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国前夕中共及民主党派的政党适应性问题

［摘 要］ 政党对社会环境的适应性，很大程度上关乎政党的兴衰存亡。建国前夕，针对客观条件影响下指导思想上的难题，中共和民主党派显示了各自作为政党所具有的强大适应性，最终携手确立了各革命阶级稳定联合的政治态势以及多党共存和合作的政党格局。

［关键词］ 建国前夕 政党适应性 中共 民主党派

政党的组织适应和嬗变历来是各国政党体制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就政治的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的力量和适应性。［1］（P12）在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界定下，“适应性”就是政党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即环境挑战与时间考验的函数。而社会环境、制度空间的变化，客观上为铸造政党对特定政治环境的适应力提供了机遇。作为中国现代政党的杰出代表，中共及各民主党派自产生之日起就在挑战中生存，于适应中演进。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两者充分体现了各自作为政党的适应性，就实现各政党共同发展的政治道路进行了积极探索，最终确立了建国之初中共领导下多党合作的政党格局。

一、中共方面：“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政策对其指导思想的困扰

共产党人在意识形态上历来将资产阶级视为既定的阶级敌人，而中国近现代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客观上却要求中共对资产阶级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尤其是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坚持一党独裁的姿态下，面对帝官封等共同的政治敌人，与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阶层为主体的“中间势力”及其政治代表民主党派进行联合，更成为中共的必要选择。这种客观实际要求与传统指导思想相矛盾的状况，自然成为困扰中共的一道难题。

中共成立之后在对资产阶级政策问题上即多有摇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层经过近二十年的探索实践，在抗战时期提出了对资产阶级应区别对待的政策和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中共几乎在整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里，坚持把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势力”看成是“人民”的一部分，强调“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2］（P1257）。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这种合作态度并付诸实践对坚信资产阶级是自己敌人的共产党人并非易事。内战爆发后，中共即逐步放弃了抗战时为争取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中间势力”而实行的“减租减息”方针，并开始在解放区实行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的政策。这种激烈的土地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刺激到城市中与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上的代表，如民主党派人士黄炎培曾对此表明态度：“我们对中共的土地改革在思想上是有抵触的。”［3］（P313）但中共没有因此而退让，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2］（P1252）并且，尽管1947年公开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中共领导下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北方一些根据地还是带起了一股冲击工商业资本家和小业主的浪潮，晋西北以及晋绥根据地将近一半的工商业者被以各种形式清算或没收财产。这种情况的发生，与中共领导人思想上排斥商业资本的倾向不无关系。［4］

解放战争中后期，一方面，基于社会现实下的统战需要和资本主义经济有利于新政权的考虑，中共继续贯彻其“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既定方针。毛泽东在1947年12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里明确指出：对于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到达的地方，对于这些阶级，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2］（P1254） 中共中央还明确指示，要保护城市工商业，不能把农村中清算地主之类的做法带到城市中去清算厂主、店主。［5］（P109）

另一方面，随着军事上的顺利进展，中共在占领区开始强化自己的阶级路线和政治领导，在政策理论层面上亦开始对资产阶级高度戒备。因为，民主革命结束之后，紧接着要提上日程的，是以反对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的社会革命。追求并实现这种既定的政治目标，决定了共产党人在思想上行动上不自觉地将资产阶级视为自己革命的下一个敌人。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即告诫全党：要对资产阶级保持清醒的头脑，从“暂时合作之日起，即要注意他的叛变”。［6］（P612）毛泽东亦指出：“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7］（P145-146）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两个务必”的提出，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提醒全党不要被资产阶级“糖衣裹着的炮弹”征服。在已占领的大中城市，许多长期受阶级斗争观点教育和实践训练的基层干部，也更多地依据阶级意识来开展工作，由此导致了多例针对民族资本家的过激行为。

从整体上加以分析，否认新民主主义革命里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作用，是片面的，也是不现实的。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共领导层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强调阶级立场的重要性，实际上更多的是体现了其一贯坚持的对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的政治原则。建国前夕，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高度，进一步为全党统一了认识：民族资产阶级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同路人、同盟军，两者之间不仅可以和平共处，而且可以一同进入社会主义。中共中央在起草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时，明确主张“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一道，在新中国拥有当家作主的地位，主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其他各种经济成份有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权利。［8］（P2-4、P7-10）毛泽东还强调要“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2］（P1437）。

中共经过一定时期的革命实践和略有波澜的适应过程，至建国前夕终于有效地解决了与民族资产阶级及民主党派的合作问题。从更深层意义上看，中共在政党传统理念与中国客观时势的矛盾冲突中找到了关键的契合点，简言之即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种探索、实践的过程，不但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更充分体现了中共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强大的适应性。

