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日记“谜”案

日记停拍引起猜议

去年，杨虎城将军的旅欧美日记在上海拍卖界出现，结果引起热议，后来日记没有参拍，又引起不少网上猜议，余波至今未消。此事与我倒是有点关系。

大约是2008年5月份，上海的一家拍卖行转来一份史料，说是杨虎城的日记，让我看一下。日记不是记在专门的日记本里，没有封面也没有作者，记述时间从1937年6月29日起，迄1937年11月2日为止，为杨虎城旅欧美期间的事迹，但不是杨虎城的手迹。当时感觉记主和杨虎城很多时候都有相同的视角，所以我推测可能是杨当时的某个随员所记，而不是杨的日记。拍卖行的负责古籍善本的崔尔平先生于是强要我说出，若不是杨虎城的则又是谁的。我细看了一回，结果发现确是杨虎城的日记，不过是由杨虎城口述、秘书亢维恪笔录的。而且杨虎城口述时间从6月29日起，迄10月9日止，故我当时定名为“杨虎城旅欧美口述日记(1937年6月29——10月9日)”。从10月10日到11月2日的部分，则是亢秘书自己所记，但内容还是杨虎城欧洲行的事情。更复杂的是，这份口述的日记已经是抄件，理由我都告诉崔先生了。

我的鉴定被放在他们的拍卖图录上，《收藏》又拿去刊载在2008年第九期上，都被稍微改动了一点。但上海《文汇报》的报道，改动的地方则略微多一点。后来这部日记欲拍不拍的，惹出不大不小的层浪，倒是始料未及。因为是少数完整看过这部日记的几个人之一，所以我向大家介绍这部日记的情况，希望消弭一些不必要的猜测。

杨虎城将军过世七十多年了。他在世时，没有人听说过杨虎城也写日记的，相反，现在看到杨虎城周围人的回忆，都是说将军识字不多文化不高，连讲话稿都是将军口述、秘书记录下来形成文字。反正，杨虎城将军不喜欢写东西就是了。虽然这样，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以后，到北美、欧洲考察军事的时候，却形成了一部日记。这部日记，曾被全文发表在解放后出版的一些纪念文集里，我查到的，有档案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杨虎城将军与西安事变补遗》一书，其中收录了这部日记，虽然有错误，但却大致是全本。西安的同行对杨虎城将军史料比我熟。他们说，还有其他书里也收录了这部日记，我没查到那几本书，但上面提到的这本书也是他们先提供的书名，这本里既然确实有，其他的我不用看了，也相信是有的。在这本书里，日记的提供者名字是张协和，网上查了一下没有争议，大约所有的版本都出自张协和了。

后来日记没有被拍卖掉的原因，崔先生来电话说，西安事变纪念馆曾找到拍卖行，有国家文物局的专家陪行，他们的最大遗憾是这份日记不是原本，所以没有买下。但未料的事情还有，西安事变纪念馆出示了一份文件，原来是有人曾向纪念馆提及过这批史料，崔说，他们出示了两份材料：一页日记的复印件和一份封面的复印件，封面上的文字分明显示，在日记以外同时还存在另外的材料。为使日记的史料价值不被湮没，有必要就我看到过的日记写一写。

口述日记的记录者亢维恪

西安事变之前内战如箭而形势如弦，此后这根形势的弦便悄悄地松弛，这种变化的发生乃以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个人付出命运的代价为前提。杨虎城付出的代价是交出兵权。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从上海坐船开始他的去国之旅。

杨虎城的孙子杨翰出了一本《杨虎城大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收集资料最全，书里多次说杨虎城识字不多，张学良的回忆里，直接说杨虎城就是个粗人。杨虎城口才很好，讲演很出色，所以民国时有言论集行世。通常来说，写日记是文化人的习惯，杨虎城不是文化人，也没有这种习惯，但这次去国，杨虎城特地征召了一个人，来做他的秘书，这个人叫亢维恪。也许杨虎城敏感到这次旅行意义特殊，亢维恪的任务之一，就是替他记录日记。不过，这件事后来杨虎城没讲，亢维恪也没讲。写日记的方式和以往的方式一样，由杨口述、亢秘书记录。因为是秘书记录的，所以里面保存了很多电文，这种繁琐的记录杨虎城自己当然更不可能去做。最有趣的是，在杨虎城决定回国以后，他就不再继续口述日记了，但他的可敬的秘书坚持自行做记录，一直到回到香港前一天为止，虽然变得非常短，记的事情也非常小。

