传工作，帮助英国人了解中国抗战的情况。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疏散到诺丁汉期间，王承绪一面读书，一面写论文、做报告，还利用晚上时间学俄语——他希望有机会能取道苏联返国。一直到1941年学业完成，俄语也学会了，但仍然没有办法回国：当时既没有飞机也没有轮船(轮船被军方征用)。1942年有一段时间德国人的轰炸稍微停了一下，才从诺丁汉回到伦敦。到伦敦后，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邀请王承绪做中文老师。老舍和萧乾都曾教过书的东方学院名气很大，但是王承绪考虑到一有机会就要回国从事教育学研究，于是仍然选择了去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继续做研究。1945年战争结束时，他的博士课程已经修完，还差1年时间就能满期了。但1945年战争结束后郑晓沧教授到英国访问，住在王家，希望王氏夫妇回浙江大学工作。1946年竺可桢校长也到英国来访问，发出邀请，那时赵端瑛也已完成学业，于是王氏夫妇就决定一有船即立刻回国工作。

去国八年，归心似箭，不料这归国的旅途何其漫长!由于大战后海上交通恢复很费时日，从王承绪夫妇决定回浙大任教，预定轮船舱位，到登轮返国，又整整等了一年：1946年暑假订船票，直到1947年1月才有船位。坐了战后英国开往上海的第一艘货轮离开英国，因为是货轮，沿途许多港口都要停靠，卸货装货，三个月后才辗转到达上海，继而到杭州。当时浙江大学也刚刚复院，书籍也正从贵州运往杭州。值得骄傲的是，当时一同出国的20位同伴全部都回来了。

解放前，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著有《战后英国小学教育》、《英国教育》和《基本教育》。解放后，继续在教育系讲授外国教育课程，从事外国教育名著的翻译介绍工作。60年代，参加翻译了《教育原理》和《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1978年以来与朱勃教授、顾明远教授联合主编了建国以来我国高等院校第一部比较教育教科书，并组织编译了大量外国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教学参考资料。

机缘：比较教育学学科

1946年，当时的浙大校长竺可桢到英国考察教育，王承绪陪同他了解有关情况。此时，恰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竺可桢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邀请王承绪和钱三强两位年轻人到巴黎做中国代表团秘书。竺校长大约想不到，64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干事访华时，这个年轻的代表团秘书已是中国教育界的泰斗级人物。

1945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备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编辑委员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大会编辑一本关于基本教育的专著，王为这本专著撰写了《略论基本教育》一文，提供了中国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开展平民教育的情况，还介绍了杭州当时一所著名的扫盲学校杭州民众学校，为教科文组织编写有关出版物提供了中国的资料。该书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大会召开前出版。194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成立大会，王承绪以《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会议的经过和观感》为题，以论文的形式在《大公报》发表文章，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大会的经过。并在会后将《基本教育》一书译为中文，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王承绪晚年回忆说，他走上比较教育学科研究道路，从事比较教育学研究，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立也不无关系。除此之外的原因之一是老师的影响。在小学时代，有好多老师的影响使他萌发了当教师的想法。在张家港的梁丰中学，一位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英语老师对他影响很深；入了无锡中学师范科后，该校中央大学毕业的吴伯昂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张仲友(这两位在杜威访问南京高师时担任翻译和负责整理杜威演讲)使他对教育课程很感兴趣。师范毕业后，他在附属实验小学当了一年老师。后来因南京中央大学闹学潮停止招生，改来浙江大学教育系借读。原因之二是机遇。那时的浙大教育系名师云集，郑晓沧教授任主任，外国教育和教育哲学有孟宪承教授，比较教育有庄泽宣教授，小学教育有俞子夷教授。于是，原只打算短期在浙江大学借读的王承绪结果留了下来。

