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９：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

1949年,又到了一次时代转换之际,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在去、留之间作出选择。据统计,1948年选出的八十一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有二十四位选择了走出去,占全部院士的近三成。当然,其他更多的人选择了留下,这当中甚至包括了洞若观火的储安平。在1949年到来的前夜,北京大学教授朱光潜曾和其他十六位知识分子发表《中國的出路》,然而时隔不久,当年11月,他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全面的否定。在胡适出国不久,他七十岁的老友、有着深厚旧学根底的史学家燕京大学校长陈垣就发表公开信批胡这些现象都不是孤立的,这一切的发生几乎是不可回避的。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无时不在关注着老友们的命运,那些选择了留下的知识分子朋友,他们的处境和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在写给老朋友的书信中有零零星星的反映。5月22日,他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谈及香港《大公报》5月10日发表的北大、清华等校校务委员名单时,他评说“两校常务七人中,除主席外,色彩皆甚浓厚。”其中提及许多故交、同事的情况,如北大的周炳琳、郑天挺等,其中对周鲠生的情况更是关切,“武汉大学怎样了?鲠生怎样了?”

在1949年来临前夕,国民党当局曾有过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艺专等高校南迁的打算,后来也有迁移浙大、复旦等大学的企图,不过都遭到了抵制。清华校务会议讨论迁校无结果而散,在胡适主持的北大校务会上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辩论,最后作出不迁校的决定。北平艺专校长徐悲鸿决定自己不离开北平,学校也不南迁,他的主张在校务会议上得到了吴作人、叶浅予等许多艺术家的热烈支持。浙大的迁校计划也遭到校长竺可桢、教授苏步青、严仁赓及广大师生的抵制。

最后,吴宓、陈寅恪、杨树达留下了,沈从文、浦江清留下了,张元济留下了,竺可桢留下了,李四光选择了回国,新闻界的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除成舍我之外,包括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陈铭德和邓季惺夫妇等等几乎都在香港登上了北行的轮船,出版界、文艺界、学术界的情况大致上也差不多。难怪长期以文化人身份出现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夏衍在《懒寻旧梦录》的最后无比感慨。夏衍不明白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十月革命后的现象,他只看到了历史的表面,其实,这一现象背后有着许多复杂的原因,不同的人作出自己的选择,有着各不相同的理由,不是单一的,将这一切放在历史的多棱镜下观察,我们在看到知识分子在把握自身命运的时候,不但受到时代的影响,而且受到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同时受自身思想、性格、情感、家庭等因素的影响。

那些参加了包括中国民主同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他们之选择留下实际上起码在1947年国民党取缔民盟那一刻就已注定。政治的因素固然是主要的,毕竟他们和中共上了同一条反国民党的船,但其中也有思想因素在起作用,在这些倒向左翼的知识分子中,以张东荪、施复亮为代表,那时候主张走中间道路的知识分子普遍相信苏联有经济平等,希望能在英美与苏联之间找到一种适合中国的模式,这正是当年盛行的一种思潮。早在1946年6月发表的《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文中,张东荪就重申了他在抗战期间提出的:“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这个中间性的政制在实际上就是调和他们两者。”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折衷方案,用意就是想把国民党“稍稍拉到左转”,把共产党“稍稍拉到右转”,从而建立起一个“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必须是建立在共同纲领基础上的,这个共同纲领,就是具有中间性的,因为各党所共同承认的纲领必是由于彼此协商,互相让步,而得着一个折衷与调和。他把自己的这套兼顾“文化自由”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理论称为“新民主主义论”(或“新型民主”),与毛泽东那个著名的提法完全一样。

周鲸文在1947年7月发表《论中国多数人的政治路线》,曾以饱含感情的笔墨赞誉“中间路线”不但是进步的,温和的,不用厮杀而把国家纳入正常的政治轨道,而且是合乎人道的,具有时效的。它会缩短黑暗野蛮的期限,它会温和着同胞的彼此爱护,它调解着利益不同的党团免得各走极端,它使分野的重归于好,它改变破坏的力量而入于建设,它使进步的统一在团结之下。