亢维恪(1906－1978)，陕西蒲城人，后改名亢心栽。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底，亢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春，考入北京中俄大学。不久参加著名的“三一八”游行请愿，险遭枪杀。后由中共北京地方执委会保送，与京、津的陕籍学生一行16人到广州，在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亢任中共农讲所支部干事会干事。是年11月被委派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驻陕办事处主任，偕陕籍学员一起返陕。之后曾任中共陕甘区执委会执行书记、农委书记，陕西省农协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中共陕西省委员等职。1928年他获悉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接着又得知爱人徐九龄被国民党新军阀逮捕(后被杀害)，遂脱离了中共组织。脱党后，亢隐姓埋名开始了教书生涯。1930年11月杨虎城主陕时选派一批青年出国深造，亢被选赴英国，入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学习。1934年初回国，先在杨虎城部担任秘书，后在陕西省教育厅任督学兼编辑、西安高中任教员兼教务主任。1937年5月，杨虎城受蒋介石威逼辞职出国考察，亢接受杨的邀请以秘书身份随同出国。5个月的时间，途经美、英、法等11个国家，历尽艰辛。一路上，他既做翻译，又处理往来文电、信函，还在特殊情况下代杨接待记者。当获悉国内抗日战火燃起，他又为杨急切回国参加抗日战争而想方设法、四处奔走。11月底回国后，他仍回西安高中任教务主任、校长等职。这期间，他先后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并担任三青团西京市分团部干事兼组织训练委员会主任。1946年2月，亢经杜斌丞、刘剑涛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任民盟西安市支部组织部部长。是年夏赴北平。

在北平，亢维恪任华北文法学院教授兼秘书主任，民盟北平支部委员，积极参加民主活动，公开支持进步学生。1948年“八一九”北平大逮捕时，他被拘押两天。北平解放后，他奔赴延安，一面在延安大学任教，一面与杨明轩等发起恢复民盟西北总支部，并被推选为秘书长。1950年后历任西安市第二、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政协西安市第一、二届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63年6月，亢在西安写下《记杨虎城将军欧美之行》一文，成为以后一些回忆杨虎城欧美之行文字的祖本。而他的依据之一，看得出就是这份由杨虎城口述、自己记录的旅欧美日记。1978年8月18日，亢病逝于西安。

在十七路军集团里，亢不属于核心成员，他之所以被征召，可能与他年轻时由杨虎城资助留学英国的经历有关。杨虎城出行前与人拍过几次合影纪念，其中都没有亢维恪，或者都没有人认出亢维恪。根据这份日记，

1937年10月9日，杨虎城离开伦敦前往法国，亢维恪秘书第一次没有跟随，从而开始自行记录一行在英国以及到法国以后的事情。这以后，杨虎城回到法国与亢重新会合，并从马赛上船回国，其间一直没有重新开始口述日记。看来，10月9日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日，从此杨虎城无心或认为不必写日记了。但亢秘书没有中止这份日记，而是自行写下去，后来随身携去，和这一点也不无关系。

另外从回程船上舱位的安排看，亢的舱位比几位重要的秘书要低一个等级。在九龙，杨和重要的人员住在一处，亢同一些回国的留学生住在另一旅馆。这时，王菊人和王根僧由西安到达九龙，跟着，宋子文、王炳南也由上海前来。从此，亢很少同杨晤面，已经实际退出活动。30日，杨虎城偕王根僧乘飞机去长沙，亢也搭飞机去汉，回转老家。日记因为一直在亢的身边，由此也随亢回陕并幸存下来。如果说日记是杨虎城亲笔所作的话，这一切当然也就不可能发生了。

日记披露一些尘封秘闻

杨虎城日记的史料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他对回国抗日酝酿已久，对自身的安全问题也有所警惕。

杨虎城所乘的胡佛总统号为美国大来轮船公司于1930年建造，排水量26000吨，时速每小时二十一或二十二海里。随员有亢心栽、樊雨农、王麟阁、仲跻翰。樊雨农系杨部亲信，任职参谋。王麟阁最早于1915年担任特派直隶交涉员，1925年署菲律宾领事，1927年调署爪哇，1928年10月24日改驻西班牙代办，1931年7月11日兼葡萄牙代办，1933年12月17日移交，当时没有职务，由宋子文介绍担任此行翻译，是一个不得意的老资格外交官。仲跻翰为军事委员会派员，傅作义保定五期的同学，由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亲自介绍加入，当时军衔不明，抗战期间任职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5、6期中将副主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及新疆伊犁国民政府负责人等，后去台湾。仲行程独立，不常和杨虎城碰面。