二、民主党派方面：政党指导思想的变动对其政治定位的影响

在抗战胜利后的一段时期，各民主党派不自觉地成为当时社会中“中间势力”的代表。许多中间人士期望在外国的支持和帮助下，经过改良的政治道路达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民主党派还反映出增强其政治影响的倾向，即：希望中共在军事上让些步，国民党在政治上让些步，由他们来收拾局面。然而，在实际政治斗争中，国民党强硬坚持一党专制，共产党政治态度也相对坚决。相形之下，这种“不左袒、不右倾”的中间路线的幻想显得尤为不切实际。

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虽一再强调其在国共之间不偏不倚的中立性、独立性立场，但国共关系一旦破裂，事实上，可供它们回旋的中立地盘几乎狭窄到无立锥之地。［9］民盟1947年底面对国民党的高压，曾宣布解散。周恩来对此指出：“民盟停止活动，有点遗憾。即便是策略，也使人民感到不可理解。”“这虽然是形式上取消，但对民盟在人民中间的影响是有损害的。”［10］(P152)

既然放弃政党的旗帜（哪怕只是暂时的）是不可理解的，考虑形势和未来需要并重新制定切实有效的政治目标就成为各民主党派迫切的任务。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各民主党派不得不承认 “至于独立的中间路线，从目前中国的现实环境看，更难行通”［11］(P395)。面对自身势力的相对弱小尤其是军事实力上一无凭借的态势，能否适应当时局势需要和历史发展方向，在政党指导思想上做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改变，成为摆在各民主党派前面的难题。在“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12］（P284）的形势下，这些党派中的先进人士，转而从中共的政治方略中为自己党派的政治方向引入新的理论血液，并对己党的指导思想作了一定程度上的扬弃，概括起来主要是“三个转变”：从坚持实现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模式转向期望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模式，从坚持议会式合法道路争取民主的方式转向主要倚靠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建立民主政府的方式，从坚持自身作为独立性的“在野党”地位转向致力于获得多党合作制度中的参政党地位。

作为以近代西方政党为范式建立起来的各民主党派，其内部对于保持和增强政党性是给予了极大重视的，有时甚至是过激的。因此，在各民主党派推动实现上述“三个转变”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波折。各民主党派组织成份十分复杂，“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一直包含到进步分子”，“其中政治倾向又从君主立宪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12］（P285）虽然国民党之前已经将右翼势力青年党、民社党从民主党派组织中分化出去，但面对政党指导思想的带有根本性的改变，各民主党派还是经历了艰难的抉择过程。这种强烈的政党意识变动与民主党派长期以来政治定位产生的冲突，在现实中也有所反映。比较突出的如1949年初，当美蒋抛出和谈阴谋、一些资产阶级右翼分子鼓吹妥协时，民主党派内的一些成员仍对美国政府和李宗仁等抱有幻想，期望通过和谈保留一部分国民党的力量，以巩固自己的中间派地位，或吸收国民党的残余力量，以壮大自己。有极少数人甚至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一起鼓吹“南北朝”、“隔江而治”［13］(P392)。对此，中共表明了坚定的政治立场。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明确指出，“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2］（P1378）中国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 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2］（P1375）。作为推动各民主党派政治上不断前进的积极力量，各党派内的进步分子，通过开展党内的批评、教育、斗争，很快扫除了“怀旧思想”的消极影响，避免了己党因任何承认反动统治之嫌而陷入政治上的被动，有力地巩固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在中共日渐确立军事以及政治上主动权的形势下，各民主党派内部先进分子做了大量积极有效的工作，加上中共在实际中显露的政治风度和合作诚意，民主党派在整体上逐步认可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以及中共的政治领导。在整个政治抉择的过程中，尽管经历了不少曲折和反复，各民主党派还是毅然顺应政治发展方向、针对客观实际作出了适应自身政党发展需要的重大改变，促成了延续至建国后的多党合作的局面。

从政党适应性的视角分析，建国前夕中共领导下多党共存合作的政党关系得以确立，很大程度上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在解放战争期间对客观时势作出必要和有效适应过程的结果。这种政党自身基于客观实际的强大适应性，也是建国初期以中共为主导的多党合作关系得以继续保持良性发展的内在动力。○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许涤新.风狂霜峭录［M］.北京：三联书店，1989.

［4］杨奎松.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J］.近代史研究，2006，(2)：1—25.

［5］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6］刘少奇传：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7］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9］袁小伦.“窑洞对”之后——黄炎培晚年三题［J］.书屋.2003，(10)：68—80.

［10］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1］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12］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3］姜华宣、王德夫.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稿［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 梅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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