所主张的“中间路线”,概括言之就是“在政治上信仰民主主义,在经济上信仰社会主义”,使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这在知识分子中有相当的代表性。同样的言论也曾出现在《观察》、《时与文》、《周报》、《时代批评》、《大公报》等许多报刊上,成为一股有力的思潮,一直延续到40年代末期,连章乃器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到1948年5月15日,“既不反苏,也不反美”的《新路》周刊在北平创刊,钱昌照、吴景超、潘光旦、周炳琳、杨振声、萧乾、朱光潜、吴蕴初、楼邦彦、费孝通、钱端升、陶孟和、冯至等人组成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提出了三十二条主张,其中经济方面的土地国有化等十条主张大致上与张东荪他们的想法差不多,也就是包含了计划经济的某些因素

“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一群人立马就被称为“新第三方面”,成为左翼知识分子批评的对象,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后都选择了留下,其中最主要的恐怕还是他们的这些思想认知在起作用。甚至连朱光潜、毛子水、张佛泉等十六位知识分子在1948年11月联名发表的呼吁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对苏联经济平等的赞美,尽管全文的主旨是对遭受“极权共产主义”威胁的深切忧虑,生怕新时代以“经济平等”而牺牲了“政治民主”,“因为没有政治的民主,经济平等便失去了基础,如果政治是在少数人独裁之下,即便能有经济的平等,也是赐予式的,统治者随时可以改变可以收回这种赐予”。

但是郭沫若、马叙伦、邓初民、侯外庐、茅盾、邵荃麟、翦伯赞等许多左翼知识分子一直在不停地批判“第三条道路”、“中间路线”,凡是不站到他们一边的,都在批判对象之列。但这些弥漫着火药味的、毫不留情的批判对促使他们最后下决心倒向哪一边并没有产生多少影响,至多只是些唾沫而已。更重要的还是这些中间派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对经济平等的向往,对苏联代表的经济平等的认知无疑是他们选择站到共产党一边的思想根源之一,虽然内心还有一些不十分情愿的地方。权衡轻重,他们的选择几乎也是自然的。何况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非黑即白,向来缺少一个灰色的中间地带,两强对峙,最终都是要分出胜负。站队几乎成了必然的选择,没有“第三条道路”,没有“中间路线”。

中国有着源远流长并绵延不绝的“大同”之梦,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所宣传的社会主义前景内心深处不仅没有抵触感,反而不无憧憬。早在1938年6月,周鲸文就在《时代批评》发表的《中国需要怎样的政治前途》中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更早也是更有力的例证是1932年11月胡愈之主持的老牌《东方杂志》发起“新年的梦想”征文,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出了约四百多封征稿信,征求关于“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两个问题,其中,大部分知识分子“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都是一个“大同”社会。 柳亚子梦中的“大同世界”为“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功为一个大联邦”,“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后来活过了百岁、当时担任《时代画报》编辑的章克标也说:“一切的梦想,一切的梦,是一种超越的飞跃,所有界限和藩篱,须是完全撤除,国家这种界限,在任何人的梦想中或梦中是不配存在的。”还有复旦大学教授谢六逸向往“没有阶级,不分彼此”的未来中国。铁道部一科长吴嵩庆所梦的是“废除军备、国界、种族而臻于大同”。光华书局编辑顾凤城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没有阶级,没有种族,自由平等的一个大同社会”等。

尽管他们不约而同时地梦想的“社会主义”的“大同”社会,和我们在1949后实践的社会主义实际上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他们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作出人生抉择之时,这些潜藏在他们生命深处的梦是不会没有影响的。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当1949年来临之时,国民党政权的道义威信几乎已彻底丧尽,完全变成了腐败无能、腐朽没落的代名词,战场上的失败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其不仅在农村,在城市广大的中下層民众中,在学生和普通知识分子中,确乎已人心尽失。

早在1946年储安平就对未来的可能命运有过清醒的判断。储安平先后给国民党这个政权下过几个断语,“失败的统治”、“一场烂污”、“政治失常”等,他对国民党的批评可以说是毫不留情、不留余地的。而国民党竟容忍《观察》周刊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生存了三年零四个月之久,今天看来或许是个奇迹。胡适当年虽然也曾名列《观察》特约撰稿人之中,却始终没有给《观察》写过一篇文章,这已经引起谢泳、程巢父等学者的注意。接下来对学潮,储安平全盘肯定,完全支持,尤其激烈地批评政府,所有《观察》刊登的报道学潮的新闻和储安平撰写的评论学潮的文章,都有助长之势。胡适对学潮则表示理解之同情,承认政治腐败是导因之一,但不赞成动辄罢课,多取平息的态度。实际上,胡适并不同意储安平对国民党全盘否定的论政态度,在他看来,这样做恐怕太轻率了一些,事实本身要更复杂一些。他本人更愿意采取稳健的论政立场,这不是国民党不能批评,而是批评要有分寸。