7月8日晚船上，杨虎城在和旧金山侨商交谈时获知中日军队在北平郊外宛平县相持，和随员一直谈论到次日凌晨二点才睡。从这一天开始，杨虎城看书闲谈减少，有时表现得兴奋紧张，有时表现沉默。7月11日，杨虎城决定回国，一电宋子文，一电王炳南，向国内公开了自己的意图。但他的态度遭到蒋拒绝。7月27日在旧金山，杨虎城向他的秘书亢维恪透露了计划，讲：“我想同你前去欧洲，然后由那里设法回国，明日下午就动身。”这天他召集随员开会，告知其他人“暂留居美国西部，等我到达欧洲后，再决定行止，电知你们”。留美诸人中包括杨虎城的妻儿。8月4日下午三点，杨虎城等二人乘坐著名的诺曼第号轮赴英。8月9日上午9点到英国南萨木敦港，即和来接人员一起去伦敦。来接的人里面，米暂沉、周梵百都是杨虎城的重要的部属，米著有《杨虎城将军传》。8月11日，杨虎城一行去巴黎，带米暂沉、周梵百同行。下午五点到巴黎北站。此后，杨虎城一直在欧洲各地宣传抗日，在对手的眼里，杨虎城的表现是非常桀骜不驯的。8月14日，杨虎城会见了同样被赶出国的著名骁将方振武。《日记》里说：“方振武先生来谈，云渠日内将归国。”亢维恪回忆说：“方振武来晤，据说他已决定最近回国，问杨将军怎样打算?杨将军说，正在计划返国。”

当时的计划，是走苏联，经蒙古进陕北解放区。在去苏联使馆签证之前，杨先派亢秘书到中国大使馆说明准备到苏联参观，得到了许可。但杨对回国计划并不保密，接待记者时公开说最近即可成行回国。8月21日，亢维恪去苏联使馆办签证，此后苏联方面始终没有签发签证。一直到10月2日，杨却接到宋子文和王炳文分别拍来的劝归电报。杨虎城的部属讨论了宋电中的疑点，列出三条：为何不提张学良?为何不用电召回国的形式?其他好友如孙蔚如等为什么没提起这件事?杨虎城表面说，和大家细细商量一下，然后决定行止，实际上已经命令亢维恪在伦敦买好船票，通知杨夫人一行三人由美赴英。但杨虎城还是安排樊雨农先行探路，随时电告，以便途中应变。按计划，樊雨农应该在11月21日到达香港，比杨虎城早将近一个多星期。但这着棋没有见效。

10月9日这一天是杨虎城口述日记的最后一天。这一天发生了什么呢?日记是这样记载的：“决定本月29日东归，由马赛搭乘法轮，约11月29日到达香港。”

蒋介石对杨虎城就是送钱、送你出洋，潜台词是：你就不要回来了，不想再看到你，当然，你若擅自回来就是自讨苦吃了!这种政坛潜规则，杨虎城当然不可能不知道。史实很清楚，杨虎城始终一心回国参战，但直至宋子文的那封电报，建议杨虎城“自行回国”，他才成行，所以他不是贸然回国。而且，对自己的安全问题，杨虎城也做了考虑。杨虎城虽然坚忍缜密，但看来确实没有料到蒋会翻脸杀人!而蒋介石从头到尾也没有露出杀机，让他至死都没有对死产生警惕的机会。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长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其中包括对政治对手给予尊重和礼遇的传统，这一点在民国时期的政坛上表现得非常突出，当时，西安事变几个主角的表现也可谓这种政治文化的注脚，只是以后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亢维恪后来改名亢心栽，他没有公布这部日记的全文。据说，这次日记拍卖过程里，西安方面同行表示亢的材料无法找到。如此，则亢记录的杨虎城口述日记原本很可能已经不存于世。现在的日记提供者张协和(1920－1996)，不是亢的家属，他家与杨虎城亦颇有渊源，或者与亢家也熟，所以可以录出这份抄件，可惜没有相关人事的回忆来说明其间的经过。怀疑召杨回国是阴谋，最早出现在杨虎城的随员回忆里面，其中也有亢的回忆，连怀疑对象都有，就是王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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