20世纪上半叶是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形成期，标志是在大学设置比较教育课程，出版比较教育学科教材。中国大学教育系在1930年代初正式设置比较教育课程，庄泽宣的《各国教育比较论》是1927年他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所长时写的，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比康德尔的《比较教育》还早4年。该书以“借鉴”作为比较教育的目的，并提出地理与民性为学制演进的背景和缘由，比汉斯讲地理因素和民族性早lO余年。因此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形成时期与英美不相上下。这批名师的教导，使年轻的王承绪早早对比较教育学“得其门而入”。“比较教育当时是一门新课，康德尔的名著《比较教育》刚出版，就是我们的参考书，庄泽宣教授教我们比较教育，他当时已出版了三本书：一本是《各国教育比较论》，一本是《各国学制概要》，还有一本是《西洋教育制度的演进及其背景》，是我们上外国教育史和比较教育课的主要教材。这时系里购置了当时国外出版的三种世界教育年鉴，即伦敦大学的《教育年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教育年鉴》和日内瓦国际教育研究所的《教育年鉴》，课外阅读，加深了我对比较教育的兴趣。我开始写介绍苏联和一些新兴国家教育的文章，向《教育杂志》等刊物投稿。我们当时在浙大学习时毕业论文就以‘民族性与教育’、‘自然环境与教育’等为题。”

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教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科学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应用，新一代比较教育专家提出了一些新的方法，推动了比较教育的发展。比较教育不局限于大学的门墙之内，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紧密结合，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教育组织推动了比较教育研究的发展。建国后一度曾专学苏联，1964年后在多所高等学校建立了研究外国问题的机构，其中有专门研究外国教育的机构，也开始搜集、整理、编译欧美、日本的教育资料。在杭大教育系开设了“外国教育现状”课，编译《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等西方教育论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比较教育学科真正得到迅速发展。解放前，一般

在设有教育系的大学开设比较教育课程。建国后设立了大量的师范院校和培训师资的教育学院和进修学校，一般都设置了比较教育课程。但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比较教育学界基本隔绝。

回国之后，王承绪的学术生涯一度进展顺利，在浙江大学开设了“比较教育”、“外国教育论著选”等课程。还花费了不少精力研究和宣传苏联教育学；在1952～1958年间担任新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的教育系主任、副教务长。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任民盟浙江省委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副主任。他总结说，学习比较教育时要特别注意外语和旅行。在浙大求学时，他第二外语曾选了日语。留校工作后感到了外语对研究比较教育的重要性，工作之余旁听了法语和德语。在英国念书时，利用晚上时间继续在附近的夜校进修法语和德语，还曾在诺丁汉大学学习俄语，获得过英国皇家艺术协会的证书，这些都使他后来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受益匪浅。在英国时，除了认真参加学校的教育实习外，还抓住机会到各地学校访问，既加深了对英国教育的了解，又使自己的英语水平得到了提高。

1958年起，各种政治运动纷至沓来，平静的生活被击碎了。“文革”开始后，王承绪先是被下放劳动，后来遭受红卫兵批斗。王承绪家中所有珍贵的图书资料全被搬走，堆放到办公楼的楼梯间下，住房先被造反派占用了一间，后来连客厅也被占了。王规划中的研究计划显然已无法、也不可能进行下去。

在一片混乱中，借1964年中共中央国际问题研究指导小组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批准高等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建立研究外国问题机构的报告》的机会，原杭州大学成立了以郑晓沧为主任的外国资料编译组。作为编译组成员之一，王承绪参与了《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和《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流派论著选》(该书2001年再版时改名为《西方现代教育论著选》)的编译工作，还与赵端瑛、赵祥麟等一起翻译了《杜威教育论著选》、《杜威学校》等。在政治动荡的年月里，王承绪以翻译的方式持续了自己的研究，为学科的资料积累做出了贡献。

1980年3月，王承绪所在的杭州大学接到由浙江省教委转来的国家教委的通知，派王承绪去泰国曼谷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合作咨询委员会会议，由此他恢复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断了30多年的联系，这也是他1947年回国33年后首次出国参加国际会议。由于他在教育领域的杰出贡献，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他“亚太地区教育革新终身成就奖”。

丰产的晚年

王承绪曾在浙大教育学院为他召开的庆祝会上说，“我不会忘记1978年后同赵祥麟等编写《外国教育史》，到北京查阅资料，刚好听到了党在新时期的教育政策，永远也不会忘记1979年为教育科学者平反。1980年教育厅邀请我参加教科文组织的会议，提供了合作交流的好机会。”1994年美国《比较教育评论》发表《中国大陆比较教育研究趋势》，统计了1979至1989年lO年内我国4种比较教育期刊(《外国教育动态》、《外国教育》、《外国教育资料》和《外国教育研究》)所发表的论文，共计有2697篇，还出版比较教育专著58种，译著65种。这累累硕果，离不开这一学科的泰斗王承绪教授的努力。