从1949年以后储安平在复刊的《观察》上发表的东北纪行之类文章来看,他对新政权的肯定没有一丝的虚饰和作伪成分,完全是真诚的,他看到了一套全新的运行有效的新体制,感受到了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氛围,从城市到乡村都有一些令他欣喜的现象。他的笔触失去昔日的批判锋芒是自然而然的,不是刻意做作的结果。这些微妙的变化似乎都是一夜之间完成的,这也是一个奇迹。不能不感叹新时代的魔力之强。连储安平那样犀利的目光、桀骜的性格都变得让人几乎认不出来。这就难怪他江苏宜兴的老乡徐铸成在日记中发出这样的由衷之言:“祖国的变化真大!”他们一行从香港北上,一路上如同走进了一个大观园,这些有见识、有阅历、经过无数大世面的人们都禁不住感到自身的渺小、无足轻重。

这一切的根由都来自他们对国民党的失望、绝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仇恨与鄙视,特别重要的是时代转换之际的“一边倒”,从柳亚子他们对国民党战犯居高临下的谴责、问话中,大致都可以体会到他们的这种心态。

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那就是中共高层当时的政策取向,虽然1947年10月27日,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党内指示”中就已明确提出:“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但在1949年刚刚到来之际这一切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相反,即将掌握政权的革命党表现出了大度、宽容的一面。

这年5月,胜利已成定局,周恩来在中南海召集左翼文化人开会,向即将南下接管上海、主持上海文化接管工作的夏衍交代任务时说:“对文化教育等等方面,上海是半壁江山,那里有许许多多全国闻名的艺术家、科学家,所以要尊重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是不是都在上海,你们到了上海之后,一定要一一登门拜访,千万不要随便叫他们到机关来谈话,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要比你们新文艺作者大得多。二是除旧政权的‘留用人员’外,各大学、科学单位、图书馆、博物馆等等的工作人员,除极个别的反共分子外,一律让他们继续工作,维持原职原薪,这样做可能有人反对,但一定要事先做好思想工作。三是对一切接管机关,必须先作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等大局稳定下来之后,再提改组和改造的问题。”

周恩来的话虽然多少表明了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新政权初创时期一切都从稳定大局出发的谋略,但毫无疑问对于无数知识分子在历史转折点上的选择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那时,中国的文化中心还在上海,那里真正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出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不仅以其儒将风采倾倒了无数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知识分子,而且确实执行了周恩来、刘少奇他们的意图,一切都要等到政权稳定下来再说。陈毅对夏衍交代文教界的接管工作时说:“你们的对象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教授、专家、文学家,所以情况不摸清楚就不要乱管,先让他们安心,然后和他们谈心,交朋友,千万不要居高临下,你先把这个意见告诉文管会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不仅要平等待人,而且要谦虚谨慎。”所以在整个接管上海过程中,没有禁过一出戏,更没有禁止过一本书。不仅是上海,其他地方的情况大致上也差不多。

基于“团结”、“争取”这样的政策取向,在大变动的前夜,各地、各大学乃至文化、新闻、出版机构的中共地下党对重要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做过工作,希望他们留下来。共产党人诚意眷眷地做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责之以民族大义,这对那些骨子里都怀抱着爱国情结的知识分子来说,很少有不动心的。这和国民党官员的傲慢骄横、飞扬跋扈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在浙江大学,1949年元旦前夕,杭州的中共地下党用“中国共产党杭州工作委员会”的名义给竺可桢以及一批开明教授寄贺年信,希望竺可桢坚持工作,保卫人民财产,恳切地希望他留下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这些工作到底对沈从文、竺可桢等最终没有走有多大关系,已经无法猜测,但在心理上不会没有影响的。

