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

不寻常的家世养成了他特有的秉性

据史料记载，梁漱溟的祖先原姓“也先贴木耳”，蒙古人，与我国历史上的元朝皇帝同宗室。到14世纪30年代元顺帝北遁时，梁家居留中原河南未走，遂改汉姓梁。几百年来，梁家与汉族通婚，两种血脉不断融合。因此，他们既有蒙古族的刚正不阿、直言敢谏，又有汉人的旷达明理、热诚笃实；既具北方人的豪爽开朗、从容自信，又兼南方人的用心精细、注重事功。

梁漱溟的父亲官至“内阁中书”，为人正直，一身侠骨，好行善事，而且特立独行，不随俗浮沉。梁家祖祖辈辈的这些品德在梁漱溟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使他日后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大人眼里，梁漱溟幼年的时候就常常超出一般的孩童，总是自以为是，独立思考，自我判断。进入中学后，更表现出了与别人不同的独特性格。他一反常人所为，不落俗套，老做翻案文章，因此深得国文老师的赞赏，而且从这时起，梁漱溟把视角伸向了较高的层次，开始探索人生与社会问题。他23岁写的哲学论文《究元决疑论》引起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注意，随即特邀梁漱溟到北大哲学系执教。一时间他的才气被传为美谈。可以说，从这时起，梁漱溟就承担起改造社会的责任。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了一股全盘西化的思潮，梁漱溟勇于背潮流而动，倡言儒学的复兴。虽然遭到革新派的强烈抨击和批判，但他不屈服，不低头。他的这种气概连陈独秀都不得不佩服。

抗日战争时期，炮火连天，兵荒马乱，一家人都为他的安危担忧。梁漱溟得知后，为解亲人的牵挂，乃修书一封，说：我是不会死的。如果我死了，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这时的梁漱溟已是快50岁的人了，然而，他的那种乐观豁达，孤傲自负，脱俗自信，似乎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所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他的独特的个性影响了他自己整整一生。

他不信奉马列学说却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李大钊感情笃深

北大校长蔡元培慧眼识人才，将梁漱溟推荐到北大任教。梁在北大执教时，年龄仅24岁，学历不过中学。但他却表现出一种过于认真、颇有自信的风格。认真与自信在老前辈面前有欠谦恭，而年届半百的蔡元培先生显得十分宽容大度。这时的梁漱溟并不信仰和崇拜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学说，然而，受当时北大政治环境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与北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多有交往，尤与李感情笃深，常去李大钊上班的地方——北大图书馆办公室逗留，同李一起讨论时政，畅谈国事。时间长了，彼此都没有什么俗套之举，关系十分融洽，有时还一起到北京中山公园等地游憩。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梁漱溟闻知后，心中十分着急和不安。立即从西郊赶到章士钊家里，商讨营救的方法。章安慰他说：“我与张作霖的参谋长比较熟悉，可保李大钊平安：你尽可放心。”有了这句话，梁漱溟心里才踏实了些，当时也就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后来，梁漱溟得知李大钊英勇就义，内心非常悲痛，并后悔不已。他为失去一位知己而惋惜，一面劝慰李的家属节哀，一面亲自检视李大钊装殓。看见棺材菲薄不堪，梁漱溟心中甚为不安，立即召集各方人士共议改行装殓之事，直到商妥为止。由此可见，梁漱溟对李大钊是何等的敬重与仰慕!

他拟的方案，使周恩来拍案而起

1946年10月，国民党背弃国共谈判协议，挑起事端，先是抢占张家口，继而又占领安东。当时，中国民主同盟是第三方面力量的代表，斡旋于国共之间。身为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担负具体实施之责任。对国民党的失信于人、倒行逆施，民盟给予严厉谴责。同时，他们也想提出一个方案，以解严重局面。

本来，拟定方案之前，民盟应该告知中共，征求一下中共代表的意见和看法。然而，梁漱溟自作主张，独自苦战一夜，草就了一份方案。

就是这份方案，周恩来读后异常愤怒，以至拍案而起。方案要求国民党在政治上让步，共产党在军事上让步。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这个方案在民盟通过后，由梁漱溟等人很快送到了周恩来处。周恩来一面听梁述说方案起草、讨论、修改的过程，一面仔细地阅看方案。当梁告之已派人把方案送给孙科和马歇尔时，周恩来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愤然斥之：“梁先生，你不要往下说了，我听得心都碎了!你们拟定的这个方案，还能算是我们的朋友吗?蒋介石要把我们打倒在地，你们还要踏上一只脚。”这入情入理的一席话，使梁漱溟深感内疚，并深深自责。因为他作为民盟秘书长，又是方案的执笔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过了几天，周恩来平静下来后，反劝梁漱溟不要过于自责，“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梁漱溟对共产党人的大度与宽容佩服不已。

他犯颜劝谏，让毛泽东勃然大怒

1953年9月8日至18日，政协常委扩大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在北京召开。梁漱溟先生列席了这两个会议。

在11日下午的大会上，梁漱溟作了发言，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我想政府除了已经给我们讲过的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外，像轻工业、交通运输等如何相应地发展，希望亦讲给我们知道。”第二、农村土改后农会作用渐微，而“乡村干部的作风，很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对于乡村的群众，尤其必须多下教育功夫，单单传达政令是不行的。希望政府有更好的安排。”第三、“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依然很菩……”