80岁以后是王承绪的丰产期，出版有《比较教育学史》、《中外教育比较史纲》，独自翻译了《研究生教育的科研基础》、《探究的场所》、《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等。90岁以后，王承绪仍然到图书馆亲自查阅资料，了解国内外教育发展的最新动态，为研究生论文选题做好前期掌握动态的工作；批阅作业认真仔细，上课一丝不苟，乐在其中。1998年春节，浙江民盟的工作人员登门向他祝贺新年时，发现他正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脑桌前打字。全中国的教授，90岁还有这等功力的，怕是很难找到几个。他的动力何在?若干年前，他说：“1979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教育科学大会上，我表示过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恨不得有三头六臂，比较教育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任重道远，我正是怀着这种心情，走过改革开放的18年。学海无涯，做不完的工作，我还是精神抖擞，信心十足，向着2010年远景目标走下去。”一转眼，这个目标他已经实现了。

学术之外，王承绪身上自始至终都有“一二·九”知识分子的影子。作为民主党派成员，他的大多数提案都与教育有关，例如加强中小学环境教育、艺术教育，办好师范院校的艺术专业，培养师资等问题。担任过政协浙江省副主席的王承绪，与其他政协委员曾一起提交过一份关于“要求恢复林社、建立林启纪念馆”的提案。林启是清末杭州知府，在任期间，兴办了浙江乃至全国最早的大学——求是书院(浙大前身)，开设浙江最早的中学——养正书塾(杭一中、杭四中前身)，创立蚕学馆(浙江丝绸工学院前身)，为浙江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优秀人才。后人在风景秀丽的孤山修了林启墓，建了林启社，以示纪念。但在“文革”期间，林启墓遭毁，林启社屋被占。王承绪等人8年间连续联名提案，要求修林墓、复林社。他们的建议终于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得到了落实。

王氏一家和杭州的学军中学颇有渊源。在1950年该校初创时期，杭州大学派出不少有中学教育经验的教师指导。20世纪60年代王承绪和赵端瑛夫妇，教育系教师吕静和汪文錾在学军中学的英语学科试验“听说领先”自编教材，指导备课，编写教案，设计教具，力求提高学生学习外语的兴趣。1962年进入学军中学初中部学习、现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的王重鸣，是王承绪的儿子，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个工业心理学博士。孙女王昱则2000年从学军中学毕业考入同济大学建筑系。

关于养生之道，超级高龄的王承绪教授曾经总结出两条经验：“一是注意锻炼，我曾坚持早晨跑黄龙洞，上初阳台，即使寒冬腊月，冰天雪地，从不间断。我还学习过杨式太极拳，后来改学气功，一直坚持到现在。二是靠精神力量，我处事比较乐观，对事业无比爱好，对前途充满信心，学习奉献，老而弥坚，一息尚存，此志不渝。”其实，还有一条重要的经验他没有说：琴瑟和鸣的家庭。王赵夫妇青年时在浙江大学教育系是同班同学，后又同在英国攻读教育学，一起归国，同在浙大教育系教书，举案齐眉至赵先生90多岁高龄去世。浙大曾经为王赵夫妇二人共贺“从教七十年九十华诞”，这等志同道合白头到老的神仙眷侣，世间能有几双?

晚年的王承绪，在谈起学术问题时头脑清楚，脉络清晰，自信流畅。除此之外的其他话题，他总是谦恭而低调，极有分寸。即使对学生和后辈，也执礼甚恭，后辈来访告辞，他总会和夫人亲自送到门外。对于“文革”的遭遇，包括早年参加“一二·九”运动，他几乎从未向后辈提及，接受加拿大学者许美德访谈时，也以“不足为外人道”而略过。对于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不平、不堪之事，他都一笑而过，做到了古人所谓的“皆置而不较，亦不介于胸中”。谈及晚年的学术丰产，老先生只轻轻地说“中间由于众所周知的特殊时期，真正的工作是在1978年以后完成的。”他的这一经历与发展经济学鼻祖张培刚教授很相似。与世无争、顺应环境或许是他和张这一代学者得以保持学术长寿的原因之一，但对于一个学者而言，荒废盛年光阴作何感想，他不说，后人也便无从知晓。因时代所限，未能在比较教育研究上更多地超越他的师长，于他、于这个学科，终究是一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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