还有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王芸生,就在他感叹前路茫茫、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时,地下党身份的李纯青,接着是奉命专程从美国赶回来的女共产党人杨刚及时给他做了工作。当他得知是毛泽东亲自邀请他参加新政协时,他马上就作出了留下的决定,取道台湾到香港,亲自安排了《大公报》香港馆的起义,开始踏上“向人民投降”之路。对王芸生来说,那是他个人和《大公报》最好的出路,毕竟当时有过口头的保证,报纸的民间性质不变,报名不变。

本来《大公报》到1948年还连续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国际第三方面势力的抬头》、《政党·和平·填土工作》等一系列社评,提出走自由主义的“中间路线”等主张,和知识界的胡适等人呼吸相通,但是时局的变化之大超过了任何预测,国民党在前方兵败如山倒,一溃千里,在后方也是糜烂腐败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眼看着呼啦啦大厦将倾,《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已经为这份报纸的出路而忧心忡忡,以他阅世之深,他对时势的敏感要在王芸生之上。1948年初,他花大量经费在美国创办了英文版的《大公报纽约双周》,3月15日,他又全力以赴恢复《大公报》香港版,作为今后的出路。他的打算是以香港为退路,以后再到新加坡、美国办报。这些安排如同当年他在香港沦陷前安排好了《大公报》桂林版的退路一般,确是未雨绸缪之举。他说自己“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这次香港复刊恐怕是我对事业的最后开创”。不料4月4日他就积劳成疾突然病倒,只得回上海养病,从此卧病在床,辗转一年之后,1949年4月14日黯然谢世。《大公报》的前途已不由他决定,在彷徨之中深感迷茫的王芸生一旦得到中共地下党方面的承诺,尤其是毛泽东的邀请,如同柳暗花明一般,让他迅速作出了选择。当然他作出决定的后面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那就是国民党方面对他的打压与围攻,《中央日报》“三查”王芸生,给他带上了“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等红帽子。在这样的处境下,中共地下党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自然就奏效了。李纯青生动地记下了1948年冬天几度登门和王谈心的情景:

有一次对话如下:

“没有出路了!”他喟然长叹。

“想想办法吧——柳暗花明”

另一次:

“国民党完了!”他说。

“为什么不找共产党呢?”我说。

他感到奇怪,朝我瞅了一眼。

又一次:

“共产党不会要我这样的人。”他自叹。

(下一次)“如果共产党要你呢?”

“那绝不会,不可能的事。”

梁漱溟这位有“最后一位儒家”之誉的践行型知识分子,他自称“问题中人”,前半生一直都在为寻找解决老中国问题的答案而苦苦求索。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中国。“虽有人来请我去香港,但我主意已定,不论国共两党胜负如何,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自问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出过力的炎黄子孙,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他不相信武力能实现统一中国的愿望,所以一再地呼吁和平,直到1949年上半年,他还几次撰文敬告国共双方。但当他目睹共产党以武力完成了大一统的结局后,他是由衷地佩服。他本来准备在重庆隐居不出,可禁不住毛泽东、周恩来他们的盛情相邀,也终于束装北上了。他对共产党的钦服是真诚的,这不仅从他解放之初写的《中国建国之路》可以看出,他首先列举了共产党的三大贡献:一是全国统一,国权树立;二是引入了几千来所缺乏的团体生活;三是“透出了人心”。从他1951年写给林伯渠的信中也可以看出:“今后政治上将一切听从中共领导,并且听从中共朋友对我个人的安排。”

这位极为自信的“问题中人”前半生致力于乡村建设事业,为国事奔走呼号,耿耿以中国文化续命为念。1951年10月5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袒露心迹:“我过去虽对于共产党的朋友有好感,乃至在政治上行动有配合,但在思想见解上却一直有很大距离,就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我还是自信我的对。等待最近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夙昔我的见解多已站不住,乃始生极大惭愧心,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然于中共之所以对。”在经历了长期的军阀混战、四分五裂之后,一个具有民族主义情怀的读书人见到几乎不可能出现的统一局面,岂有不心悦诚服的。无论是张元济的自挽联中的“及身已见太平来”,还是梁漱溟1951年在政协会议发言中声明的“今后在政治上我将信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完全是由衷之言。(摘选自《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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