他所以用较多的笔墨说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早在上世纪30年代，梁先生曾倾其极大心力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在他的心目中，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只要把中国的农村建设好，诸多所。谓的“中国问题”也就基本上可以解决了。正因如此，梁亲临山东邹平6年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并实践，对中国农村社会构造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然而，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农村建设运动怎么能取得预期的目标呢?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就是这篇讲话，尤其是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成了受到毛泽东批评的导火线。

第二天的会上，毛泽东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治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毛泽东的讲话，虽未点名，但显然是指向梁漱溟的。梁甚感意外和委屈，觉得毛主席误解了他的本意。便立即提笔给毛泽东写信。

13日上午，梁漱溟将信面交毛泽东。当晚，两人作了简短谈话，梁要求毛主席解除对他的误会。而此时，毛泽东坚称梁漱溟是反对总路线的人。梁颇感失望，不肯让步，还想寻找机会在大会上复述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立场，让与会者评议。

16日会上，梁再三申辩自己的观点，说明自己确无丝毫反对总路线之心。

17日和18日的大会，事情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毛泽东多次插话，声色俱厉，言辞激烈。“我认为你是放

毒”，“梁先生自称有骨气的人，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你梁漱溟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现场聆听毛泽东情绪化极强的话语，目睹毛泽东愤慨已极的怒容，梁漱溟感到误会无法消除了，怎么办?

无奈梁漱溟是个不甘蒙屈的好强之人，认了死理，就视一切于不顾，当场要求发言作答。遗憾的是，会场上一些人不让他再讲下去，他只好求助毛泽东。梁说，现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泽东有无雅量。毛泽东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紧接着说，主席你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你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毛泽东又说，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可以当下去。这时，已是针尖对麦芒了。梁说，这一点倒无关紧要，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看看党倡导的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泽东反驳说，对你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梁还是坚持说，我是说主席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一后来，由于会场气氛紧张，不少与会者大喊，梁漱溟滚下台。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口气略缓，说，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下去了，给你十分钟，好不好。梁即答，十分钟怎么够，希望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会场再次哗然。最后有人提出进行表决。表决时，毛泽东等少数人举手赞同梁漱溟讲话，而大数人则反对，僵局才宣告结束。

事过不久，梁漱溟向政协提出请长假，闭门思过，但仍然是全国政协委员。

梁始终把毛泽东作为自己的朋友。1972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他将自己的手稿《中国——理性之国》作为贺礼送给毛主席。1975年9月，毛泽东在给一份材料批示时又一次提及了梁漱溟，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之类的话。

30年后，梁漱溟谈起与毛泽东的这段公案，作了深刻反省。他十分感伤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他故世已经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从这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梁老先生的心怀是多么淳厚善良啊!

林彪、“四人帮”当道他起而抗争刘少奇、彭德怀受挫他深感惋惜

在急风暴雨的“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关照，梁漱溟没有成为“反动学术权威”之类的人物，这可以说是梁先生之大幸了。但因为他毕生铸就的刚正不阿，敢说敢为，善恶分明的秉性，还是有话憋不住，不吐不快。因此，必然引起林彪、江青之流的不满。

1974年，江青策划了“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公开说自己不想批孔，但是可以批林，而且批林不应该批孔，两者根本没有关系。这既是明显地对江青不满，也有反对毛泽东之嫌。因为当时毛泽东说过，“我喜欢秦始皇，不喜欢孔夫子。林彪是尊孔的，应批林批孔”。尽管当时的政治形势恶劣，但他仍持保留意见。作为当代的唯一儒家，他忍无可忍，单枪匹马上阵与江青对峙，疾呼孔子有功有过，不可全盘否定。他在一次发言中，讲了中国的哲学精神，儒家的精华，对孔子的评价等问题。他明明白白地说，孔子的学说有糟粕更有精华，我们应该加以继承和发展。孔子的“中庸之道”“克已复礼”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不能与政治问题同一而语。连毛主席都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给以科学的总结。梁的这篇针锋相对的发言，震动四座，似利剑刺痛了江青之流的心，使得批判的那些人将矛头从孔子和林彪身上转向了梁漱溟。等到最后一次批斗他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如此之傲骨谁人能有，唯梁漱溟老先生也!

对林彪与刘少奇、彭德怀，梁漱溟始终是爱憎分明。他在一次会上公开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林彪说的全是假话，用假话骗取信任，是说假话的第一能手。比如设国家主席，称天才，仍然是个幌子，是假话。而刘少奇、彭德怀的主张是公开的，他们的错误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但都是为国家民族前途着想，从做人的角度说，光明是人，不光明是鬼。林彪就是一个鬼，够不上做人。试想，在林彪、江青之流猖獗、是非颠倒的年代，梁漱溟敢于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需要具有多么大的勇气啊!

梁漱溟先生，中国最后—位儒家，于1988年6月23日在北京辞世，享年95岁。尽管他在中国历史上争议颇多，但他的刚正不阿、善恶分明的品德是为世人所肯定的。

(摘自《文史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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